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

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

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少年强 则国强》

我想请现场的男生去设想或者去回忆一个场景：你的女朋友板着脸站在一边，忽然很委屈地哭出来了。你问她什么她都不开口，“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这个时候你心里很慌张，你想：“不对啊，怎么回事呢？上个月看中的包我买了呀，昨天的朋友圈我点赞了的呀，前天前女友发过来的短信我删掉了的呀。”这个时候大小姐终于开口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安全感了。”

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是崩溃的，因为这是她第101次跟你提出“安全感”的概念。鼓掌的那个哥们儿，可能你女朋友跟你提了200次。

这个时候男生会很沉默，对吧？你女朋友看你不说话她很慌啊，她就跑到网上去发帖子，叫《跟男朋友说没有安全感，男朋友不理我了。姐妹们我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这种帖子底下，一般回应也不会太多的。但通常会有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司机说一句废话，而这个废话被你的妹子誉为真理。

这个老司机说：“妹子，安全感不是男朋友给的。安全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喔！”这个老司机说的其实没有错，生活中的安全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好好工作，会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好好学习，会有期末考试的安全感；“不作死就不会死”，会有爱情的安全感。

安全感的本质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和生活进行的一场等价交换。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一份不基于任何条件，不需要努力，我们往往“身在福中而不知福”的安全感。

今年春天，我们学院组织学生去各个国家实地调研。我选择了去位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多灾多难，但又是国际强国，所以我对它充满了兴趣。有两个细节奠定了我对于这个国家的看法：第一个细节发生在机场，当时我托运行李。大家都知道托运行李一般只需要5－10分钟，不会问你太多问题，对吗？但是那一天，以色列的安检人员对我进行了足足半个小时的盘问，“你叫什么？姓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念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工作？写过什么论文？去过哪些国家？有过什么梦想？爱过谁？”全部都要问。我觉得很被冒犯，因为我是一个普通游客，你为什么要把我当成恐怖分子？

这个时候我身边的以色列同学跟我解释，他说：“这是我们以色列航空多年的常态。自从1984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的袭击，阿拉伯国家至今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地位。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最保险、也是最笨的方法，去排查危险。” “国家太小，袭击太多，我们输不起。”

第二个细节发生在机舱里。当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的时候，机舱里响起了一阵掌声。我很纳闷，因为整趟旅行是非常安全的，连气流颠簸都没有。换言之，这是一趟常规到不能再常规的安全着陆。在这种情况下，鼓掌，有意义吗？

我的以色列同学又跟我解释。他说：“每一趟航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航班，只要安全着陆，我们就一定会鼓掌。因为我们对于„安全‟有一种执念。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展开了种族屠杀，我们的父辈不是在逃难，就是在逃难的途中遇难。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成为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民族。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重建安全感。”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不安全感，对于他的国家和国民来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不安全感其实不影响你综合国力的提升，因为不安全感催人奋进。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在国防、军事、科技、农业、商业、金融……你能想到的任何领域，都是世界强国。但是这样一种不安全感，一旦渗透进每一个国民的生活中，一旦蔓延进每一个国民的心里，会让人失去一份心安理得。这份心安理得，意味着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释你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你不需要时刻去提防国土安全，你更不需要因为担心国破家亡，而流落他乡。这份安全感，是一个国家給国民，最根本的安全感。

生活中的安全感，就像我们开头所说，是一种等价交换。但是国家层面的安全感，是一种抛开个人因素不谈，只因为享有国民身份，就可以免受漂泊、免于恐惧。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班上有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同学。当他得知我毕业以后就要回中国时，他跟我说：“我很羡慕你，我的国家常年在内战。虽然在今天，我们俩都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但是我们各自还有一个身份——我的身份叫叙利亚难民，而你的身份叫中国国民。”

难民与国民的最大差别，在与你是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你是否一定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的国家；寄托在一纸冰冷的移民法案，还是说，你可以轻飘飘地讲：“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是家里这么好，我随时可以回得来。”

安全感所带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

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必非得在别人的国土上，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体，才能够被尊重。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也会被善待。因为你背后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世界对你的国家，充满敬畏。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被老师安排，在课堂上向大家解释我们的“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解释我们刚刚出台的二胎政策，又或者是南海冲突。其实我的预言是有很多瑕疵的，我的观点可能也很平凡，但是这样的我能在课堂上永远有一丝话语权，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很重要；中国学生的话，一定要听。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中国强。”一百年后的今天，其实道理反过来是一样的。“中国强则少年强，中国强则中国少年强。”

因为强大的国家能赋予一个少年强大的安全感，基于安全感，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想生活的地点、职业、状态乃至是心情。他是轻装上阵去看这个世界，又理直气壮地回到自己的家园。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它说：“如果你觉得你活得很舒服，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为你付出。如果你觉得很安全，那是有很多人在为你承担风险。”他们是边疆官兵、维和部队、外交官、公共服务的各行各业，为了你和我更强的安全感，在不懈努力。

但即便是有不懈努力的他们，我们的国家，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也有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中国固然强，但今日之中国少年，唯有更强。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地回应，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的期盼。告诉他：“少年强则国强，中国强则中国少年更强。中国强，就是因为——少年强！”

