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序、前言

　　序 



　　早在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剑拔弩张之际，晋文公还有点踌躇，其臣下就曾提到晋国的表里山河，用不着有所顾虑。后来晋平公还曾把国险作为晋国三不殆之一。这些都是论晋史者所熟知的往事。其所以被人称道，正是由于符合晋国的山川形势，特别是太行之西，王屋之北，更是如此。晋国和其东南的诸侯列国也曾动过干戈，主要重大战地却都在太行之东、王屋之南。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鞍之战，就都是在远离晋国之地进行的。齐桓公固曾登上太行，而且还西至卑耳山，可是在登太行时，却要束马悬车，旅途维艰。如果要进行战阵，看来还是不容易的。寝假至于战国，三家分晋，都城先后向外移徙，韩都南郑，魏都大梁，赵都邯郸，仿佛皆与表里山河无关。虽然如此，在这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表里山河之地也未能免除更多的兵争，秦赵长平之战就是最为巨大的一次。长平之战不仅是秦赵之间最为巨大的兵争，就在整个战国时期也是少有的大战。

　　

　　正是这样巨大的兵争，引起了其后历代学人的关注，特别是军事学家的重视，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可是这样一些研究成果却难得把这一次少有的大战具体情况源源本本说得详细清楚。为什么如此？其中最关重要的一点，乃是虽然关注和重视，却非亲临战地，从事实地考察的工作。虽然多费心力，只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如何能得到符合实际的效果？

　　

　　在这一方面，不佞还是略有体会的。70年代，不佞和几位学侣承皮定钧将军的雅命，从事陕西军事地理的研究。陕西也是历来多次发生战争的地区。有关的文献记载相当繁多，有的过于简略，难得具体，有的相互参差，未能一致。这就不能不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正由于实地考察，才能把事情廓清。这里有很多例证。可以略举两则，稍作说明。北宋时，与西夏为敌国，时有兵争，而以永乐城之战最为剧烈。这一战役，北宋自主帅以下损失20万人。永乐城何在？自来记载皆说是在米脂县西南，迄今舆周上米脂县西南尚有永乐村。不佞前往考察，路过米脂县，当地人士见告，现在永乐村就是以前的永乐城，路远难行，何必再事奔波。路确实难行，三数十里的途程，竟要更换三位引路人，才到了永乐村。永乐村是个小村，在一条沟壑口内，只有三户人家。　当年几十万人参预的兵争，不要说作战，就是排队站立，怎么站得下？后来南宋和金国也多次在秦岭南北争战。其中仙人关少战，赖吴蚧、吴磷兄弟力，才保障巴蜀不至于沦陷。仙人关何在？说者不一。其实就在陕南略阳县宝成铁路白水江车站东北嘉陵江西岸。当地方志和《宋史》所记载的相符合，而月还有当时为安丙所立的生祠碑。安丙即继吴蚧兄弟之后，镇抚当地的统帅。此碑久埋土中，修建宝成铁路时掘出，弃置路侧。这就使仙人关所在地得到确实的证据。如果当时不去实地考察，这样的疑案是难于解决的。

　　

　　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从事山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和山西历史地图的编绘已有多年。他们不仅勤于翻检文献记载，还不顾艰辛从事实地考察，黄河之东，太行山西，汾河上下，长城侧畔，无不有其足迹。这样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不佞多年以来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地理学较为有效的方法，很得到谭季龙（其骧）先生的称道。靳生禾和谢鸿喜两先生能踵而行之，我是十分欣愉的，特别是对于春秋时期秦晋两国战于羁马的战场所在地的考察，具见功力，宜其受到国内外学人的称道。羁马之战为秦晋两国之间较为重要的战争，论其规模虽不能和长平之战相比拟，战地也久未确定。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先生在探索羁马之战战地的基础上，进而探索长平之战的战地，自然是游刃有余。羁马位于黄河和中条山之间，行军道路具体明确。长平在上党，土党是山地，这就难得和羁马相似了。上党东距赵国邯郸百有余里，东阳的道路其时已经成为大道，赵国军力的行进应该没有多大的困难。可是由秦国去到长平就不那么容易。齐桓公登太行，至卑耳山。卑耳山据说在今山西平陆县，应该是通过上党的道路最早的记载。可是具体的路程经过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提到过。靳、谢两位先生考究出来：当时秦国的进军路线，是由咸阳至侯马，再东逾乌岭进入战区。侯马就是原来晋国的新田，其东为翼，今为翼城县。为晋国的故都。再东为今沁水县，那时为端氏。韩赵魏三分晋国时，曾令晋侯居于端氏，则其间都应有道路。至于端氏以东，就是有道路也不会是康庄大道。春秋时期这里东西大道经过铜鞮，由铜鞮再至潞氏。然后东越太行山，由端氏东行的道路可能是后辟的。现在这里虽已修筑公路，山间崎岖，翻沟过梁，仍非坦途。秦军数十万人马通过这样的道路，可能有相当的困难。有困难还要进军，显示出秦国进行这次战争的决心。

　　

　　靳、谢两位对于长平之战的探索，不仅确定其时战地的所在，还寻得战前驻军的山岭。据其所探索，赵国指挥中心设在七佛山、韩王山，并在空仓岭、丹河东岸建有沿山壁垒。这确是难得的收获。不佞曾经到过不少前代的战地，其具体驻军的所在就不易一一备举。三国初年，诸葛亮曾六次出兵伐魏，中间两度驻军祁山，最后屯于五丈原。不佞亦曾两次赴祁山探索，祁山依旧高耸，他无所见。也曾数次登上五丈原。五丈原仍然宽敞，仅有后世为纪念诸葛亮所建的祠庙。祁山周围为陇上产麦地区，诸葛亮出师远征，无暇多在其地徘徊，故无遗迹可寻。诸葛亮驻军五丈原时，分兵屯兵，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河滨居民之间，可是岁月推移，当年遗迹亦皆了无可睹。长平之战历时较久，其初廉颇与秦相持也已数载。较之诸葛亮两处驻军，为时更较长久。两军如何对垒相持，与战争胜败结局，不能说了无关系。靳、谢两位不仅找到了赵军所建壁垒的旧址，也找到设在沁水王壁的旧址及其与赵军相持的阵线，这当然有助于对长平之战的了解，也是战地实地考察的重要收获。

　　

　　还应该称道的是在实地考察发现了白起坑杀赵卒的地点。战争结束之时，胜者坑杀败者的士卒，实为人世最为残酷的暴行，在战国时期并非仅见。就在诸侯灭秦时，项羽还曾坑秦降卒20万于新安。这样的坑杀，在事后不会为之起坟立墓。故垒历经风雨飘凌，多已难知其处，坑卒的地方原来就无标志，岂能再事寻求。即令偶有所得，亦不易追求其殉难的经过，犹忆50年代不佞在西安西南郊外鱼化寨考察时，于断崖间挖掘出高逾丈余重叠积累的白骨堆，白骨之间并无杂土，纵横杂列，阴森无比。鱼化寨在汉长安城之南，唐长安城之西，当地无有关战争的文献记载，已难知其间的曲折。靳、谢两位既已发现白起坑杀赵卒的地点，当可昭告世人当时战争的残酷景观。

　　

　　不佞亦籍隶山西，于乡邦史事故实乐于闻知。虽远居他万，于桑梓旧地仍不时前往盘桓，亦曾上五台、登恒山，往来于吕梁、勾注之间，足迹所未至者厥为上党。数年前曾长途跋涉，一览黄河入海之口。归来途中，特绕道北行，入东阳关，越太行山，了此多年心愿。既至上党，就不能不至高平，探询当年长平之战的战地。由于行色匆匆，未能多事稽留，仅能瞻望山川，历数原隰，当地父老亦曾为之详叙所知，实际上只是走马观花，难得具体。今读靳 谢两位的鸿著，为之欣悦无比。略述所见所闻，聊当序言。

　　

　　 　　　　　　　　　　　　　　　　　　　　　　　　史念海 

前　言 



　　战国秦赵长平之战，是几千年中国古代史上规模首屈一指的战役，是由春秋、战国五百年列国林立、割据混战，过渡到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决定性战役，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役为战国末叶秦、赵两强在政治力、经济力和军力上的全方位决战，双方成败得失——朝廷之庙算、统帅之运筹帏幄、地理形势之遴选取舍……都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倘加以系统地全面地钩沉和总结，自既富有历史意义，亦甚有现实意义。

　　

　　今日传世记载长平之战的早期文献，其详悉首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形成的集中记载此役之原始文献，经过“秦火”，除了秦国内府文献较多幸存下来——诚然又经过秦末项羽焚烧秦宫实属余烬——列国文献已湮灭殆尽。其余若《战国策》、先秦诸子之属，则不过旁涉附出之一鳞半爪而已。就《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而言，则又详于人物情节，而双方运动、战场格局鲜见，即偶有所及，亦过于扑朔迷离。自是之后，关注长平之战者，诚代有其人，惟其论述，一般属就事论事，严格说来谈不上研究。晚近以还，学界迭有就此役做进一步研究者，其中论著自不乏勤力之作，然或陷于从文献到文献，终难突破陈陈相因之局；或囿于当地方志甚或故老传闻，以至流于神奇失真。由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依然原地徘徊，乃至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上述之诸研究，虽费多大之努力，问题之所以难得其解者，症结大率有二：其一，对于如此历史大题材而又偏偏缺乏确切记载的问题，疏于详细地占有材料，其研究多是陷于零星的片面的，而不是系统的全面的；其二，对于如此直径逾百千米的偌大古战场，却疏于现场踏勘，而止于就既有文献做文章，毕竟难得实质性突破。笔者感于此，在尽可能研寻有关文献和晚近撰述基础上，年来在高平市委、市府以及相关的沁水、晋城等县市鼎力支持帮助下，反复深入长平古战场，作了野外考察。所至必身履目验，核以踏勘，乃至往还者再三，由是多所前此所未知见，再纵横耙梳，综合分析，终于窥见当年战场格局——双方具体运动和战守端睨。是以此书之撰，期以为日后博雅诸君进一步研寻提供一相当之基础。诚如是，面对长平之战若此历史大题材，自知阅历所限，足履犹多当达未达；决疑断案，更难免管窥谬失。凡此种种，尚望师友和读者不吝教正。

　　

　　从就长平之战考察伊始，直至此书成书，始终得到高平市委、市府领导鼎力支持和关注，史念海教授、高平市委徐治业书记和李小旺市长慨为之序，高平文博馆常四龙先生提供部分珍贵照片，山西省地图编辑部杨剑英、王雅茹先生相助清绘地图，山西人民出版社俯允印行，皆足铭感，均借此申谢。

　　

　　 靳生禾　谢鸿喜谨识 1997年4月于山西大学

长平之战：一、 长平之战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古代史上，经过春秋五霸肇于前，战国七雄踵于后的几百年割据兼并，至战国后叶，出现了天下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天下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成为时代的要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最高表现形态。这就决定了此时此间列国的角逐，自觉不自觉地愈来愈呈现出统一战争的性质。至若其中强国之战，这种性质则更如火如荼。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诈自为使者入秦”（《史记·赵世家》）作军事相定，前271年范睢说秦昭襄王推行“远交近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都是长平之战前这方面的典型事件。

　　

　　当是时，列国具有统一实力者，首推关中经过两次商鞅变法日益强盛的秦，其次是山东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盛极一时的赵。就秦赵两强言，秦商鞅变法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深入的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要是军事领域的改革，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改革显得薄弱。后来商鞅个人尽管被守旧派所杀身亡，其变法却照样推行下去而发扬光大；赵武灵王在沙丘宫廷政变困死台城后，其军事改革就销声匿迹了。这是秦优于赵之处，从公元前262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历时三年是史学界传统说法，晚近又有持续只有六个月之说。其实是以从韩上党降赵，秦遂攻赵始，经三年相峙，最后是几个月的白热化决战），战场没有选在靠近秦都咸阳的军事重地关河地带，而是选在上党——形同赵都邯郸的畿辅地区长平，正说明秦是主动的咄咄逼人的攻方，赵是被动的无可选择的守方。

　　

　　战国后叶，秦经过商鞅变法，整体国力和军力，在列国中的优势日渐明显。其兼并战争进程，亦日益加快，特别是魏人政治家范睢西入秦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以来，首当其冲，矛头直指三晋。公元前262年，秦伐韩，拔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与以都城南郑(今河南新郑)为中心的韩本土的联系。由是孤悬的韩上党郡无力抗秦而降赵，赵受韩上党，发重兵进驻战略重镇长平(今山西高平)拒秦，秦则派大军进攻长平。秦、赵两强都倾国以决的长平之战就爆发了。初战，赵军迭有小却，先头部队伤亡少数将校，陷落了一些前沿阵地，反映了赵军总体实力不敌秦军。主将廉颇针对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和敌远道而来我则以逸待劳的野战实际，遂取占据有利地形，坚壁固守，以图相机后发制敌之策。从是后赵军再无失亡记载看，廉颇的战策显然有效地遏止了秦军攻势。是以秦赵相峙三载，不分胜负。有迹象表明，战局的天平开始向利于赵而厄于秦的方向倾斜。秦无奈阴谋行反间，以孝成王为首的赵廷以徒有名将之子虚名而无实战经验的赵括代廉颇。括挂帅伊始，则一反前此廉颇战略战术，易置军吏，下令全线突击，结果前陷重围，后断粮道。 战局形势急遽恶化，以英勇能战驰名列国的赵军虽经喋血拼搏，杀伤强秦过半，却终不得突围，直至赵括赤膊上阵被射杀后全军降秦，而数十万赵卒除幼小者240人被放还外，悉为秦将白起设诈坑杀了。

　　

　　长平之役，赵参战兵力为45万（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赵世家》则记载赵“卒四十余万皆坑之”，与此雷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刊行魏汝霖先生《中国历代名将及其用兵思想》提到两组数字，称“赵军约三十万众，合上党军民共约四十余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张文达、维民先生《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传略·白起》则称“廉颇带领的驰援上党的二十万赵军”云云，均未见所本），这是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秦参战兵力史无确切记载。长平之役后，继白起而起的秦名将王翦伐楚之时，“将兵六十万”（《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此中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时秦足有一次至少集结训练有素的兵力60万的能力；二是战国末叶六国中国力军力以赵最强，秦伐二等强国楚尚且动员兵力60万，而同唯一的一等强国赵倾国决战，不难想见当动员多少兵力。三国魏人何晏尝云：“长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转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集解），反映了战国后叶各国战时特别是大战决战时的一般情况。何氏之世上距当时未远，诚亦属后人述前事，惟既重重包围以能战著称列国的赵军45万，据当时战争“十围五攻”（《孙子，谋攻》）常例，自“当几倍于赵”（(明)周一梧《论白起营垒》，乾隆《高平县志》卷二十），至少亦当双倍于赵达百万左右，否则包围赵军是不可能的。这些分析，其实与战后白起亲自所说经过是役“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是吻合的，并由此知长平之战中秦亦战死不下四五十万。至若最后总包围赵军，即秦昭襄王亲赶赴河内发年15以上悉诣长平之时，秦投入战争的人数就更非止百万了。

