古文字有大篆和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大篆是秦统一六国前所使用的文字。秦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改用小篆。汉代的隶书就是今文字了。

甲骨文

简介

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

甲骨文于1899年被古董商、金石学家、学者王懿荣所识别，盛行于殷商时期，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和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

现有发现

汉字的鼻祖——甲骨文(37张)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

　　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可参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人文、灾祸......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相关研究

甲骨文之父

　　首先对甲骨文

甲骨文

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学术研究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甲骨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发掘和研究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中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研究

甲骨文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命运

王懿荣

　　在发现甲骨文半年后，王懿荣在“庚子国难”奋勇御敌，后从容就死，以身殉国。据记载，他的自戕过程极其惨烈，先是吞金，未死；又服毒，仍未死；在受尽极端痛苦后，他挣扎着来到院中灰褐色的井边，投水而死。

刘鹗

　　再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人刘鹗，其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在购得王懿荣的甲骨后，刘鹗又搜集了几千片，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和《老残游记》同年出版），首次把甲骨上的卜辞公布于众。然而，命运还是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此前，在1900年庚子国难中，为了赈济饥民，他曾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京师官方谷仓）粟，“全活甚众”，按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不料，1908年，他却忽被以“擅散太仓粟”等罪名流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于1909年8月凄凉去世。

罗振玉

　　此后是罗振玉，同样是江苏人，还是刘鹗的儿女亲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振玉发现了刘鹗家中的甲骨文拓本，并意识到价值非凡。1908年，一位常卖甲骨商人酒后失言，罗振玉获悉，甲骨多见于河南安阳城西北一个叫小屯的村庄，这与《史记龟策列传》等记载的“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于蓍龟”和关于“殷墟”等的记载，以及刘鹗的论断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相合。此后，罗振玉收购了大量甲骨片，并实地到甲骨发掘现场查看。作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晚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之一，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考释出大量的单字，并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等。然而，其渊博学识并没有帮助他与时俱进，满清国破后，他投身日本傀儡溥仪“主政”的满洲国，担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于1940年5月 14日卒于辽宁旅顺，可谓晚节不保，令人叹惋。

王国维

　　1917年，王国维根据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发表了《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并根据甲骨文研究写出了《殷周制度论》，从而轰动了学术界。但令人至今颇感疑惑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

甲骨文受到的破坏

　　1．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2．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金文

金文的种类

　　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4]（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219年）。

殷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简，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金文的制造过程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

　　另外再用粘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

　　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

　　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将已溶化的铜注入。

　　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但是，怎样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此为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余部份。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后，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金文与甲骨文十分相似。

字体简介

《锺鼎铭文一则》窦中亮作品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籀文

概述

　　籀文（zhòuwén）

　　汉字的书体名称。籀文或「大篆」，春秋、战国间通行於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叫「籀书」，又称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正字，《说文解字》收录的籀文，可称为「《说文》籀文」。

石鼓文

概述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秦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改用小篆。汉代的隶书就是今文字了。

中国古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