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及时代意义

摘要：梁启超，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主编或参与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办报主张并吸收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成果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报刊思想、时代意义

                               引言

马克思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①“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

    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旧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力；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空前丧权辱国，使得举国震动、大梦惊醒，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主要代表的维新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奔走呼号，除向皇帝上书呈请变法处，还创办报刊杂志，办学堂学会，大造维新舆论，主张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兴民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进行改革。加上年轻的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力图所作为，支持维新志士的活动，使维新思潮迅速发展并高涨起来。虽然它在政治上的成就不大，但却是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其影响是深远的。

维新思潮以戊戌变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后这一思潮并没有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以梁启超阶级为代表，这一思潮通过自己的舆论阵地《清议报》、《新民丛报》和留日学生中的大批报刊，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人文科学知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诸如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进行改造，推陈出新。报纸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象征，给了梁启超一个大展鸿图的平台。

                             正文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丰碑，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活动家，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新闻思想家。戈公振语：“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及时代意义：

一 、 梁启超维新时期的报刊思想

梁启超维新时期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报刊活动,“公车上书”以后，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积极进行筹备，从此梁启超就把办报作为自己事业的第一职志。

（一）   、梁启超维新时期的办报活动

1、《万国公报》，宣传维新变法

   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任主编，每双日出版，刊印1000份，委托送《京报》者代递。该报除转录广学会及其他报刊文章外，常由梁启超，麦孟华撰写百余字论文，介绍西方各国商务、矿务、铁路、农学、兵学等，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如《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农器攻略》等。在北京官绅中产生了不小影响，从起初的每期1000份，不久即增加至3000份左右，对开通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创办《万国公报》，康、梁等维新人士在王公大臣中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获得了一部分清朝官员的同情与支持。

2、《时务报》主笔，言论界骄子

《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为旬刊，十日一册，每册约20余页，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担任《时务报》总主笔时只有24岁，是当时第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思维敏捷，朝气勃发。“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梁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往往一个人干七八个人的工作，成为《时务报》的灵魂。《时务报》创办不久，梁启超开始独立地大显身手，成为言论界骄子。

（二）   梁启超维新时期的报刊思想

1、注意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

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征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时务报》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内容以论说和译文为主。《时务报》先后发表了重要论著120余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的系列论文《变法通议》以及《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重要论说。在这些论说中，维新志士不惜笔墨，极言“中国在今日，犹如一羊处群虎之交”的危亡局势，以此说明变法的重要性，梁起超还从理论上阐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③他指出欲谋求中国的真正富强必须“蓄养民力，整顿内治”，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进行社会政治的改革，而着眼点则在于开民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④

2、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

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与信息学术及道路交通密切相关，通则强，塞则弱，报纸乃是一个国家的耳目喉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报务发达故能做到上下相通，君臣一气，国家因此而日益强盛。中国因政治体制异于外邦，当政者对国家大事讳莫如深，政府的举动，老百姓真相不知。对于外国的情势更是了解甚少。

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提出了在中国办报应该采取四条措施：（1）“广泽五洲近事”，使阅者知世界形势，明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避免夜郎自大。（2）“译录各省新政”，使读者认识到新法有利于国家，以减少维新运动的阻力。（3）“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因此而“奋励新学，思洗前耻”。（4）“旁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渐知一切[实学之源流，为学门径及发展趋势，不再抱残守缺。

3、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求

    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梁启超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报刊的政论文体。他在《时务报》上所写的文章，力求通俗易懂，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框框界限，文笔生动，令人耳目一新，满足了国难当头，广大人民群众关心世界及国家大事，要求图强，渴望新知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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