　　

　　长平之战作为秦赵两强倾国以决之战，赵参战兵力45万史有明文，尽管晚近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怀疑当时赵能以45万人投入此役或白起杀降能达到40万之众，却都尚未提出足资否定上古文献记载的确切理据。若或以为长平(今高平西北)地形险狭，容不下几十万人迂回腾挪；或以为省冤谷(今高平西谷口村)一处小地方坑杀40万战俘绝难实施云云。前者系出于对长平古战场——今高平丹河两岸地理形势失于熟悉，其实当地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发育良好的各种复杂地形，固属古代进行野战乃至大规模歼灭战的理想所在；后者则囿于古人追求故事性的误己，其实当年白起大规模杀降，只能是对放下武器后的赵俘于漫山遍野间就地大屠杀。前代有宋运判马城曾于高平西北“以左右前后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金王庭直《省冤谷记》，雍正《泽州府志》卷四五）；1995年出土的长平之战白起杀降尸骨坑之一，地当高平北亦谷门北7千米之永禄村西北800米被称作“后沟”的地方，坑呈不规则长方形，北壁长9．4米，深0.3米，尸骨百余具。类似的尸骨坑在永禄周围已发现10余处。这都足资说明白起杀降绝非限于谷口一地。

　　

　　长平之战结果，赵军固全军覆没，秦亦死亡过半，即双方死亡百万左右。是役成为春秋战国时代一次持续最久、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诚如古人论及东周500年的战争时，唯推晋阳、长平两役，所谓“晋阳之围，悬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漂卤”（《帝王世纪》）。这场战争由于秦取得全胜，由其统一的形势已成不可逆转，从此急转直下。长平之役，标志着以列国林立、兼并战争频仍为时代特征的战国一代行将终结，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就要临降了。从此说来，长平之战是一场地道的划时代战争。此役秦胜于赵，后来中国历史依次发展如此；倘若当年以赵孝成王为首的赵廷，于此役之始所取战略方针得当有力，此役后期头脑清醒无战略失误，则赵胜于秦以至由赵统一，是固属可能的，如此，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自当完全是另一种面貌。从此看来，长平之战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走向的于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一场战争。

　　

　　长平一役，为战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史上最大的战争，不啻有着列国中最主要国家最高决策层战略成败得失值得研究，犹集中了战国一代最优秀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若廉颇、白起等将领的参与，包含着这群千古名将指挥如神的运筹帏幄，是以凝聚着中国古代悠久的发达的军事科学理论和实践，都是需要深入检讨总结的。如是我国先民以此等巨大牺牲为代价形成之无与伦比的军事文化，自亦颇值得认真回味之，考察之，总结之。■

长平之战：二、 文献所见之长平之战

　　当时形成的列国文献，多毁于秦火，传世的有关记载长平之战的上古早期文献，首推《史记》，次为《战国策》。其中又以《史记》的《白起王翦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最为详实，次为《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史记·赵世家》，又次为《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新序·善谋》、《史记·田完世家》。《史记·秦本纪》、《韩世家》则以大事记体行文，略事梗概。《战国策·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魏策四·长平之役》、《齐策二·秦攻赵长平》、《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秦策三·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等，或限于列国有关幕后外交(纵横)活动，或战后君臣间抑策士游说中有关得失论证。至若《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所谓“白起……越韩、魏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韩非子·显学篇》提到“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马服，赵括，括袭父爵之谓），《吕氏春秋·应言篇》有“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缺字当为“匮”乏”之属），《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谓“(昭襄王)四十七年攻长平”等等，诚属个别旁涉，惟亦见是役在战国当时士民中影响之深。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前262)，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日：“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日：“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日：“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七年(前260)，秦使左庶长王 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问，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 



　　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 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于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日：“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四十八年(前259)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 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日：“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日：“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日：“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日：“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日：“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长平之战，有补于《白起王翦列传》者凡二：一是有关赵括其人，蔺相如谓“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括母说，括父赵奢当年尝言“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更云奢为将之时，幕有以师事者十数，以友事者百数，凡国家勋赏，悉数散发士卒同僚，一俟受令出征，夙兴夜寐，盖不问家事；而括一旦为将，即目中无人，不可一世，朝廷赏赐，一概带回自家，一天注意的就是购置上好田宅。二是有关赵括临战的作法，所谓“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

　　

　　《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有关长平之战的记载，有补于上述者凡二：一是韩桓惠王答应割让上党郡予秦后，尝遣韩阳传谕上党守靳 执行，而超却誓死不降秦，所谓“臣请悉发守以应(战)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王乃遣冯亭代靳 。二是对赵廷在论辩是否接受冯亭献地问题上记载独详：赵王喜，召平原君（当为“平阳君”）而告之日：“……今冯亭令使者以(上党)与寡人，何如?”赵豹对日：“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日：“人怀吾义，何谓无故乎?”对日：“秦蚕食韩氏之地，中绝不令相通，故自以坐受上党也。且夫韩之所以内赵者，欲嫁其祸也。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谓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王大怒日：“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年历岁，未见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十七)，何故不为?”赵豹出。王召赵胜、赵禹……，二人对日：“用兵逾年，未见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赵胜往受地。

　　

　　《史记·赵世家》相关记载与此参差相仿，当祖于《战国策》。

　　

　　《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记载又有补于上述者，是廉颇初战失利而屡遭失亡后，赵廷尝有“纵横”之争及其活动；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日：“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卷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日：“无益也，不如发重使而为媾。”虞卿日：“夫言媾者，以为不媾者军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其不邪?”王日：“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虞卿日：“王聊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入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日：“寡人使平阳君媾秦，秦已内郑朱矣，子以为奚如?”虞卿日：“王必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赵之贵人也，而入于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赵卒不得媾，军果大败。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有关记载，则悉祖于《策》文，而《新序》或祖于《策》文或祖于《史记》。《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括拒秦，战死于长平。”

　　

　　《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记载：秦攻赵长平，齐、楚救之。秦计日：“齐、楚救赵，亲，则将退兵；不亲，则且遂攻之。”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苏秦谓齐王日：“不如听之，以却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燕之计过矣。且赵之于燕、齐，隐蔽也，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

　　

　　《史记·田完世家》记载雷同，当祖于《策》文，惟“苏秦”为“周子”（适时苏秦死已久，当为周子），而“齐、燕”皆作“齐、楚”，又齐王终不听，秦则破赵于长平。《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谓“(秦)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是唯一直接披露秦对赵行反间盖出于范睢阴谋的文献。《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引白起语，独有战后显示出的战争创伤及其医治创伤的情景：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

　　

　　综上所述，记载长平之战的早期文献大较如是。中古以来，讽喻赵孝成王易将而赵括误军，以及凭吊被坑杀赵俘而即景献欷的诗赋姑不论，单就文献史料言，魏晋之时，何晏著书抨击白起大规模屠降，亦披露个别值得注意的资料：“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长乎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秦王又亲自赐民爵于河内。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者……” (转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集解)其中所云“长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为前此文献之所独出。这个时期，逾出传世。

　　

　　上古文献者，还有方志《上党记》、《风土记》等。据《上党记》记载：“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崔嵬桀起，今仍号之曰‘白起台’。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 (《上党记》久佚，转引自《水经。沁水注》)晋周处《风土记》记载：“秦赵战于长平，赵军败退，秦将白起逐至此，因名武讫岭(今高乎西北与长子界丹朱岭上长平关)。” (《风土记》久佚，转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五四、《说郛》六十)此类方志发挥地方文献优势，于当年主战场的地理方位、范围和秦赵两军对峙态势、战守的记载，显然又比上述群籍具体、确切得多。后来司马光修《通鉴》，则不外网罗上述载籍，统筹之而取长补短、择真矫妄。其精则精矣，惟于是役终无新意发明。■

长平之战：三、 晚近研究长平之战的撰述

　　晚近以来，直接论述长平之战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在本世纪40年代才开始而陆续发展起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于《七国兴亡》节，除了就前述诸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作出极简要概括外，更将是役置于整个历史之中加以论述，即涉及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之前因后果。前者为秦推行“远交而近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直指三晋，各个击破之产物；后者为终于从根本上战胜关东最后的强国赵，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六国迅速瓦解，秦的统一行将来临了。继有杨宽著《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相继刊行，皆详于范书，论述则差相参差。1981年，北京出版社有《中国历代史话·春秋战国史话》行世，又详于诸书，行文通俗生动，论述亦大体仿佛。

　　

　　1972年，台湾三军大学有《中国历代战争史》之著（转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翻印发行本），于第二册秦昭襄王之扩张战五《长平会战》节，首先论述了战争起因，是秦国自前后两次奇袭赵要塞阏与失败后，认识到在地缘上超越韩、魏以攻赵是行不通的，更接受了范睢“远交近攻”之策，遂先攻韩、魏尔后蚕食齐、赵，爰有长平之战；其次进一步指出是时秦已占有魏的安邑(今夏县西北)、新垣(今垣曲东南)、曲阳(今河南济源西)、南阳(今济源迤修武一带)、轵邑(今济源南)，欲由此地区攻赵，必须先略取韩之上党云云。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刊行武汉部队司令部军事资料研究组《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于《秦赵长平大战》篇，认为是役秦方倾国出动，在军事上反映了当时战争中对集中兵力这一重要军事原则的认识和运用，有了飞跃的提高，并创造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大规模歼灭战的范例；秦之所以大获全胜，除了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般优势外，还在于巧妙地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军事斗争有机地揉为一体。

　　

　　其所附《秦赵长平之战示意图》，赵进军路线为邯郸——长平——泫氏(高平)——长平；秦进军路线则有南北两线，北线为安邑(夏县西北)——南阳——野王(沁阳)——泫氏(高平)——长平，南线为宜阳——缑氏(偃师)——荥阳——长平。198]年，中华书局刊行了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不仅指出秦之大胜出于在列国中封建制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雄厚，成功地运用了“远交近攻”策略和离间瓦解敌军、避实就虚的战法；还论证了赵方失败在于赵卫策略上贪利受地与不搞合纵，在军事上对敌强我弱态势缺乏认识，以至以赵括的盲日出击取代廉颇的坚壁疲敌。

　　

　　从不同视角对长平之战进行专题研究者，张颔先生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著文《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认为研究长平之战，不应像某些旧史家若何晏、司马光、王守仁那样，只单纯地从秦坑赵俘考虑善恶得失，其实这一点不过只宜作为处理俘虏的一种方法看待，惨则惨矣，亦自有其客观因素；重要的在于着眼秦国赢得这次战役的整个因素，即“当时的秦国已经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富强先进的国家，无论经济上、社会制度上、军事上以及作风上，都有它取得战争胜利终于统一六国的内在因素”。作者除了扼要指出秦之胜，还有白起佯败而纵奇兵、绝粮道的经验，赵之败有贪大利而坐受上党的教训等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探讨外，着重就50年代出土的与是役有关的文物和相沿地名，作了尽可能地汇集和论述，可谓一项新的很有意义的基础研究。

　　

　　张景贤先生在《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1983年第1l期先后著文《长平之战时间考辨》、《长平之战时间再辨》；杨宽先生在《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1983年第11期先后著文《关于长平之战的时间》、《再谈长平之战的时间》。二者都是特地就是役持续时间进行论证。前者对史学界长平之战历时三年的传统说法作出考辨，认为长平之战作为一次战争，“应该从秦、赵双方军队在长平开始接战作为战争的爆发，到分出胜负停止军事冲突而告结束”为战争持续时间，依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史记·赵世家》等史料，是役实际上由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四月至九月，仅历时六个月，而历时三年之说系把在此之前的由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秦韩一秦赵上党之战也合计于长平之战的范围之内，亦即将上党之战和长平之战两役混为一谈了。后者则佐以《吕氏春秋·应言篇》“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口”等的记载，认为是役应从《史记·秦本纪》所说“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计起，即“上党降赵，秦因攻赵”，长平之战事实上已经爆发，而两军经历数载“相距”小打，终成短期大规模决战；长平之战六个月之说，系论者惑于《史记·秦本纪》为了行文方便把历时三年的长平之战都记在战胜之年而形成的误解。

　　

　　宋裕先生在《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著文《白起坑赵卒有“四十万”吗》，又于《河北学刊》1990年第6期著文《长平之战的真象》。两文通过当时赵国可能有的人丁总数以及可能征发长平的兵力的一般考证推理，认为所谓白起坑赵：卒“四十万”是夸大之辞；而从白起敢于用仅25000人去绝赵军后路、堵截援兵，以5000骑可分割穿插赵军中路看，赵军“四十万”是不可能的；是役前期廉颇拒王92屡败而改取守势，只能以赵兵力薄弱解释；又赵军几经突围不成，赵括赤膊上阵以至身亡，说明于时赵兵所剩已不多，“长平之战不过是一般的大战”。邵服民先生在《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著文《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兵力质疑》，亦认为秦“斩首虏四十五万”是可疑的；指出秦军是为攻韩薄弱地区上党而来，并非来打一场歼敌数十万人的会战，赵亦不会为此一役发空国之兵；赵军被分割为二，不能迂回腾挪，说明地形险要而狭小，实地考察省冤谷(谷口)虽比《寰宇记》所称“六十步”略大一些，但在此坑杀40万众绝难实施，“白起或未有杀降，……或杀降数目距四十万人相去甚远”。

　　

