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波兰看东欧社会剧变后的贫富问题

发布时间:

由波兰看东欧社会剧变后的贫富问题
樊勇
【内容提要】波兰剧变的一个客观结果是滋生了剥削阶级和权贵阶层,同时产生了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进而出现了制度及阶级性的贫富分化,贫富问题亦由此发生了质变。这在东欧剧变国家中也普遍存在。其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后所导致的社会阶级及阶层的重新划分和剥削的复归,实质在于制度性的对财富不公正占有。波兰及东欧诸国出现的贫富问题值得研究,时也是前车之鉴。
【关键词】波兰;东欧;社会剧变;贫富分化;
【作者简介】樊勇,1963年生,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进站博士后。(北京100872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相继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剧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并成为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焦点。毋庸置疑,国家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必然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引起社会问题(包括困扰人类的贫富问状况的改变。在现实社会中,贫富问题常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诱因,同时又可视之为许多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贫富问题的现状既是国家社会发展与进步程度高低的具体反映,也是审视及评判社会制度优劣的重要依据。从学理上讲,贫富问题主要包括贫困、过度贫富差距和贫富分化。其中,贫富分化是贫富问题的突出表现。贫富问题与社会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贫富分化的实质在于制度性的对财富不公正占有。因而,尽管导致贫富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则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一点也可以从波兰等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后出现了尖锐贫富问题的事实中得到印证。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国家转

变社会制度的初衷还是为了稳定宏观经济、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乃至为了解决贫富问题。而若干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贫富问题状况究竟如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笔者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久前曾赴东欧的一个主要国家——波兰留学一年,可以说对该国剧变后的社会贫富问题有了不少真实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在东欧,波兰作为一个发生了剧变的典型国家,其在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而我们亦可通过对波兰的考察与分析而对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后的贫富问题状况窥见一斑,故愿此文能对我们具体了解东欧国家贫富问题现状以及深入认识贫富与社会制度关系有所帮助。
波兰经济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上世纪80年代波兰曾陷入经济困境,在剧变过程中,当时的团结工会政府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建议,对经济采取了名噪一时的“休克疗法”(ShockTherapy[1],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在这一改革的方式指导下,大规模急速推进私有化,并把私有化确立为经济转轨的中心环节。198910月,政府通过的一项使波兰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纲领指出,对波兰的经济必须进行根本的体制变革,最终目的是建立起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措施主要有: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国家财务制度和银行体制,以及贸易自由等等。在经济上,客观地讲,“剧变”使波兰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和改观。
譬如,有效而迅速地遏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取缔了外汇黑市交易,市场供应明显改善、市场商品日益丰富等。尤其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将高达2000%的通胀率降到了两位数,新汇率保持了稳定,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短缺现象很快消失,成为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这同其他一些剧变国家的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不过,这当中不能排除其原有较好的工农业基础和西方发达国家可观的财政援助等因素的作用,而且经济现象不能说明一切。在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背后,潜藏着相当大的社会矛盾和

危机。其中,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并趋于分化,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并成为波兰诸多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
剧变前的波兰,作为一个有建设经验和发展特点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济不很发达且时有起伏,但贫富问题并不突出。然而,80年代末发生剧变以后,政治、经济等的亚资本主义化顿令整个国家面目全非,特别是由于采用了以激进式转变为特征的“休克疗法”虽说基本求得了经济制度短期内的“一步到位”但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经济生活上的巨大突发性震荡,并导致贫富问题尖锐起来。这种不惜以国家社会经济秩序一时瘫痪为代价的做法,在萨克斯看来是“长痛不如短痛”,然而,贫富问题等后遗症却是始料不及的。剧变后的波兰,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居民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近1/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从无到有,且飞速递增。1990年年底失业人数便高达113万,远超过了40万人的预测。波兰权威统计资料中的数据表明,1990~2001年,失业率分别为:6.5%8.7%11.3%16.4%16.0%14.9%13.2%10.3%10.4%13.1%14.8%15.1%。截止到2001年,失业人数已突破270万,其中25岁以下的占33%左右[2]。失业率的飙升,使得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不断增大,行业及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状况逐步恶化。以1999年为例。
当年全国平均工资为1697.12兹罗提[3],金融、电讯及政府部门等的平均工资为3000多兹罗提,有的甚至接近4000兹罗提。而小手工业、纺织业等的平均工资则不足500兹罗提。笔者在波兰曾耳闻,过去比较安定的农民阶层,1997年发动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抗议收益每况愈下和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长达数月的频繁游行示威活动高潮迭起,农民们甚至将拖拉机等重型农用设备开进大街小巷、堵塞交通,一度使包括首都华沙在内的诸多城市的社会秩序严重受到干扰,影响颇大。无独有偶。前年年末,笔者又目睹了一场组织