　　石泉教授在《赵国历史文化论丛》著文《秦赵长平之战与邯郸保卫战的历史教益》，有关是役部分除了把战场具体到今高平丹河西岸外，着重就以下问题作了论证：当初赵接纳韩上党在战略上得策抑或失策?上党高地客观上是邯郸四部战略屏障，与其听任秦占领后居高临下攻击邯郸，不如赵率先占有这个战略要地据以防卫邯郸，是以接纳上党本非失策，长平惨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赵王惑于华而不实，妄听反间，以唯有刚愎自用而无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久经经沙场、持重富谋的名将廉颇为统帅，招致误军误国，教训是惨痛的；赵括逞强贪功，一俟拜将，“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削弱了士气和战力，破坏了指挥系统，更盲目倾巢出击，陷于被包抄、分割，更粮断、援绝，战力丧失，士气瓦解，直至全军崩溃；白起杀降属于严重的历史性罪过，说明这位优秀军事家，在政治上却是毫无战略眼光的蠢人，其作为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统一。

　　

　　李民先生等在《赵国历史文化论丛》著文《纵横战争与长平、邯郸两役的成败》，从当时整个纵横战争的视角观察分析长平之战，认为于时秦国与东方六国的矛盾最为尖锐，时其连横战争不利；但由于秦行“远交近攻”，取得了连横战争的主动权。赵国尚有实力，只要六国一致抗秦，总体力量乃大于秦，固可赢得合纵战争；但由于赵战前在东方扩张，战时亦不能坚定抗秦，以至与秦媾和，导致东方各国作壁上观，“其他东方国家若能派兵相救，或袭击秦军后方，断其粮道，或供应赵国军粮，长平之战的结局决不会如此!虽然长平之战成败的具体因素很多，但那均是纵横战争风云的星星点点”，长平、邯郸两役截然不同的结局可证，应该科学地估价合纵抗秦的历意义。

　　

　　褚良才先生在《先秦军事研究》著文《白起的军事艺术》，认为白起“是战国诸多名将中唯一一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将军”，由于长平大规模杀降而为一些史家所不齿。文章认为，长平之战中，白起从廉颇坚壁固守被撤职，推知赵括必大举进攻，可谓“料敌详审，心战为上”，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因应对策；避免与赵40万大军无把握地作整体混战，而以奇兵对敌分割、绝粮、断援制胜；决战前阴为上将军而以运筹稳操胜券，战前先下南阳、野王而致会战中韩、魏难以为援，防守时静如山岳而进攻时动如江河，是为“一稳二准三狠”。作者主张对白起进行历史的客观评价，加强其军事实践艺术的研究与镜鉴。

　　

　　郭一峰、张广善先生在《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发表《高平县出土“宁寿令戟”考》，就1986年高平县铺上村出土，的战国青铜兵器“宁寿令戟”，首先对其形制和铭文作了详尽披露(附宁寿令戟、宁寿令戟铭文照片)后，依次探讨其国别年代及铸造地点、中山国冶铸业情况分析、兵器刻辞辞例新发现、与长平之战相关的问题等。作者着重指出，“宁寿令戟”出土地点正当秦赵长平之战古战场的中心部位，其形制属战国兵器；其铭文“十六年宁寿令余悬，上库芾(工币合文，工师)卓进、工固执齐”，进而论证了此战国旧物属赵兵器，系铸造于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之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镇)，由赵灵寿令余 监造、工师卓送主管、工固执齐制造；最后强调“宁寿令戟”的出土，“是关于长平之战的一件重要实物例证的发现”，对长平之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在《文物》1996年第6期发布《长平之战遗址永禄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就1995年冬季对高平市北7千米永禄村一带一—近年陆续发现的10余处长平之战遗址尸骨坑之一——永禄l号尸骨坑，所作抢救性发掘，依次对尸骨坑的地貌地层、出土文物、入骨观察等提出具体报告，是为从考古学的视角，集中对当年白起杀降的实施方式——多属先击杀致死而后乱葬掩埋，作了足资征信的论证，并附有出土尸骨和赵国刀币照片。

　　

　　常四龙先生在《沧桑》1996年第4期著文《秦坑在何处——长平之战永禄村尸骨坑的发掘与探讨》，由唐玄宗早年作潞王时在当今高平西北2．5千米谷口始修骷髅庙，以祀长平之战中为白起坑杀40万赵卒写起，通过出土于高平永禄1号尸骨坑的尸骨及遗物，论证了白起坑赵卒40万于谷口之说是不实的，而“从高平城往北，到永禄一带，包括王报、寺庄、箭头、围城等地，东西两山之间的丹河谷地，应是当年长平之战的主要战场，也是赵卒投降的地方，因此也应是白起坑杀赵卒的地方”。 ■

长平之战：四、长平之战的成败得失

　　长平之役，作为战国后叶秦赵两强倾国以决之战，既有以两国国君秦昭襄王和赵孝成王为首的最高决策层的全部庙算，更有一代最卓越的军事将领廉颇、白起之辈的全力运筹帏幄。晚近史学界有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即秦经过商鞅两次变法，于列国之中率先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代表，先进富强而朝气蓬勃，是以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占尽优势的国家，战胜相对落后弱小的国家，是必然的。

　　

　　诚然，这种认识一般说固无可厚非，以至如果说到是役胜负的远因，则赵方之败自非偶然：早在春秋战国间，天下统一日益成为时代要求时，它的先人们却搞了三家分晋，把一个位居中原腹地、制度先进、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而最有希望统一的晋肢解了，岂非大大削弱了国力；后来稍迟于秦商鞅变法的赵武灵王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又把重新崛起的赵推向鼎盛，而正当武灵王着手准备由河套南下图秦而统一中原时，惜乎又出于他本人制造的“王章于代”，所谓“欲两王之”（《 史记·赵世家》），实质上无异再次分裂赵，如此违反时代潮流而除了他本人谁也不能接受的举措，终于酿成赵廷内讧，再次削弱了国力，使赵又从国势的顶峰跌落下来。这都不能不对后来长平之役起到间接的制约作用。

　　

　　然而，唯物史观并不赞成把本来像万花筒般的历史现象看得简单化，相反，主张对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作具体分析。从此出发，我们认为不宜将如此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内涵宏富的长平之战，省心地以某种公式“一言以蔽之”。于此不妨看一看，直至公元前270——前269年，赵尚能在阏与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大破秦军；本役前期廉颇犹于长平与秦相峙三年不分胜负，以至战局的天平愈来愈向有利于赵倾斜就明白了。其实，此役无论秦、赵决策层的庙算，抑或主将廉、王(龅)、白、赵(括)的运筹，则都更有着头等值得总结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生动的军事理论和实践。

　　

　　诸如：当初赵应不应该接受韩上党守献地？以秦昭襄王为首的秦廷从连横战略特别是推行相国范睢“远交近攻”出发，在先期占领魏的河东部分地区基础上，连年攻取了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南阳、野王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韩、魏只有招架而全无还手余地了。自从秦攻韩上党，主攻方向就已开始直指赵都邯郸了，此可谓洞若观火。倘若秦再占据韩上党，则可形成由北、南、西三面夹击邯郸的态势，特别是上党地势高拔，向为邯郸西方天然屏障，秦有上党近乎解除邯郸城防。秦之攻上党，从其总的连横战略说，旨在为彻底战胜六国中最具实力的对手赵，作最后的准备，这是十分自然的。唯其如此，则赵国接受韩上党以至发兵进据战略要冲长平，更是关东国家合纵战略特别是赵国抗秦之必然选择，本属不错，因为听任秦占领上党后居高临下直攻邯郸，远不如赵先占据上党有利地势后御秦——积极地战略防御得策，何况从于时赵尚能在邯郸地区集结40余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廉颇率军在长平与秦军相峙三年无胜负看，赵接受和保卫上党亦具有实力。一言以蔽之，此盖属在战国后叶列国角逐中赵之战略需要所使然。前代史家多从一般社会学视角，就事论事而孤立地看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以至得出所谓冯亭献地不过“欲嫁其祸于赵”，而赵则贪“无故之利”招致祸难的结论。

　　

　　首先，太史公诚率先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史记·淮阴侯列传》）之说，结果自亦不能超脱此限。他即评论赵受上党得失所谓严原君未睹大体，利令智昏，“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赞）云云。后世史家，先入为主，多沿袭此论。此可以南宋学者鲍彪最具代表性，所谓“平阳嫁祸之言，岂不易晓!而孝成怒之，昏于利也。(赵)胜、(赵)禹入而顺旨，以济其欲，不几于一言而丧邦欤?” （《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注）及至晚近，亦仍有以赵之惨败原因首推“贪利受地”者（张习孔先生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战役》，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洪峻先生等主编《中外著名战争实录·长平之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其实，这种形似颇有理据之说，显得唯见现象，未及实质。三国蜀汉名儒谯周有云：“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将之咎，何怨平原受冯亭哉?” （《古史考》，原书佚，转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又《平津馆丛书·乙集》）元胡三省则说，“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 （《资治通鉴》卷五胡注）。胡氏除了不当将长平惨败的责任一味加于赵括一人外，说得可谓一语中的。

　　

　　长平决战，秦何以大获全胜，而赵又何以全军覆没?从双方庙算看：

　　

　　其一，秦无论战前战时，连横战略及至后来“远交近攻”，都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二的，尽管从策略计，一定时期敌友或有变换，但战略目标从未有任何动摇。赵之合纵战略则出于权益，是不确定的，时纵时横，纵横捭阖，朝秦暮楚，敌友相消，脆而不坚（诚然稍后的秦赵邯郸之役之因应侯、白起有隙而影响秦的连横和“远交近攻”一度摇摆，相反赵却合纵不移，唯其如此，邯郸之役则相反地恰恰以赵胜秦败而告终，只不过大势已去，时局已不可逆转罢了）。 



　　其二，长平之役始末，秦君臣一直是夙兴夜寐，全力以赴，密切注视和把握戎机，上下前后协同，诸如王龁久攻不下而昭襄王、应侯即行反间于赵；俟赵以赵括代将而秦即拜白起为主将以针锋相对；一旦白起遮绝赵粮道，昭襄王即亲赴河内发年15以上民悉诣长平行总包围。赵国则不然，尽管接受韩上党符合赵的战略根本利益，孝成王对此并未能自觉地从战略高度看待，自亦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占据上党的战略优势，而是耽于受益得意，全然忽视了行将降临的强秦倾国来攻的严重局面；既受地，除了派遣廉颇率领一支部队进驻长平备秦外，而沉醉于飞来之利，妄作高枕无忧，没有抓住时机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如秦之法进行全国战前总动员以备秦，这是赵在此役中之最大失误。自古“骄兵必败”，何况敌强我弱之国！ 



　　其三，秦国君臣从连横和“远交近攻”战略出发，在集中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将政治、外交和军事几条战线有机结合起来，以收相辅相成之功，其中特别是密切注视诸侯之间的动态动向，精心利用一切机会瓦解赵同与国合纵抗秦的图谋，尽可能使敌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孝成王为首的赵廷则相反，各条战线各行其事而不见协同，其中特别是在时纵时横、纵横游离中，丧失掉一切固可争取而极端重要的外援以佐军事斗争的机会（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田完世家》、《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新序·善谋上》）。胡三省说“赵之丧师蹙国，不特以赵括代廉颇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计(联楚、魏以合纵牵制对抗秦)也”（《资治通鉴》卷五胡注）。 



　　其四，从秦廷制定的“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从白起在是役整个决战阶段，纵使其平生军事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自如地决胜于千里之外看，足可见到秦昭襄王对既拜主将的高度信赖——这对于大将决胜野战，自是极端重要的条件。赵孝成王尽管当初派了久经考验的名将廉颇进驻长平御秦是正确的，却既不知军事，又刚愎自用，亦不能于野战中对主将委以信任，不因应战场形势需要组织后援，以至掣肘大将野战，直至陷入秦人反间，竟以唯善“纸上谈兵”而全无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以勇气闻于诸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老成持重、足智富谋的廉颇为主将，以赌国运，由是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全军覆没。诚然，稍后秦方于长平大获全胜，白起正要乘胜东指邯郸之时，相国范睢和昭襄王亦未能识破赵的反问而班师，致固有·一举灭赵千载一逢的戎机丧失了。“反问”者，辄却雄兵百万，然古来能超脱一己好恶得失局限，不为反间所惑者，又可谓鲜矣。盖赵括问题，其根本在于赵孝成王于军国生死存亡之秋，轻虑浅谋，不能“知人善任”——赵之惨败早在赵廷决策以赵括代廉颇之时就决定了，重要者不在于赵括上任后另行其是、若干指挥环节失误；就赵括本人言，则不过是绠短汲深，“非不为而不能为”。

　　

　　从双方主将的运筹——战略战术看，初战，赵一再败却，迭有失亡，说明赵军实力不敌于秦。廉颇面对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结合我以逸待劳而后方甚近，敌后方悬远而补给困难的特点，“坚壁以待秦”，避免急于同王龅决战，拖敌以疲以饥而后发制人，无疑是正确的。而从相峙三年不分胜负。至秦竟在老马岭置“空仓”以惑敌，以至再无计可施而不得不诉诸阴谋行反间看，秦军已到了再拖下去近乎崩溃了，事实亦证明其对策是行之有效的。这成为我国古代战战争史上以逸待劳、以弱制强的范例。

　　

　　但双方换将后，白起在赵括大军全线突击面前，一方面佯败退却而诱敌深入，一方面纵奇兵，或绝敌后路，或穿插阻绝于敌壁垒间，腰斩敌军为二，更阻绝其粮道，致敌以粮尽援绝，士气、战力殆尽，全军遂不战自溃。此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范例，以至被誉为“歼灭战之最佳史例”（魏汝霖《中国历代名将及其用兵思想·白起》1981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毋庸赘述，有廉颇“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篇》)，而用坚壁不战以老秦师的经验，就有王龁宥于一成不变而三年无功的教训；有白起“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计篇》)，以诱敌深入而出奇兵制胜的经验，就有赵括逞强浮躁、轻虑盲动而身亡误军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具体战术上如白起抵长平——易主将军事保密的经验；赵括一‘味进击而忽视保障粮道——军队生命线的教训；白起穷凶暴戾，大规模杀降，引发时人誓死抗秦所谓“善战而拙胜”（《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为后世所不齿，成为千古名将而政治蠢人的典型的教训，等等。■

长平之战：五、赵军进军路线及其布防

　　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经宫廷论辩，既决策接受韩上党降，遂遣名将廉颇前往上党御秦。廉颇统率大军到达偌大的上党地区后，没有选择别的任何地方，唯独全力进驻长平(长平应有广狭二义：狭义的长平指当今高平市西北10余千米的长平村，为长平之战中心地带；广义的长平指大体当今高平市城乡全境。秦赵长平之战主战场即包括以长平村为中心的丹河两岸南北30余千米、东西10余千米地区。长平古战场一般指广义的长平。)，这是耐人寻味的。　　

　　

　　学界有这样一种意见，所谓“驻上党的赵军因缺乏兵力，退守长平”(郑励新等《中外名将录·白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云云。此说颇值得商榷：其一，它有悖于上古文献记载。《史记·赵世家》说，冯亭献地后“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白起王翦列传》称，“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这都说明廉颇率赵军一到达上党即战前进驻长平的，不是经过与秦军遭遇后，出于缺乏兵力不得不退守长平的。其二，未知作，者不熟悉当地地形抑或另有所本？毕竟盖与当地地理不合。其实，从早期文献记载和现场野外踏勘，可以足见名将廉颇到达上党之始即进驻长平，完全是主动的自觉的，是一位绝顶睿智而久经沙场的军事家的最佳选择。我们可以认为，单就这一点本身，就再次充分揭示了这位战国名将的战略智谋和谙熟的军事经验，今日只要深入高平各地用心走走看看想想，就会恍然大悟。应该说，从军事地理学的视角着眼，特别是古代战争条件下，长平具有双重的战略地位：　　

　　

　　其一，长平是上党郡乃至赵都邯郸的西、南两方交通襟喉，亦战略屏障。秦前此既先占领以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的魏的河东，后攻下以野王(今河南沁阳)为中心的韩之南阳，就在与赵的整个角逐中，无论暂先进攻上党，抑或最终直指邯郸，不外有两条山间战略孔道可走，即取乌岭(今翼城、沁水界)、空仓岭(今沁水、高平界)一线的西路也罢，取羊肠坂(今晋城南碗子城一带)、天井关<今晋城南)一线的南路也罢，长平都是战略捷径，亦旁无选择的必经之路。这就是说，只要廉颇有一支劲旅锐卒固守长平不失，秦军则不能蹑足上党，更不得接近邯郸了。　　

　　

　　其二，就长平本身看，则是整个上党地区具有诸多军事地理优越条件的极理想的战略重地。长平广41千米，袤37千米，略呈矩形，面积946平方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12°41′，——113°09′，，北纬35°39′——35°59′。地势东、西、北三面山，状如箕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丹河与地势千行纵贯全境。境内一般高差300米左右，最高点为东北境的高泉山，海拔1391．1米，最低点是中南部丹河东岸杜村，海拔800米，全境相对高差591米。山峦绵亘，河流纵横，各类地形发育充分。丹河流域河谷平川区占总面积16．7％，海拔850—900米；黄土丘陵区占总面积48．4％，海拔860—1000米，坡度5°一15°；中低山区占总面积34．9％，海拔950—1346米，峰高坡陡，岩石裸露，坡度>15°。按面积比较，可以见到长平地区丘陵为主，山地次之，平川又次之。主河为丹河，又有五大支流许河、东仓河、小东仓河、东大河、永禄河，呈网状遍布全境，地下水丰富，浅水层埋深多在5—50米间。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于战争，则山地有险可凭，特别是西、北方面有高于关、长平关、故关等群塞可固守，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丘陵于部队运动无大碍却可隐蔽行事；河谷平川则极宜大部队调度和辎重运筹转输，更无大军食饮之虞。凡此等等，皆属极利于主军而不利客军者。　　

　　

　　赵军由邯郸进军长平的具体路线，史载未详。惟山西多山，交通运输特别是古代大规模交通运输线路的选择，受地形条件制约，以至往往带有必然性。据实地勘查，当由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西上，逾“太行八陉”之第四陉滏口陉(今河北磁县西北)，再西行过壶口关(今山西黎城东阳关)，始入上党腹地，从此折西南行，沿八谏水(今淘清河)，经八义村(今长治县西南)，过故关(今高平东北)进入长平战区，再循小东仓河河谷，经金门镇(今高平东北店上村)至泫氏(今高平市)，然后分兵布防。赵军当年这条进军路线，不啻为后来历代所沿用的通衢官道，在文献上可以见到历史连带关系，即从今日现代交通亦可见到当年赵军上述行军路线的历史影子——长治以上大体沿今邯(郸)长(治)铁路及其相干行的邯长公路而行，长治以下则沿今长(治)陵(川)公路接高(平)太(义)公路而行，所差不过局部参差、矫枉取直而已。　　

　　

　　滏口陉：既由邯郸西上，首当其冲，太行山绵亘南北，墙立陡绝，向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天然屏障，大部队于崇坂峻岭之中，唯逾是陉以度。陉口位于今磁县西北25千米，当太行山余脉石鼓山上，海拔700米，两厢山势嵯峨，群峰摩云，唯度是口，是以凭高设险，古人所谓“山岭高深，实为险厄” （《元和郡县志》卷一五），为一方舍此莫属之战略孔道。石鼓山，古来称滏山，以滏水(今滏阳河)所源出故名，“滏口”亦盖出诸此。滏口古来亦称“郭（山头）口”，命名取义则侧重一方山势，所谓“廖郭（皆山头），谷深” （《集韵·铎韵》），亦甚符合当地自然地形特征。滏源“泉奋涌，若滏水之扬汤” （《太平御览》卷六四引《水经注》。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当属佚文），迄今滏阳河上游流量犹为可观，当年数十万赵军取此路过太行山，亦可无水源之虞。赵军由滏口陉西来，下一个必经的交通和战略要冲，唯即壶口关——东阳关。“壶口”以地形地貌得名，“东阳”以地理位置得名。壶口何时设关，诚难考定，作为要塞，由来已久。　　

　　

　　前此《左传》哀公四年(前491)载：“十二月，……(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鄙、逆峙、阴人、盂、壶口。”说明至迟公元前5世纪初，壶口就已是晋国东方要隘；此后汉代壶口关就成为太行四大名关之一了，与上党关(今山西屯留西)、石研(xing)关(今山西平定东北)、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齐名(《汉书·地理志》)。壶口关至五代、宋、元时代多称吴(一作吾)儿峪，明、清以来则称东阳关，不过此地有“东阳”之称似亦甚早。韩非子尝记载范睢对秦昭襄王说：“王得宛、叶、蓝田、阳夏，断河内，困梁、郑·，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弛上党在二而已，以临东阳，则邯郸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后者以兵中之，然上党之安乐，其处甚剧，……”　　

　　

　　《韩非子·内储说上》，学者多以“东阳”指太行山东者，一如‘南阳”指太行山南云，因属地区名，诚是；惟上古天下多“东阳”，犹属城邑、关隘名，若鲁有东阳当今山东费县西南，齐有东阳当今山东临朐东，晋有东阳当今河北晋州市左近，是以知“东阳”所指非一，更未必独泛指太行山东地区。此处广东阳”，酌之文意，若“其处甚剧”云云，更似指此塞，其命名则取义地当“上党”之东。壶口关当今黎城东北12．5千米，位于东阳关镇东畔太行山余脉皇后岭。此岭山体石质，海拔890米，地形由东向西倾斜，岭东陡峻，岭西平缓。关设于山巅，鸟瞰岭东，一巨大狭谷伸长10余千米，几乎直至漳水(今清漳河)岸边的涉邑(今河北涉县西)。　　

　　

　　两厢谷坡陡立，坡度20—30°，山谷海拔434米，一方独具通行条件。古有以险峻著称的“壶关道”，而称壶口关为其西口，称滏口陉为东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此东陉西关，又共同构成太行山东西锁钥，壶口关正可谓上党东门。过了壶口关，始进入上党腹地。据旧志记载，皇后岭上亦多泉泓。长平之战前，公元前491年齐伐晋，西取壶口，别无他途，即只能由滏口到壶口这条“壶关道”，尽管当时尚无壶关道之名；长平之战后，公元370年，前燕慕容评统30万大军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西上，度壶关道，为前秦将军王猛大破于潞川(今浊漳河)（《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后来后燕主慕容垂统大军十数万伐西燕慕容永，西出天井关（今河北武安西40千米天井峧），破之台壁(东阳关西南，今黎城东台北村)，遂灭西燕于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亦由邺西上，出自滏口，入自壶关（《晋书》卷一二三、《水经·浊漳水注》）。唐建中二年(781)，河东节度使马燧奉诏率大军八万，讨反叛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师自壶关东下，东出滏口，军次邯郸（《旧唐书·田永嗣传附田悦传、马燧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凡此都走的这条旁无所择之壶关道，历史上此等大规模行军无一例外。　　

　　

　　通过壶口关进入上党腹地后，地形相对平衍，赵军径直西南行奔故关。此间经历了长治西南的上党山(今南五龙岭)余脉八谏山麓。淘清河发源于西南的羊头山，由西南迤东北流，至此称八谏水，为一方主要饮水源。相传长平之战中，赵括行营至此，有将领八人就其误军战策提出诤谏，括拒谏，八将预见到将军破国亡，更不忍做败军之将，遂自刎山下。从此，山因称“八谏山”，山麓则有“八谏水”(今淘清河支流)（此地“八谏水”之名似由来甚久：《太平寰宇记》卷四五引《水经》已有记载。今本《水经》和《水经注》俱不见，当属佚文‘唐玄宗由东都洛阳北上潞州至此，宰臣张说赋诗《奉和圣制爰因巡省途次旧居应制》，有“川横八谏阔，山带五龙长”句）。今八谏山西麓、八谏水东岸有．八义村，为今八义乡政府驻地，村名亦由此所从出，村内迄今有八义士就义遗址，清代所立“八义士谏赵处”碑犹存。这件历史轶事诚非信史，惟在义侠风气炽盛的战国—代，不仅不应一味省心地归之子虚，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八义村海拔990米，向为泽(今晋城)潞(今长治)间通衢官道，迄今有长(治)陵(川)公路接高(平)太(义)公路纵贯，北上长治，南下晋城。悉极称便。　　

　　

　　八义以下，西南行的孔道和关隘就是故关了。《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记载：“关城在(高平)县北三十五里，秦立关于此。”从此知故关作为正式关的建制，是长平之战后期秦攻占后设立的，至宋初关城犹存。故关遗址位于八义西南7千米，高平东北17．5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13°00′25″，北纬35°55′20″。羊头山绵亘东西，形成一大南北屏障，主峰座落于故关西北，海拔1297．2米，关当其余脉陉口中央，东西两峰相峙，石质地貌，海拔各为1240米，比肩相对，东西山坡坡度5---10°。关一带为黄土质，地形平缓，海拔1046米。关北坡度2—4°，关口东北左近有关头村，为故关北口；关南坡度6—10°，南下2千米为故关村，再南行2．5千米为口则村，“口则”属“口子”的方言之音，为故关南口，海拔919米，由北口至南口跨4．5千米。从此西南行，与丹河支流小东仓河流域呈平行走向，河谷阔平，顺势而下，经金门镇(今高平东北店上村)直至泫氏(今高平)，大体即今高(平)太(义)公路一线。　　

　　

　　泫氏：即今高平。唐人武少仪在《移丹河记》里说：“高平，泫氏邑也。……初相地而居之，盖以土厚水深为善农，凿井而饮者。”（乾隆《高平县志》卷一九）《元和郡县志》卷一五亦云“高平县，本汉泫氏县，……在泫水之上，故以为名”。泫氏位于丹河河床中央，当丹河与小东仓河汇流处，海拔834米，地势相对低湿，地形开阔平衍。河两岸参差约有10千米开阔地，中虽多丘陵，却不阻滞运动，且有险可恃。当初，廉颇似充分利用了泫氏这个历史悠久而基础雄厚（《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元年(前419)，赵献子城泫氏”，这说明它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已成重要城邑。《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以“泫氏城在(高平)县东十里”，则是不确的，高平城东十华里已到了海拔1220米的七佛山，倘若如此，此地固然不可能作为几十万赵军的兵站，就连前此赵献子以这里为城亦不可想象。）、地理形势冲要又富水源的战略地带分兵布防的。这里既可顺丹河河床向东南运动，又可溯丹河河床向西北发展，还可溯大体平行的原村、马村二河河床向西南深入。这种态势，从文献记载、世代传说和出土文物所揭示的实际情形看，即高平西北丹河一线为主战场；高平东南丹河东岸大粮山是赵军前期大本营，廉颇设幕处和屯粮处；高平西南高平关一线为赵军设防前哨。下文将再作论证。　　

　　

　　廉颇进驻长平地区后，大凡依次设置了如下三道防线(营垒)：　　

　　

　　(一) 空仓岭防线

　　此指处于要害位置而最险冲的空仓岭为中心，北至今长子县西的发鸠山，南至高平、沁水、晋城交界的武神山一带，南北长约40千米的防线。空仓岭一称老马岭，亦作乏马岭，以跋涉维艰故名。地理坐标东经112°44′05″，北纬35°43′30 ″，海拔1180米，位于高平西南22．5千米，当今高平市与沁水县交界处，南北走向，山体石质，岭高陡绝，俨然一大东西天然屏障。岭中央为一巨大陉口，习称“高平关”。关左峭壁，右陡涧，唯中一线，以通东西。陉口东西长350米，南北宽1000米。关西坡度10—18°，关东坡度15—20°。关东关西皆有河谷通达山下，关西有端氏河支流玉溪河西去，关东虽有浩山顶托，惟山南山北各有丹河支流许河两源马村河、原村河东下，河谷通行条件俱佳，向为上党、河东间又一重交通咽喉和军事要冲，迄今沁(水)辉(县)干线公路即大体循此所修筑，依然是晋东南与晋南间一重要通道和军事要隘。 

　　

　　廉颇在空仓岭上设防后，更在关内浩山南麓马村河河床路口和北麓原村河河床路口构筑了二鄣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以为空仓岭前哨的后援，形成犄角之势。《括地志》说：“赵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赵东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五里。又有故谷城。此二城即二鄣也。” （转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正义）今依地理地望勘查，二鄣当是今空仓岭内浩山南北参差相对的古寨、秦城二村，都西距高于关约5千米，东距高平10余千米，皆背山面河，为一方形势完固之聚，可驻重兵，随时驰援高平关。古寨以当年为赵军寨栅得名，地当马村河河床，右依浩山，左濒马村河，地下水。地表水兼富，为空仓岭与赵后方纵深联系的浩山南麓要冲，迄今为一方大村，居民500余户。秦城则以当年王龁攻占后，派驻重兵以为东进基地得名，地当浩山北麓原村河河床，水源亦富，是空仓岭与赵后方纵深联系的浩山北麓冲要。 　　

　　