有序、群情激昂的护士大罢工。平均月薪只有不足600兹罗提(全国平均工资为1800余兹罗提的护士们实在难以安于现状,集体大罢工并上街游行,强烈要求政府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他们的境况和行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纷纷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在这个宗教“饱和度”高达98%的国度里,在本应一片祥和、欢快的圣诞节前后,却时常听到大街上传来阵阵示威和愤怒的吼声,圣诞夜也依然如此,足见其社会影响之大、贫困阶层难忍程度之高。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以“休克疗法”和私有化为重要标志的这场剧变的一个客观结果是滋生了剥削阶级和权贵阶层,他们人数虽少但却占有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出现了阶级性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问题发生了质变。尤其是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成为在政府支持和庇护下,新生的官僚垄断寡头以及暴富阶层瓜分国有资产、掠夺平民百姓,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波兰著名学者安东尼·库克林斯基对此精辟地指出,波兰的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
民众也普遍认为,人们正承受着社会及经济变迁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忧和痛苦,改革产生了“不公正的生活分化”,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缺乏社会保障感”俄罗斯杜马代表利西奇金更是一针见血地指责道,私有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它使人们变成金融寡头的奴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也曾指出:原苏联及东欧的私有化是“一场可预见的经济灾难”。剧变过程中,东欧剧变国家的社会阶级及阶层均被重新划分。新的划分历时不长但十分剧烈,形成了下述一种塔形结构:顶端仅有一个为数很少(约为人口总数的5%左右却聚敛大份额社会财富(譬如在全体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一般都超过了45%金融—工业寡头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群体,以及一个相当富有的政治精英集团。下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生资产阶层。它们在剧变中大获其利,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再往下,是一个需要想方设法才能跟上社会的变化

节奏、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并随时充满危机感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下面,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准贫困阶层。他们自从剧变开始,生活便每况愈下而且前景更不容乐观。最下一层则是处境艰难而又难以摆脱困境的贫困者。后几个阶层中的人们生活艰难而为数众多,其中大多数人无奈地沦为剥削的对象。因此,在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不同群体生活质量的差距愈来愈大的同时,社会贫富问题的性质悄然改变,阶级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凸显出来。阶级性的贫富分化已使贫富问题演化为社会无法回避、恶性循环和难以解决的制度性问题。有资料表明,波兰已有超过40%的人在忍受困苦或面临贫困威胁,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贫困者数量分别达到人口总数的25.3%34.1%,而选择了“渐进式”换制方式的匈牙利,也同样约有1/4的人口不得温饱、40%的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上下浮沉。而这几个国家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惜倾注巨额钱财而力图树立的“瓦解社会主义、对抗公有制的样板”。总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始终是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大难题。
此外,剧变若干年后,在国外垄断资本已可随意出入之时,外资在波兰的运作策略与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由早期的合资合作转向收购、兼并,进而转为并购骨干和优势企(业。剧变使得波兰几乎在一夜间门户洞开,将值钱的“家当”拱手相送,任人选购。效益好、有潜质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被外国大公司及财团并购,剩下的那些个头大、效益差的企业及行业,由于缺乏资金和出路,越来越不景气并成为国家及政府的负担和经济发展的累赘。萨克斯认为,东欧等国实施“休克疗法”必须以西方大强度的财政援助为保障。而自1990年起波兰平均每年从西方实际得到的10多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够支付数百亿美元外债的当年利息。为失业大军发放救济金也力不从心。近些年,波兰的经济已出现下滑趋势,截至2001年年底,波兰的外债已达655亿美元。可见,经济表面上的一时红火,掩盖了实际存在的深刻危机。国家的国民经济基础被直接削弱、民族工业的发展

受到了极大抑制。久而久之,波兰的经济及政治势必受制于人,而且自身的发展将越发显得后劲和底气不足,并最终拉大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整体贫富差距。种现象与问题在东欧剧变国家中也带有普遍性。因此,如果说整体富裕程度有所提高,那也是昙花一现般的和附庸式的。
贫富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波兰等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后出现严峻贫富问题的客观事实和过程说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及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向私有制的转变,在于剧变所引起的社会阶级及阶层的重新划分和造成的剥削的复归。从波兰的剧变到贫富分化的产生,我们还可从中进一步认识到,贫富问题的性质和状况同社会制度休戚相关,贫富分化的现象缘于贫富问题之制度性的本质,故社会制度对贫富问题起决定性作用。也不难推导出,贫富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国家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具体和重要的反映。波兰及东欧诸国出现的问题依然值得研究,同时也是前车之鉴。
(责任编辑简隆德
注释:
[1]“休克疗法”由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首先提出。它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激进办法(即一步到位)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战略。其具体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的产权制度;二是全面开放市场,放开物价,让市场自发地调节经济运行;三是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防止转轨过程出现通货膨胀。[2]数据来源:Statistic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Poland2001ThispublicationwasapprovedbytheMinistryofNationalEducationforschoollibrariesWarsawNovember2002.

[3]波兰货币。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2

由波兰看东欧社会剧变后的贫富问题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