　　二鄣城顺马村河和原村河东下，至二河交汇处有康营村，这是一处值得格外注意的地方。地理坐标东经112°51′15″，北纬35°44′50 ″，海拔840米。村南为许河，河南为北岭山，海拔984米，坡度25°；村北为皇王山余脉，海拔930米，坡度10°；村西为马村、原村二河交流处，河西为狼儿掌山；海拔905米，坡度15°。这个村子可谓四山环卫而三水汇流，形成一个封闭式地理环境，同时三条河谷又屈曲外通，构成一处典型的可进可退、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括地志》说“光狼故城在今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转引《史记·秦本纪》正义），核以地望，勘以形势，康营即此“光狼城”，迄今康营东门嵌有清代石刻“古光狼城”门额。这说明此地早就是秦赵角逐的焦点。这里本来是赵后方泫氏、大粮山对空仓岭防御前哨的重要后援和补给基地；后来为王　所攻占，又成为秦军东进的基地，原称“强营”，后易“康营”，都因曾为秦军营垒故名，如同其西的“秦城”一样。康营西北的上马游、下马游，村名命名亦由长平之战所从出，相传皆当年秦骑兵驻地。　　

　　

　　空仓岭是战前赵军在上党地区所能控制的最西缘，从政治地缘和地理形势看，是当年廉颇拒秦的第一道防线；从关内二鄣城乃至光狼城之设，可以见到廉颇对此首道防线的苦心经营和重视。日前空仓岭上高庙山出土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空仓岭建城记》碑有云：“高平、沁水之交，有山曰空仓。考之典故，询之土人，盖秦白起诡运置仓以绐赵括之处。” （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三记载相似。按：此处“白起”似为王蛇之讹传，白起履任长平后，实无必要再置“空仓”，或出于白显而王遂隐所致；又“赵括”似为廉颇之讹传，亦或出于赵显而廉遂隐所致）。所谓白起诡置空仓于斯而有“空仓”之名，自是廉颇初战失利而关山易手后的事。　　

　　

　　（二）丹河防线

　　丹河发源于高平、长子界山丹朱岭，逶迤东南流，由高平中央纵贯全境，迤南经晋城，至河南注入黄河，谷深而流量大，沿岸地形开阔，便于大部队运动。廉颇利用这道天然屏障，于丹河东岸沿山一线构筑了第二道防线，是为赵军的纵深主体防线，亦即主阵地。这道防线由泫氏(今高平)以东南沿丹河东岸的赵庄、大粮山直至高平、晋城交界的上，下城公村一线；由泫氏以西北沿丹河东岸依次为店上、企甲院、围城、石门，箭头、三军、韩王山、永禄、长平、掘山、绝水、丹朱岭一线(《水经·沁水注》：“(长平)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赵庄(南赵庄)，当高平东1千米许。当地世代相传，赵括被射杀于北邻的围城村，居民将其尸体运回，葬于二仙岭，岭南麓的村子遂名“赵(括)庄”。　　

　　

　　大粮山，一作米山，世代相传，为当年廉颇屯积粮刍之所，因以得名(元和郡县志)卷一五、(太平寰宇记)卷四四、《金史·地理志》、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三，)。迄今山上犹有营防岭、廉颇屯、廉颇庙等名胜。大粮山位于今高平东南5千米米山镇东北(《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谓“米山，(高平)县北十里”，“县北”当‘县东南”之讹。)，由此山东北行，依次又有官甲岭、七佛山，三山连麓，实为一山体，不过属不同历史时期随地称名而已。七佛山以唐代肇建塑有七佛像的佛刹后故名，官甲岭如同“营防岭”，则取义于当年廉颇屯军，原本都是大粮山。主峰七佛山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8′30″，北纬35°47′45″，海拔1220米。山脊相对平缓，可走马屯营，更有定林泉可饮用。是山在高乎中部群山中为最高，向东北可以看到故关，向西南可以看到空仓岭，与其北10余千米的韩王山，一南一北，居高临下，构成赵军几十里防线上的两只眼睛，可使整个战场敌我态势如指诸掌，可自如调度河东之我，嘹望河西之敌。如此形势，从军事地理视角看，是极其优越的，特别是在冷兵器作战和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古代战争中，则显得倍加重要。山下左有小东仓河河谷，右有东仓河河谷，平行向东北延伸，直指邯郸方向，可保持与后方密切联系，可保障辎重粮刍补给。廉颇设幕于斯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唯有设幕于斯。　　

　　

　　由大粮山沿丹河而下10千米许的晋城境上、下城公二村，当晋城东北33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12°59′00"，北纬35°40′05″。村西靠虸台山，海拔831米；村东依东山，海拔616米；村声为蒲水入丹河下口。形势险冲，为赵丹河防线的南端。当地世代相传为长平之战廉颇坚壁拒秦军处。村畔有固山，山上有悠久古老的廉颇庙，所祀廉颇塑像“奇古非近今所及”(乾隆《凤台县志》卷二)。　　

　　

　　由泫氏<高平)溯丹河而上，首当其冲为店上村。店上古称金门镇，《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说：“金门山，在(高平)县北五里，其山崖土赤如金，当赵垒之门，因号金门山。”按：“金门山”即今店上西畔的黄土冲沟地带红土坡，而“金门”之谓，则由赵垒之门所从出。村子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6′40"，北纬35°49′01″。店上西距丹河未远，更当小东仓河下口，河谷宽300米；北靠韩王山，西依红土坡。红土坡系韩王山山前台地，土质属红粘土，海拔886米，高于小东仓河河床30米。台地呈矩形，东西3千米，南北2千米，多为黄土冲沟切割，地表破碎。台地有山可恃，有河谷可输转，具有控制小东仓河出口与丹河中段河川的地理形势；位居七佛山与韩王山两山之间，更具南北呼应作用，大有一方锁钥之概，因而廉颇以为赵军防卫链条上之核心阵地。迄今店上负山濒河，形势险要，街市南北长逾l千米，居民500余户，农工商富庶，为一方名村。红土坡迄今多有战国绳纹瓦残片，可以看出今村与战国时代的历史连带关系。　　

　　

　　店上以西北沿丹河一字排开依次有企甲院、围城、石门、箭头、三军等村。这些村子之得名，都与长平之战不无关系。企甲院原作“弃甲院”，以赵军在此放下武器得名，早在本世纪50年代亦有成批战国箭镞的出土(张颔《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围城”以赵军被围于此得名，以至有赵括战死于此的传说；“石门”以当年为赵军营垒军门得名；“箭头”以后世辄发现当年战争遗物箭头得名；“三军”相传为当年赵三军幕府驻地得名；掘山村和绝水绝水（源出高平西北伞盖山，东南流注入丹河）以当年秦掘山改河绝水不令赵食饮得名。箭头村以南的铺上村，以北的永禄村，其得名诚不见与长平之战的连带关系，但前者却有“宁寿令戟”的出土（郭一峰、张广善《高平县出土“宁寿令戟”考》，《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后者则有被坑杀赵卒1号尸骨坑的发现，坑长11米，宽4米，深1．2米，尸骨100余具，另有刀币17枚、箭头2枚、青铜和铁质带钩各1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平之战遗址永禄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其实，像永禄1号尸骨坑之类的尸骨坑，已于永禄周围发现犹待发掘的l0余处。以上都是在高平西北丹河东岸一带出土的那次战争的遗存。至若前此历代旧志或文人诗文中所记载或提到的古戈、矛、箭镞、尸骸之属，就毋需赘述了。　　

　　

　　韩王山，位于高平北7．5千米，为丹河、小东仓河与永禄河分水岭，当东经112°55′5″，北纬35°51′40″，主峰海拔1186．3米，相对高程300余米。山体中部以上石质，坡度25—35°，形势陡峻；中部以下为黄土堆积，坡度10—20°，相对平缓。此山独立摩云，又当县(市)境中央，向被一方尊为“主山”。登临四眺，但见数十里丹河两岸川原、村落、景物，可谓历历在目。韩王山西面有余脉将军岭，高耸几可与主山比肩，登高远眺，数十里丹河一线，亦可一望无遗。当地世代相传，廉颇当年常登高观战于此，因称“将军岭”。这与韩王山西麓的三军相传为赵三军指挥处，以至赵括战死于围城都非属偶然。这些传说与韩王山西麓诸村出土的大量文物一起，雄辩地说明，如三年相峙阶段大粮山为廉颇设幕处一样，韩王山当是决战阶段主将赵括的幕府，而韩王山西麓至丹河一线，则是决战的主战场，亦即最后赵军被围困的中心地带。　　

　　

　　传统地志多以“相传秦围韩王于此”故名(《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乾隆《高平县志》卷五)，其实史籍固无秦尝围韩国历世国君于此的记载。然而，这个传说不是子虚乌有，恰恰相反，倒提供了此山亦属长平之战中赵方一处非同寻常的阵地的佐证。战争前夕，韩上党守冯亭率全郡军民归赵，得封华阳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统率原郡军民与赵军协同作战直至战死(《汉书·冯奉世传》。《战国策·赵策一》说到冯亭以上党献赵后，不言受封和协同赵军抗秦事，而云辞归韩，诚可存一说，惟不合冯氏反映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的初衷)。此“韩王”当是后人对冯亭的尊奉之称，所谓“秦围韩王于此”，则说明当年冯亭抗秦设幕于斯。这不论从冯亭的身份、地位看，还是从这山的地理形势看，都是理乎自然的。韩王山南距主帅廉颇大粮山大本营10余千米，为仅次于大粮山的另一指挥中心，至决战阶段，更成为赵的全军指挥中心。古来地志记载“冯亭冢在壶关城西五里”(《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上党记》)，或谓冯亭墓、庙在潞州(《新定九域志》卷四)，未所确指，或亦即壶关。此等出于后世尊奉纪念，自不必尽实。　　

　　

　　长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1′20"，北纬35°54′02 ″，于今高平西北10．5千米，当丹河上游东岸，村西畔150米为丹河，村东畔50米为圣皇岭，岭海拔951米，为一南北向长条状山岭，东北与羊头山脉连麓。如此左水右山的地理形势，构成丹河线上韩王山与丹朱岭间一南北交通孔道和重隘，特别是拱卫北方天险长平关的前沿。长平为战国古城，以至成为长平之战命名地，汉代称长平亭(《后汉书·郡国志》)，北魏尝为高平县治，明清为长平驿(驿站旧址，今为小学校址，门洞保留明代驿站门额石刻“长平驿”，其阴为用以凭吊赵罹难将士的砖刻“吊古场”。明代城池南北650米，东西400米，今村北门一带有明代城门、城墙和城壕遗存。北门门洞跨度3．7米，进深5．5米；城墙夯土层9--12厘米；城壕6．9米，深3米)，向为南北通衢官道，迄今为有居民310户的一方大村。　　

　　

　　长平关，位于高平北境与长子交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6′50 ″，北纬35°58′lO″，海拔1100米。关北面坡度2—4°，关南面坡度6—20°，山体石质。关北为浊漳河源头，属浊漳河一源，关南有丹河通关下逶迤东南。关东、西各为山头，东山头海拔1095米；西山头即丹朱岭，为一方最高峰，海拔达到1131米。长平关北坡相对平缓，关南坡陡峭，登临南眺，颇有居高临下之势。此关向为潞、泽二州往还必经孔道，迄今为平行的太(原)焦(作)铁路和207国道纵贯；亦千古不易的天险重隘。长平关为当年廉颇构筑的赵军第二道纵深防线的北部终端，为防御秦军东下或北上的巨防。丹朱岭,一作“武讫岭”，据晋人周处《风土记》记载：“秦赵战于长平赵军败退，秦将白起逐至此，因名武讫岭。”(转引自《太平寰宇记》卷四五)　　

　　

　　《水经·沁水注>《上党记》记载：“长平城在(上党)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通过以上逐一实地勘查和钩沉，始知先贤言之不虚不妄!　　

　　

　　(二) 百里石长城防线

　　这条防线大体亦呈西北一东南走向，与丹河防线不同的是，前者由西北一东南以南北向为主，后者虽亦由西北一东南，却以东西向为主。此防线西起丹朱岭(长平关)，逶迤向东经南公山至羊头山，再经金泉山至陵川与壶关交界的马鞍壑(一作豁)，因为沿山亘岭而构筑有简易的长达百里的石长城故名。从自然地理视角看，此线以北属漳河流域，以南属丹河流域，其地形则由北向南倾斜，所经诸山南面坡陡谷深，北面高而乎缓，由北向南有高屋建瓴之势。如果说空仓岭(赵西垒)是赵的防御前哨，丹河是主阵地，那么百里石长城就是赵的后路子。这条防线是廉颇构筑的最东北即最深入赵后方，亦即关系到上党乃至大本营邯郸安危的最后一道巨防。丹朱岭、羊头山的地理形势，前文已述其详；马鞍壑位于东经113°16′05 ″，北纬35°52′10″，地珲形势与丹朱岭、羊头山亦大体相若，海拔1409米。山体石质，南坡坡度25°，北坡坡度15°。山体为一南北向山脉，今称“分水岭山”’百里石长城即构筑于此岭上，为此道防线的最东端。　　

　　

　　就马鞍壑的形势看，亦山北高平而徐缓，山南陡峻，为一方要冲，可有力遏制南方陵川方面北来之敌。陵川县北有蒲水，源出马鞍山余脉圣宫山，西南流经陵川西北境、高平东南境，至晋城东北隅的河东村一带注入丹河(光绪《陵川县志》卷四)。其河床谷道可用以北壶关马鞍山。迄今蒲水上游尚有径流，亦有以是水命名的蒲水村，中下游则时断时续，实际上成了季节河，但逶迤几十里的谷道仍甚明显。现在马鞍山山麓有西马安、东马安二村，命名即由古来要冲马鞍壑所从出。这条百里石长城，明代学者周一梧尝作勘查考辨：“潞、泽之交，横贯一山，起丹朱岭，至马鞍壑，有古长城一道，岁久倾颓，然遗迹尚在，登高望之，宛然联络，中有营垒。……今陵川呼此山为秦岭，以为秦筑。以事考之，则长平之役，秦人遮绝赵救兵及刍饷而筑也。……吾观武安君之行营布阵，而信其能成于顷刻也。”(《论白起营垒》，乾隆《高平县志》卷二十)　　

　　

　　周氏以百里石长城为秦白起出于遮绝赵援而筑，系囿于故老相传以讹致讹，所谓“吾观武安君之行营布阵，而信其能成于顷刻”云云，则显然属历史唯心主义，即连其本人固知不能自圆，自更难取信于人了；然而，他在古代条件所限之下，跨县逾郡，攀岭循谷，于古人中率先完成百里石长城现场考察，已够难能可贵，其功不可没。乾隆《潞安府志》卷十称，“旧志潞、泽之交，起丹朱岭，至马鞍壑，有古长城迹存，土人谓晋、梁构兵时筑”云云。其说不经，首先，五代初梁、晋之战是东都开封府与北都太原府之间的战争，战守方向呈东南一西北，而百里石长城走向亦呈东南一西北，是以梁、晋攻守双方都不会构筑这种走向的防卫工程；其次，上述周一梧为明潞安长治人，致仕居家考察著文，上距五代未远，地近咫尺，倘梁、晋之战所构筑，周氏何以未闻！　　

　　

　　时至今日，这“百里石长城”仍依稀可寻可见，羊头山以东保存较好，石城底宽约4米，最高者尚1米多，石块不整，石质不一，是以知当年就地取材，仓卒而成，走向系随山势起伏蜿蜒，与后来北方万里长城仿佛无异。然而，周氏以当地有“秦岭”之名，所谓“百里石长城”为“秦人遮绝赵救兵及刍饷而筑”云云(光绪《陵川县志》卷四有‘秦岭……秦白起筑，以遮赵救兵绝刍糗之所”之谓，当祖于周氏说)，则显系言之未的。当地之所以有“秦岭”之称者，不过初由赵筑而最终秦占领了它，自亦用以“遮绝赵救兵及刍饷”，因以呼“秦岭”亦未尝不可。其实，百里石长城防线，固属廉颇进驻长平后，特别是与王62三年相峙所谓“赵军筑垒壁而守之……廉颇坚壁以待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之时，假以岁月构筑而用以御秦的，绝非秦将白起所构筑而用于“遮绝赵救兵及刍饷”的。这样认识，主要根据有三：　　

　　

　　其一，廉颇与王龁三年相峙阶段，赵军虽屡经小却而未伤大体，百里石长城一线尚属赵的纵深后路，牢牢掌握在赵军手，秦军远不及于此；赵军既屡却，处于防守态势，而秦军一再得手，一直处于突击态势，全无以如此浩大人力物力构筑此等工事“防御”赵军的必要。 



　　其二，白起与赵括决战阶段，秦军除了当初一时于正面佯败诱敌深入之外，一直处于对被分割的赵军大规模围歼之中，自更无构筑如此巨大防御工程的必要；俟昭襄王亲自赶赴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诚然这来自河内的大批兵民出于“遮绝赵救及粮食”，确乎包抄赵的百里石长城一线，但秦人既已有这“人海”、“人城”足以可恃，何苦又构筑“石城”?而真要再构筑“石城”，那岂非等于挡自己了!何况白起到长干总共不过几个月，根本没有构筑这等百里石长城的时间，自不待言。

　　其三，在百里石长城线上，不论最西的丹朱岭、长平关，还是中段的羊头山、故关，抑或最东端的马鞍山，皆北坡坡度小，地势高而平缓，南坡坡度大，地势陡峻，一言以蔽之曰地形由北向南倾斜。置身其上南眺，大有居高临下之概，以至百里一线几无例外。如此地理形势本身，即足以说明这条巨大的防卫工事是用以防杜南方的秦军北上的，不可能是由东西两厢包抄来的秦军为防杜赵援和辎重补给南下的，否则岂非秦军自设陷阱，自投绝路！　　

　　

　　秦赵决战之主战场，自在今高平西北丹河两岸，惟白起出“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之时，无疑在百里石长城一线亦遇到惯以能战著称的赵军将士的顽强抵抗。长平关内赵庄乡有村名小回沟、河泊，前者原称“血昏河”，后者原称“血泊”，正是当年攻守双方惨烈厮杀的写真；长平关外丹朱岭下掘山村，尝出土战国秦半两近20000枚(常四龙《秦坑在何处》，《沧桑》1996年第4期)，亦从某一侧面揭示了秦军曾在此活动之一斑。■

长平之战：六、 秦军进军路线及其布防

　　公元前262年，长平之战起，王龁统秦军由咸阳取何路进军上党——长平？史籍虽亦无直接记载，惟关河所限，陵谷交错，受地形制约，其选择余地则是很有限的，倘参以间接文献记载，结合传说、遗存，核以野外地理勘查，亦可略现轨迹。其所经行，当不外有两种选择：　　

　　

　　其一，由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取水路舟行，顺渭河东下，至河曲折北溯黄河，至汾阴(今山西万荣西黄河东岸庙前)折东溯汾河东下，至晋故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从此舍水路就陆路东行。由咸阳至新田，除了取上述水路，亦可陆行，即由咸阳沿渭河河床谷道东行，至河曲后，东渡临晋关(蒲坂关)，循涑水河河床东北行直至新田。水路舟行较为迅捷，取之可能性大；或可出于运兵数十万乃至百万，从戎机计，而水陆并用。由新田东下越黄父(一作“黑壤”，今山西翼城、沁水交界处乌岭关)，就进入了上党腹地，再沿梅河河床，经马邑(今山西沁水东)进抵沁河西岸，然后分兵南北循沁河一线布防。由于它通过今山西西南部，我们依古来习惯姑称“河东道”。 



　　其二，由咸阳顺渭河泛舟东下，至河曲移舟黄河顺流东去，逾砥柱山达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登陆，由野王(今河南沁阳)取太行道北逾太行山，过天井关进入上党腹地，再折西北沿沁河一线布防。由于它通过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我们亦依古来习惯姑称“河内道”。自从公元前290年魏昭王“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 （《史记·魏世家》），秦经营河东已近30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次年又“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这就是说，当时河东、河内尽入秦的版图，通过这两条路，从政治地缘上看，秦都没有困难，可任择其一。 



　 　此外还有否第三种可能？武汉部队司令部军事资料研究组所绘《秦赵长平之战示意图》，秦军进军路线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始，径直东经南阳——野王，折西北至高平(按：当时当作“泫氏”)，再北至长平（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秦赵长平大战>>,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然而，秦属大规模行军，何以既舍西河水运和涑水河河床谷道之便，又弃南河水运之利，偏取突兀陡峻、崎岖回环著称的中条山、王屋山山脊呢?这实在是费解的，以至近乎是不可能的。迄至于今，由夏县跨越中条山至垣曲，虽然不乏山路乃至羊肠坂道，而要通过大部队及其相应粮刍辎重，毕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种可能既已排除，姑可就河东道与河内道作出比较。前者进行大规模运输尝有先例，公元前647年，秦运粮救济晋饥荒，“自雍(今陕西凤翔南近渭水)及绛(今山西侯马西，傍汾河)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又见孔颖达疏），正是走的此道。后者亦有可能，《史记·赵世家》正义即直书：“秦从渭水漕粮东入(黄)河、洛(水)，军击韩上党也。”倘若加以比较，则河东道有四便，河内道则有四不便：

　　

　　其一，河东道水路无破亡记载，安全系数大；南河水路上有砥柱天险，历来漕运多破亡，风险甚大。其二，河东道最高点乌岭关地势虽远高于河内道最高点天井关，惟前者相对平缓易行，而所有乌岭、空仓岭两处山险合计不过10千米，后者却陡仄盘错，天井关、碗子城一线高山羊肠坂道则长达20千米，自古就是驰名的艰难险道。其三，河东道当时尽在秦的牢牢控制之中；南河河段尽管当时秦控制若干插花地带，毕竟属于亲赵的韩、魏传统地界，不少地方仍在韩、魏控制之下，秦假道韩、魏，自有后顾之虞。其四，河东道(由咸阳经新田到沁河一线)直线距离380千米；河内道(由咸阳经野王到沁河一线)直线距离460千米，即前者近于后者80千米。

　　

　　这就是说，无论如何秦人不会既避夷就险又舍近求远的。凡此种种，秦发兵上党自当取河东道。不独如此，尽管秦师行军路线无直接记载，而间接记载、传说和遗存，核以野外地理勘查，都足资说明走的这条河东道。至若后来到公元前260年，是役发展到赵中秦反问以赵括代廉颇，白起出奇兵断绝赵粮道，“(昭襄)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则显然走的河内道的后段——太行道，这自当别论，当留下文论列。

　　　　

　　从咸阳至新田，这一段若陆行，可相继走渭、黄、汾(或涑水)三河河床谷道，自无问题；倘取水路舟行，则可谓前此“泛舟之役”的熟门熟路，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所不同的是比“泛舟之役”更加便捷，一则前者是自渭水上游的雍出发东下，后者是由渭水下游的咸阳出发东下，而雍尚距渭水20千米，咸阳则紧傍1胃水，行程既近而通行条件亦优越得多。长平之役后于“泛舟之役”近4个世纪，此间这段三河相继河道有否水文萎缩问题?从是后又经过一个多世纪汉武帝所目击身验的“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刘彻《秋风辞》）的情景看，既巨型皇家楼船于清澈的“素波”中畅行无阻，自无水文萎缩事发生，可以说，这段委曲辗转的水道，直至终上古时代，通航条件一直是相当好的。

　　　　

　　由新田东至上党，黄父向为必由之路。秦军由新田东至黄父，似未走浍河及其诸支流河床谷道，而可能取今翼城东浍河河床以北及浍河两支流田家河与翟家桥河之间，由东向西倾斜的黄土梁。这是很长时期形成的一条传统官道，即大较今晋(城)禹(门口)干线公路一线。这条黄土梁地形相当宽阔而平直，是新田至黄父间最近之途；倘沿浍河及其支流东下亦可行，惟经行山地不如河谷平缓，而经行河谷又不如黄土梁平直。其实黄土梁这条路上早已有闻名的重镇皮牢城(今翼城东牢寨)，是魏；赵之间与秦、赵之间一直激烈争夺的地方（《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自是当时的通衢大道。后来唐会昌三年(843)，河中晋绛节度使石雄东度乌岭大破叛将刘稹（《旧唐书·石雄传》），仍取此路。

　　

　　黄父，具有悠久的历史，《左传》文公十七年(前610)记载“晋侯菟于黄父”，宣公七年(前602)记载晋侯与诸侯“盟于黑壤”。由此可见，它于公元前7世纪已见诸载籍，后来北朝宇文周讳“黑”，始易称“乌岭”（《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迄今不改。山体石质，山脉南北绵亘百余公里，为翼城、浮山与沁水界山，成为古来河东与上党间一道巍然屏障。翼城、沁水交界处有岭沟村，村北2．5千米为乌岭主峰佛爷山，海拔1556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0′45″，北纬35°45′15″。佛爷山迤南呈“人”字形分脉为东西二岭，在西者称西乌岭，在东者称东乌岭，前者属翼城，后者属沁水，二岭相距1千米。西乌岭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0′30″，北纬35°44′58″，西坡坡度20—25°，东坡坡度25—30°，海拔1350米；东乌岭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1′00"，北纬35°44′55″，西坡坡度15——20°，东坡坡度25——30°，海拔1340米。二岭之间为浍河源头，河谷海拔1200米。这二岭一谷高程反差，形成一个巨大的陉口，陉口左旋右转，上下回环，形势极险，却又是东西交通襟喉和战略重隘。长期以来，人们习称它为“乌岭关”。古来黄父、黑壤，本指这座乌岭关，如今南北延伸上百公里的山体皆称“乌岭”，是历史时期人们出于慕名这座雄关逐渐形成的。古来地志所说乌岭“山南北有长岭，岭上东西有通道”（《太平寰宇记》卷四七），正是对广义的乌岭和狭义的乌岭复杂形势的简明概括。乌岭还有一重功能，即登临其上，西眺可及新田，东眺可及沁河，当年秦军以其为进军之站，是很自然的。

　　　　

　　秦军既通过了乌岭，即进入上党腹地，当径直循《水经注 沁水注》所云黑岭水，即今沁河支流梅河河床，亦即大体仍取当今晋禹干线公路一线东下，直至沁河西岸。此间，当曾经过马邑城、故端氏城等。马邑，当今沁水县治东10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6′20″，北纬35°41′25″，海拔891米。北负大尖山，海拔1315米，坡度15°；南依夫妻岭，海拔862米，坡度20°；中濒梅河，水富草肥。形势险冲，而南北山坡牧马条件良好，又宜马群隐蔽。《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说：“马邑，城置在山上，(沁水)县东二十里，《史记》白起与赵括相战于长平之时，筑此城养马。其处峻险，南临小涧，北拒大卅。”这条记载，似可说明当年秦军经过马邑后，曾以为骑兵基地，亦可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的“五千骑绝赵壁间”——即秦至少有5000骑兵投入长平之战相印证，也与迄今一方黄土山坡河滩水草独富，可谓天然牧场相印证。所谓“南临小涧，北拒大川”，前者即今梅河，后者指村北畔伸长数千米的马圈沟，《水经·沁水注》说“(黑岭)水出西北黑岭下，……东南流径北乡亭下”。“黑岭”即今乌岭，“黑岭水”即今梅河，“北乡亭”即当在马邑西南夫妻岭下的今安木亭村（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7页）。这又说明马邑一带从长平之战以来直至北朝，长期是一方亭障要塞。

　　　　

　　马邑以下，秦军沿梅河河床东北行，到达梅河与沁河汇流处沁河西岸的端氏城(今沁水东北郑庄乡河头村自然村西城)。端氏城地理坐标东经112°23′00″，北纬35°43′38″，海拔655米，古来为沁河重要渡口和河防重镇，迄今对岸的郑庄依然为三河通衙的重要渡口，并建有宏伟的沁河公路大桥和铁路大桥，有晋(城)禹(门口)干线公路和侯(马)月(山)铁路平行横贯。此城历史悠久，亦当时一方唯一的重要城邑。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成侯“十六年(前359)，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肃侯元年(前349)，夺晋君端氏，徒处屯留。”这说明它至迟公元前4世纪已是一方知名的城邑，一方相当繁庶而惹人觊觎的地方。端氏缄地理形势与前文所述赵军所据泫氏城极为相似：泫氏当小东仓河与丹河汇流处，从那里可以分兵溯丹河河床向西北运动，顺丹河河床向东南运动，更可左近溯原村、马村二河向空仓岭前哨运动；端氏当梅河与沁河汇流处，从这里则可分兵溯沁河河床向西北布防，顺沁河河床向东南布防，构成与赵军空仓岭防线大体平行而对应的防线，更可左近由当今端氏镇一带迤东北沿端氏河(一作“固县河”)一玉溪河河床出击空仓岭。当年王龀当是充分利用了端氏城和端氏镇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势的，从以下秦军布防和出击方向，可以得到证实。

　　　　

　　王龁尽管一直处于突击态势，至此大体也陆续设置了沁河、空仓岭、丹河西沿山垒壁等三道防线。

　　　　

　　(一) 沁河防线

　　秦军以端氏城为中心的沁河防线，既有河床谷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又有充足的河水可资人马饮用。此线沿河由西北迤东南约40余千米，有文献记载和传说与长平之战有关的地名，由端氏城以北依次有孔壁、郎壁、王离城(王壁)、大(dai)将、运粮滩、马沟等；以南有秦河、秦庄(秦村)、武安、屯城等。

　　　　

　　王离城，当今沁水县东北25千米王壁，位于龙渠河与沁河汇流处，东濒沁河，背后有龙渠河河谷直通西方，可进可退。地理坐标东经112°19′45″，北纬35°49′00″，海拔865米。古来为端氏城以北沁河又一重要渡口和巨防。古城坐落在黄土覆盖的三角洲高地，遗址范围东西1．5千米，南北1千米，高亢而阔，至少可容5万人栖息。《元和郡县志》卷一五说，“古王离城，在(沁水)县东北五十里，秦时王离击赵所筑，四面绝险”(《太平寰宇记》卷四四等雷同)。此王离城当系“王龀城”之讹。按王离击赵，事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谓“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王离生活在秦末二世皇帝之时，所击赵为秦汉之际“新造之赵”(“新造之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语，指秦汉之际以项羽为共主的诸侯联盟所封的赵国，与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无涉。)，战地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王离自不当跑到悬远的沁水筑城以为击巨鹿的赵之用。

　　　　

　　其实，长平之战中，地处秦军沁河防线战略枢纽端氏左近的王离(龅)城，极其可能是秦军主将王龁的大本营。迄今于沁河河谷一线为一方高地中心，其形势正合古人所云“四面绝险”。从此看来，恰与廉颇设幕于丹河防线战略中心泫氏左近的制高点大粮山相似。80年代以来，于王壁村北畔台地登王岭上，陆续出土直径10至20厘米的战国陶质自流水水管和青铜箭镞)，迄今战国绳纹瓦残片几俯拾皆是。尽管这类战国遗存特别是民用生活器物，未必尽属长平之战旧物，但结合地理形势，却毕竟说明此处作为是役前期秦主将王龁的大本营，是既具有历史条件，又具有地理条件的。王壁以北的大将，相传为秦军将军驻地故名，马沟以曾为秦骑兵驻地故名，运粮滩以曾为秦军转输粮刍的渡津得名。这一带大约是当年秦军沁河防线的最北端了。王壁以南的郎壁、孔壁，与王壁一样，都以当年为秦军壁垒,故名。

　　　　

　　端氏城的地理形势，前已述其详。端氏城之东南20千米有端氏镇，镇子地处沁河及其支流端氏河汇流处。此端氏(镇)是隋唐以来的名字，前此称谓无考。此称端氏以来，原端氏城以地当其西遂易称“西城”，犹言西边的原端氏为西城，东边的今端氏为东城。端氏镇有其名以后抑或有其名之前，自古都当是沁河一大渡口。端氏镇海拔582米，在山西高原上显得甚为低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密物阜，更表里山河，形势雄胜，父老向以“小江南”自诩，迄今为一方巨镇，居民1697户，7801人，有沁河公路、铁路大桥，晋(城)禹(门口)干线公路和侯(马)月(山)铁路平行横贯，为水陆交通枢纽。隋唐之前，诚然此镇不见记载，惟隔岸的樊庄闻名已久。《水经·沁水注》所谓“(阳河水)北出阳阿川，南流径建兴郡(治今晋城西北)西，其水又东南流，径午壁亭东”。午壁亭即今沁水端氏镇樊庄。明陈廷敬《午壁亭赋并序》云：“吾所居樊川，终累牧之城南，近午壁亭。”今沁水樊庄有陈廷敬墓及牌坊可证)。此说明端氏镇一带早在北朝以前的上古时代即为亭障要塞之地。端氏河旧称“秦川水”)，溯秦川水河床东北行转溯玉溪河河床东去，就是赵的前哨阵地空仓岭了。此水前称“秦川水”、“秦河”，揭示了当年它是秦军由沁河防线东下突击的大道。

　　　　

　　由端氏镇沿沁河南下，河西的秦庄，当地相传因曾为秦军驻地故名：；河东的武安、屯城或由秦将白起封号得名，或取义于相传当年秦军尝屯扎于此，前者今属沁水，后者今属阳城。这里应该是秦军沁河防线的南端了。武安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2′00″，北纬35°33′15″。村子西濒沁河，东濒侯村河，东靠五台山，西依磨盘山，北环方山、压城山，四周山坡坡度25~左右。山环水绕，形势天成；又水源丰沛，土地沃饶，富甲一方。当年秦军以此为沁河防线链条的南端重要一环，当非偶然。乾隆《泽州府志》卷七云：“屯城在(阳城)县东北三十五里，秦白起置兵于沁河滨，北为武安，南为屯城，左山右泽，险固可凭。”其实，以此远距长平决战处50余千米之地，说当初秦军即王　置兵于此固无不可，所谓最后决战之时才赶来的白起置兵于此，则未必尽实，不过传说出于名将白起名愈显而王龁名益隐罢了。至若有的旧志说长子县亦有武安城、屯城，所谓“胥白起驻兵所” （乾隆《潞安府志》卷四），亦未必尽实。

　　　　

　　(二) 空仓岭防线

　　这道防线原为廉颇构筑的最深入秦军的首道防线，首当其冲，最先为王龁所突破，反成为秦军继沁河防线后的第二道防线。《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这正是空仓岭防线易手——由赵第一道防线而为秦第二道防线的整个过程。

　　　　

　　(三) 丹河防线

　　空仓岭防线易手后，王龁长驱直入，步步进逼，触角遂深入到丹河一线，于是这条当初廉颇借助天然水道构筑的主要防线，遂成为秦赵所共有，即赵据丹河东沿山一线，秦据丹河西沿山一线，互为屏障，隔岸对峙。这种态势，正如《水经·沁水注》引上党记》所载：“长平城在(上党)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崔嵬桀起，今仍号之曰白起台。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上党记》成书于魏晋之世，上距战国之季未远，《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尝于北魏太和年间随孝文帝北巡经此，丹河一线长平之战故垒，为作者和引据者所目击身验，自不待言。由是之后，迄今诚又历干五百余载，时移事易，陵谷沧桑，魏晋北朝人所见遗存虽多湮灭无闻，惟毕竟有“白起台”等犹存。《元和郡县志》卷一五有云：“头颅山，一名白起台，在(高平)县西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此台。”今高平市西2．5千米谷口村南畔有高阜，上筑祀被坑杀赵卒的骷髅庙，今存建筑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仿古重修，其高阜即正是“白起台”。1988年于高平西北掘山村出土秦半两近20000枚，于企甲院东南风和村出土秦戈3件、箭头3枚，更为当年秦军在此驻扎与作战的实物资料。■

长平之战：七、廉颇——王龁三年对峙

　　公元前262年春夏间，廉颇在空仓岭一线布防，王龁率军于沁河沿线准备突击。战事是由赵空仓岭守军同秦前哨部队遭遇开始的，守军招架不住，秦军步步进逼。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四月，……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从此太史公极其简明概括地记载，可以见出：初战，秦军攻势锐不可当，“二鄣城”前文已述其详，秦军很快就突破了赵军空仓岭一带呈犄角之势的防卫体系。赵军于空仓岭陷落后，似乎曾作过加固南北两翼以钳制深入之敌的努力，所谓“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结果没有成功，“秦又攻其垒，……夺西垒壁”，终于空仓岭南北几十里防线—一西垒壁(一作西长垒)完全陷落了。

　　　

　　长平之战初期，秦赵遭遇时间、地点、经历大较如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作辨证。其一：《史记》正义所谓“赵西垒在泽州高平县北六里是也，即廉颇坚壁以待秦，王龁夺赵西垒壁者”云云，其义不经。只有空仓岭防线才是名副其实的“赵西垒”，而“高平县北六里”处当丹河东，属赵军的东线，而公元前262年七月初战之时，丹河东尚牢牢在赵控制之中，以至廉颇退守丹东坚壁待秦后，相峙三年，王龁终不能突破丹河防线，其初战所夺赵西垒，自不在“高平县北六里”一带。其二，洪峻先生等主编《中外著名战争实录·长平之战》）称，白起预见到赵括的为人与战法，部署兵力以对，“八月，赵括果然率军大规模出击。……秦军两翼奇兵插到赵军出击部队的后方，抢占西壁垒，截断了出击赵军与营垒的联系，构成了包围圈”云云。此说除了对战场格局、两方战守态势本身交代未所确指外，无论与史实上抑或地理上，皆嫌不合。

　　　　

　　首先，秦军攻占赵西垒壁，时当王龁一廉颇三年对峙初期，不是最后白起一赵括决战之时出奇兵才攻占的，白起及其奇兵固与赵西垒壁无涉。事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赵“西垒壁”，指以天险空仓岭(今山西高平与沁水交界处)为中心的南至武神山、北达丹朱岭的南北防线，系长平之战初期廉颇所构筑的，当时赵在上党地区能够控制的最西方的首道防线，因称“赵西垒”，一称“西长垒”。至白起一赵括最后决战之时，白起出奇兵插到敌后抢占的，不是赵“西垒壁”，而是横亘于长平古战场最东北的百里石长城(由高平、长子交界处的丹朱岭迤东南直至壶关、陵川交界处的马鞍壑)背后一线。白起之所以遣奇兵至此，旨在阻绝赵军可能来自邯郸方面的一切援兵和粮刍辎重补给，斯处盖与初战之时王龁所夺廉颇赵“西垒壁”亦无涉。其三，张习孔先生等以秦军抢占的赵西垒壁在今“高平县北的韩王山高地”（《中国古代著名战役》，天津教育出版社l99l年）。

　　　　

　　前文已述其详，秦之攻占赵西垒壁，时当长平之战初，赵西垒壁指当时赵军最西的空仓岭防线。而韩王山当今高平北与丹河东，属赵军丹河防线的纵深阵地，是赵军的东线，——秦赵最后决战的地方，远非三年初战之时赵军的西线，这里自不能称赵“西垒壁”。其四，张文达、维民先生以长平之役初战，历述冯亭“遂弃上党，引残军及难民逃往赵国。至长平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才遇到赵国大将廉颇带领的驰援上党的二十万赵军。但因上党已失，秦赵两国军队对峙于长平关一线”（《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传略·白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云云。此盖于史实与上古文献记载不合，于地理则与是役之初秦赵遭遇于赵军阵地西线(西垒壁)——空仓岭地区亦不合。

　　　　

　　王龁突破了赵的天险空仓岭及其防卫集群，攻占了其接应和补给基地——四山环卫、三水汇流的完固要塞光狼城，东进丹河的障碍扫除殆尽，一鼓作气进抵丹河西岸一线，遂形成隔河与赵相峙的态势。从赵军方面看，极富实战经验而老谋深算的廉颇，或可遭遇中摸透了秦军战力不可与之正面硬拼，或可出于保存实力以伺机后发制敌，再未经组织抵抗就撤回丹河东岸沿山一线，固守有利地形，以丹河为依托，全力加固丹河防线。廉颇在丹东不独有水宽谷深的丹河可凭，更有大粮山、韩王山两大制高点，可鸟瞰数十里丹河两岸，敌我动静，如指囊中。

　　　　

　　至此，“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就这样，他充分利用占据的有利地势，固守阵脚，以不变应万变，一连坚持数载，实力强而急于战的王龁却一筹莫展，始终不能跨越丹河一步——从文献记载秦军攻取二鄣城、夺西垒壁后，再无任何阵地易手的记载看，足以说明这种现象。战局呈现一种不分胜负的胶着状态。魏晋北朝时期，《上党记》、《水经注》的作者在当地尚能看到的“(长平)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水经·沁水注》），正是这种状态真实生动的写照。

　　　　

　　秦军远道而来，粮刍辎重补给维艰，又有好战嗜杀所谓“虎狼之国”之名，在上党可谓“失道寡助”；赵军则以逸待劳，补给可源源而来，又有上党吏民的全力支持与合作。这就决定了秦军利于速战速决，赵则利于持久之战，而所以“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者，正是这种战略战术利害的客观反映。强秦弱赵之所以有数年相峙局面的出现，则是廉颇战略思想、军事艺术远胜于王龁的客观反映。上述难分难解的战局倘若长此下去，显然将越来越向有利于赵而不利于秦的方向倾斜，秦军在老马岭“诡运置仓”（明万历三十四年(空仓岭建城记)碑），又是这种倾斜日益严重的客观反映。

　　　　

　　其实，战局形势不可能长此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要么按着廉颇的战略思想继续发展下去，相机反攻，击溃或消灭秦军；要么中生变故，或赵廷自相掣肘，或来自秦廷对策，致形势向相反方向发展。其结果是，后一种情况的两种现象都发生了，年少轻躁而军事知识至多是聊胜于无的赵孝成王，以廉颇以逸待劳、后发制敌的战略为“不敢战”，"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干金于赵为反间，……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同时“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更“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如此，廉颇的事业既不得善终，形势由以久经沙场、富谋多智、老成持重的廉颇为主将的赵军，对以年轻气盛、轻虑浅谋、缺乏实战经验的王 为主将的秦军，一变而为由以年轻气盛、轻虑浅谋、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为主将的赵军，对以久经沙场、富谋多智、老年持重的白起为主将的秦军。从此，弱赵与强秦三年僵局、平衡终于被打破，战局向着利于秦而不利于赵的方向急转直下。 ■

长平之战：八、 赵括——白起决战

　　公元前260年，赵括既代廉颇，一方面出击迎合赵孝成王所好，一方面本身就是自命不凡、好胜逞强的人。他一到前线，即全盘废弃廉颇的战略战术，任意更换了将校，所谓“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史记·廉破蔺相如列传））。赵军八位将领以死相谏的著名轶事，当是发生于斯时。赵括刚愎自用，求胜心切，无视主客观条件，下令西渡丹河，全线出击。另一方面，针对赵括的行径，白起则亦一反王陀三年一味进攻态势，偏偏运用兵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计篇》），所谓欲擒故纵，“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战争遂进入最后决战阶段。

　　

　　赵军原来设防北起高平、长子交界的丹朱岭，南达高平、晋城交界的城公村的丹河东岸一线。丹河支流小东仓河，源出长治县关头村，西南流至泫氏(高平)注入丹河，与丹河呈垂直流向。小东仓河以南有七佛山、大粮山等重要驻防区和屯粮区；河北有金门镇(今店上)、韩王山、长平等重要驻防区。赵括到前线后，当驻韩王山西麓三军一带。地方文献记载，历世相传三军以“赵三军指挥部驻地”（《高平县志》317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得名。此地属韩王山山前台地，背靠韩王山，可以登高嘹敌；前临永禄河、丹河开阔地，可纵兵长驱突击。三军以北紧邻永禄，近年发现、出土长平之战大量尸骨，更说明这里是当年赵军非同寻常的重兵驻守之区。赵括既一扫廉颇部署，所谓“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显然原来长年固守丹河以东沿山防线的部队越过丹河，突破了秦军丹西沿山防线——诚然是“秦军详败而走”；大部队即由固守了三年的丹东沿山纵深防区集结于丹河东岸待渡，准备发动总攻了。

　　　

　　白起作为秦军新的主将，悄悄赶到长平后，似乎驻在战略要冲光狼城(今康营)一带。其一，今康营西北的寨上村，为一天然高阜，一方高地中心，有名胜安贞堡，登临其上，视野辽阔异常，相传为当年白起幕府（《高平县志》l?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其二，白起前此于公元前286年曾伐赵攻占过光狼城，谙熟其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其三，前文已述其详，这里四山环卫而三水汇流，是一处可进可退、易守难攻的几无与伦比的军事要冲。其四，由：康营以西北，在丹河河床与野川河河床之间有条平行的西北一东南向分水岭，是一道与丹河平行的巨大的黄土梁，以此为依托，既可有效地遏制西渡丹河的赵军突击，又不失影响节制丹西秦军行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赵括下令全线西渡丹河击秦军，“秦军详败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从丹西沿山一线，南至谷口北至王报约10千米地段，晚近迭有大量遗骸出土看，这应是秦军佯败后撤而赵军逐胜——赵括部队在秦垒外线经历了惨烈激战的地段。白起一方面佯败后撤，把赵括及其几十万赵军注意力吸引到丹西，放松了丹东的戒备；一方面于丹河、野川河分水岭——秦军纵深阵地加固设防以必万无一失，同时分遣了两支轻兵迂回包抄已经空虚了的赵军后路。这就是以25000人向东北溯秦川水(秦河，秦水，今端氏河)河床直插仙公山，然后折东南即于赵军百里石长城防线背后，以断赵军粮道和援兵；另以5000骑兵强行突破已经放松了戒备的泫氏(今高平)、金门镇(今高平店上)战略要点，然后向东北直插小东仓河河床一线，直扑故关，与包抄百里石长城后路的部队会师，从而将赵军一断为二，即使此线以北的赵军失去了大粮山的军粮和辎重补给，使此线以南的赵军失去了与主将的联系。

　　

　　前已述其详，学界有一种带倾向性的意见，认为秦以区区25000人能断赵40余万大军的后路，以5000骑兵能于40余万赵军间穿插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从中断定所谓赵参战部队45万和白起坑杀赵卒40万是人为夸大了的数字云云。其实，白起派出25000人奇兵包抄赵军后路也好，分遣5000骑兵穿插赵营垒之间也好，都不过仅指其先头部队而已，白起作为战国一代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常胜将军”，怎么能想象他在一赌国运的决战中派出一支轻兵就了事了呢!人们似不必要求以简明概括著称的太史公及其有限篇幅的《史记》，把白起派遣源源而来的后续部队都非交代清楚不可，而在《史记》里此类伏笔是很多的。

　　　

　　白起分遣的25000奇兵，由战略枢纽今端氏镇一带，溯秦川水河床，迤东北直至秦川水源头的秋峪(当长子、高平界，今属高平)，直插仙公山(高平、长子界山，海拔1389．8米)，然后折东南，即绕到丹朱岭(长平关)敌后，沿赵军百里石长城北侧一线，向故关、马鞍壑方向包抄过去。今端氏河，古称秦川水。《水经·沁水注》记载：“沁水又南与秦川水合，水出巨骏山(一称雕黄岭，亦作刁黄山，当沁水县东北境)东，带引众溪，积以成川。又西南径端氏县故城东。昔韩、赵、魏分晋，迁晋君于端氏县，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记载：“秦河，源出(端氏)县北西榆村谷，南流入县合沁河。”乾隆《泽州府志》卷六称：“海子河（海子河，命名取义于上游的上、下海则(子)二村），’源出(沁水)具东百七里秋峪岭下，西南流至端氏(镇)入沁河。”乾隆《潞安府志》卷四称：“秦水，源出长子县发鸠山，西南流经沁水县东端氏镇入沁河。”这条发源今沁水县东北秋，峪岭(仙公山)或云长子发鸠山的多源川流，西南流至端氏；镇注入沁河，古来之所以称“秦川水”、“秦水”、“秦河”，则揭“示了它与长平之战中秦军的历史连带关系——白起派出的25000奇兵正是由此河河床北上的。事同此理，当年赵百里石长城线上，高平与长治交界处的故关，曾长期被习称“秦关”，唐人牛元敬羊头山《清化寺碑》碑阴记载“所有当寺方圆八里，东至秦关故道，……西至秦关栅村道”（光绪《高平县志》卷十三）；高平、陵川、长治交界处金泉山余脉——世代相沿，迄今犹称“秦岭”（光绪《陵川县志》卷五）。这都反映了当年这支秦奇兵从百里石长城背后包抄赵军至此，抑或由蒲水北上于马鞍壑折西北包抄的秦河内部队至此的历史现象。

　　　

　　一言以蔽之，端氏河河床自古通行条件良好，现在则有公路畅通；百里石长城一线地理形势，前文已述其详，地形一般由北向南倾斜，南侧陡立险峻，北侧高平徐缓，秦轻兵由其北侧包抄放松了戒备的赵军，是完全可行的。白起分遣的另一支5000骑兵部队，旨在“绝赵壁间”，达到了将“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的目标。从地理形势考查，其所穿插路线只能是小东仓河河床一线了。其一，当时赵括幕府和赵军主力在此线以北的韩王山一带，其粮刍辎重在此线以南的大粮山一带，只有从此线穿插切割，才能达到断绝北线赵军主力部队的粮道，同时断绝南线赵军部队与驻北线主将的联系。其二，赵军的重点防区，由大粮山至长平关约20千米的丹东防线，骑兵可以横穿的地形有两处，一是小东仓河河床，二是永禄河河床。而永禄河河床位于赵防区的西北一隅，不是要害部位，从此穿插切割即使成功，亦于赵数十万大军及其指挥中枢无大影响，无足轻重，是以从此可见只有小东仓河河床才是这支骑兵进军的路线。其三，流传至今有关长平之战的地名和晚近发现与出土的长平之战尸骨、各类兵器、币帛器物，恰恰几乎都尽在由小东仓河以西北、丹河以东北、百里石长城以西南这块每边长约20千米的三角形地带。这种现象显然既非巧合，更非偶然，而正好从一个侧面雄辩地说明，长平之战决战阶段，当初赵军的防线在丹河，继而秦25000奇兵断绝赵援和粮刍补给于百里石长城背后，秦5000骑兵由赵垒壁间穿插切割成功于小东仓河一线。

　　

　　正当突破丹河西秦军防线的赵军部队长驱直进，而大部队云集丹河待渡突击的时候，相继发现前方对深入纵深的秦营垒突击受挫，而自己的后路反被包抄，粮道被断绝，以至上下间失去了联系，至此秦军开始反击。在战局急遽恶化中，赵军被迫放弃进攻，退回上述三角地带，仓卒构筑壁垒固守，等待援救。

　　　

　　赵廷自从惠文王初年“成兑专政”以来，其战略陷于权：益，长期推行时纵时横、纵横捭阖的外交政策。当秦的压力危及其安全时，它在山东合纵抗秦；当秦的威胁缓解时，则又靠与秦的关系暖昧，向山东与国攻城拓土而实同连横。直至是役初战小却后，赵廷是纵是横仍举棋不定，最后还是遣郑朱使秦试图媾和（《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因此失去山东国家信赖而不愿亦不敢援救。秦则密切注视着赵在山东合纵的成败，当时所谓“齐、楚救赵，亲，则将退兵；不亲，则且遂攻之”（《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干》，《史记·田完世家》）。秦终于看到赵陷于孤立无援而拒绝媾和。如今要决战了，粮道断了，又急请粟于齐、魏、楚（《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史记·田完世家》），结果无任何一国响应。至此，“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以人海战术，实施对赵军的总包围。

　　

　　秦河内部队北上长平，行军路线亦史无记载，惟完全可以确定其所取为“太行道”（《战国策·秦策三·范睢至秦》范睢尝说秦昭襄王有“北斩太行之遭，则上党之兵不下”语。），即由野王(今河南沁阳)出发，迤西北经碗子城、天井关（碗子城，天井关都属后有的名字，而太行遭上这些重隘却是早在战国就存在的）等孔道，达长平战区。其一，从地形上看，由河内至上党地区，必穿越太行山，而山问通道向无选择余地，唯有太行道可行。这条路线由野王进入太行山地带后，大体相当今太(原)大(口)干线公路一线。从其沿线高程情况看，河南境的常平海拔575米，迤北碗子城800米、大口900米、油坊头884米、草底铺935米、晋庙铺901米、天井关948米、铁南岭850米、大箕740米、南村730米、晋城694米。此中可以看到三种现象：一是太行道以天井关为中介，是最高点；二是由常平进入碗子城羊肠坂一段，落差最大，坡度达20°以上，最为陡险，最为难行；三是碗子城以上，几全在太行山脊，视野开阔，高则高矣，惟落差不大，还是平缓易行的。其二，从政治地缘上看，前文已述其详，当时河内已入秦版图，此道尽在秦控制之中。

　　　

　　碗子城，位于晋城市南45千米太行山上，山西与河南交界处山西一侧。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5′40″，北纬35°15′15″，海拔800米，坡度20—30°。古城座落山巅，居高临下，中有平地500平方米，就地筑城，以城奇小若碗故名。今存城垣为东汉肇筑，唐代重修，石质，有东、西、南三门，北为绝壁。城当自战国就驰名天下的“羊肠坂”（《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记载，张仪尝说秦惠王“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蔡泽渭范睢“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道中心，向为山间孔道，坂道由城中穿过。山崖石质，崎岖陡仄，羊肠百回，形势极冲。城垣西北近侧有清同治元年(1862)摩崖石刻“古羊肠坂”。今有太大干线公路通过。

　　

　　天井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8′55″，北纬35°21′15″。位于晋城市南22．5千米太行山顶，以地势高峻，关南有天井泉得名。“天井关”早在战国时代已是天下名塞，初称“天门”（《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吴起谓魏武侯，“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天门”即“天井”），汉代始称“天井关”（《汉书·地理志》），唐称“太行关”（《元和郡县志》卷一五），北宋靖康年间易“雄定关”（《宋史·地理志》）。秦赵长平之战以后，汉建武年间，将军冯异统大军北克天井关，遂拔上党（《后汉书·冯异传》）；唐会昌间，刘稹叛唐，唐末朱全忠与李克用反复争夺泽、潞，大军之行无不通过天井关，谁占据了天井关，谁就控制了形势(《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六一)。太行道和天井关的这种战略地位，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初。

　　　

　　天井关以上，直至晋城北境，大多是河谷平川，抑或黄土丘陵，地形平缓易行。这支临时组成的河内秦军径直东北行，于赵军丹河防线南端当今晋城城公村以南，循丹河支流蒲水河床谷道东北行，直至赵军百里石长城防线东端的马鞍壑，于防守赵军的背后，折西北与白起分遣的两支奇兵会师，以遮绝赵军来自邯郸方面的援军和粮刍供给。蒲水前已述其详，发源马鞍壑南麓，迤西南直至晋城东北隅注入丹河。这条长达30余千米的河流，晚近由于沿线修筑申庄水库等水利工程潴水、水文变迁等原因，或断流，或成季节河，但古河床明显，可以看出古来通行条件良好。赵军丹河防线南端既在今晋城东北隅上、下城公村一带，而蒲水则在城公以南的河东村注入丹河。秦河内部队由河东村一带循蒲水河床向东北包抄，既可避免过早地同赵守军遭遇，亦不必迂回过于悬远，是最理想的包抄路线。这里有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值得注意，丹河上源之一的绝水发源高平西北的伞盖山杨谷，东南流先会泫水，又会丹河，这条与泫、丹二水其实异源同流的小河，以长平之战的典故，所谓“秦军筑绝，不令赵饮”(《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而自古小有名气，以至《汉书·地理志》就特别收载了它，既然它就是晚近统称的有名的丹河，晋城上、下城公一带民俗却偏不称丹河而习以为常呼“绝水”（乾隆《凤台县志》卷二），此似反映了这一带则又是当年秦河内部队由此包抄遮绝赵救及粮刍的地方。

　　

　　通过了上面的论列，可以看到，至此赵军陷入于这样一种境地：由泫氏(高平)至长平关一线，丹西秦军纵深壁垒森严而突击不动；以25000奇兵为先导的秦军，已绕到百里石城敌后封锁了长平关至故关一线；以5000骑兵为先导的秦军，则牢牢控制了由泫氏至故关一线。这就是说，赵军主力被秦军主力和奇兵包围于以韩王山为中心的泫氏一长平关一故关一泫氏的周约五六十千米范围的三角形地带；赵军南线部队被秦奇兵和河内部队包围于大粮山地区。赵军主力部队兵多将广而无粮刍辎重；南线部队具有大量粮刍辎重而兵力甚少无主将。赵军战力迅速削弱，无论北线、南线均不能有所作为，无奈“筑壁坚守，以待救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又被秦河内部队由外线城公村一马鞍壑一丹朱岭(长平关)即从西南一东北一西北，双重地牢牢遮绝了赵军可能来自邯郸方面的一切后援。

　　在如此极端困难条件下，赵军广大将士作了坚苦英勇地抵抗，坚持了46天，终于发展到“内阴相杀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地步。赵括把主力部队分成四队，组织轮番突围不遂，最后赤膊上阵，亲率精兵强行突围，为秦军所射杀。主将既殁，“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是役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