《黑土麦田 实干兴邦》

8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男神，他叫秦玥飞，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被耶鲁大学的本科录取了。在那个年代，从中国直接被常青藤本科录取的学生少之又少，所以在那个意义上，他是我们身边一群女生心里的男神。他个子很高留长头发，很摇滚，但是整个人话不多，很安静又显得很文艺，然后你知道女生面对这种男神嘛，就是会想说他毕业之后去干嘛，未来会怎么样？

2014年，我又见到了我的男神，也见到了他的工作。他剪短了头发，耳朵后面别着一根香烟，然后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蹲在地上。他在湖南省，在衡阳市横山县的贺家村，他是贺家村的村主任助理和团委书记，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村官。这个时候他在贺家村已经做了3年的村官，那他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呢？有老人过来跟他说，说小秦啊，这个家里的屋顶漏雨，小秦帮着解决一下好不好？有人热水器坏了，小秦会修吗？还有老人就说，小秦你有女朋友吗？我儿子今年3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小秦能不能帮着找一个？

这些事情玥飞处理不了，但他真的会去做。他去捣鼓热水器，他去研究国家确实没有专门的资金去修补漏雨的房子，但是有危房安置的政策，那么这个老人的房子年岁已久算危房，给他写报告。他还去其他几个村子问，你们村里有没有那个找男朋友的姑娘，要结婚的，我们村里有男的，我们那个配一配。

我跟他说，我说师兄啊，你是来做公共服务的，你做村官，可是你现在每天就是些家长里短，那怎么服务啊？你怎么给这个村带来改变？他立刻纠正我，他说吉如你错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改变。因为改变往往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可是你我，我们都没有资格去定义，说中国的农村应该什么样，百姓应该怎样生活。村民有村民自己生活的逻辑，这套逻辑我认可，我接受。

三年下来，玥飞为贺家村筹款80万余元，他修成了路，建成了水渠，还办起了信息化教学。可是村官的任期就是三年，他要离开这个村子了，玥飞就在想，他说我走了之后，这个村子怎么办？可能这些孩子因为信息化教学，这个英语成绩提高了20分，化学多考了30分，但是两三年后，他们是不是还是要走上去建筑工地搬砖的道路？他意识到不能总去要钱，财富应该被创造，他想到了农民要创业。

从2013年开始，他筹备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每年从国内和海外的高校选拔一批毕业生，作为村官带领和帮助农民创业，这个平台的名字叫黑土麦田。今年，就在前几天，第一批选拔出的村官，已经前往湖南、江西、广东、山东，四个省份的15个贫困村。他们的目标是用两年时间，帮助这15个贫困村里的每个人获得3140元的年收入。

玥飞跟我说，吉如你不要看这个15个村子，然后3140这些数字，我告诉你，能做成的不难的。我说你怎么这么乐观？你很自信啊！为什么你就是这么笃定的觉得它一定能做成？但是我想到要在农村做这些事情就是很难。他想都不想的跟我说，因为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去做你就觉得它难，就像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来过中国，对，批评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嘛，但是建设是每一个人的使命。

黑土麦田的英文名叫做“Serve for China为中国服务”，我想到美国有一个公益组织，它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结构跟咱们的“为中国服务”有点像，叫做“Teach for America为美国而教”。每年他们选拔美国的大学生到美国最不发达的地方去教他们的孩子，有人说，那不就支教吗？我们也有。但是人家的支教，一，给了每一个年轻人类似于城市白领的收入，保障体面的生活；二，平台很成体系，你想做一些超出支教范围内的事情，都有技术和资源的支持；三，支教结束之后，你可以选择继续扎根做教育，但是世界500强，知名商学院，还有参议员的办公室，都会向你打开大门，因为美国它相信这群愿意“为了美国而教”的年轻人。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的一些名校生，他会挤破头要去“为美国而教”。那么这个情形反到中国来，我会想说，我们的大学生会挤破头皮去做村官吗？有人说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吗？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不渴望有所作为吗？资源的不匹配，平台的不完善，其实足以让一些年轻人望而却步。因为年轻人的执著，不应该在一些本可以被避免的问题上被考验。因为年轻人也是人，也要生活，也会害怕。

所以黑土麦田所做的尝试，在这个平台上结合政府部门，全社会、企业、投资机构的力量，就是要给年轻人生活上的保障和工作上的资源支持。它其实解决了玥飞心中一直以来的难题：我们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而不是情感绑架，去帮助年轻人实现家国理想。

此时此刻就在我演讲的此刻，玥飞人在湖南湘西，和那30个他一起选拔出来的大学生村官在一起。他说吉如你要有兴趣，可以去看我那个朋友圈，我在上面放了另外一批四个去山东的村官的照片，那个照片上面绿油油的，特别好看，特别美。但是我想，当初吸引玥飞来到农村，作为一名村官的原因，一定不仅仅是美丽的景色。我跟很多人一样都好奇，一个耶鲁的高才生，为什么要选择做村官呢？

玥飞说，当年母亲曾经带他在北京借读，他们住过地下室，然后穿过亲戚给的旧衣服，还去买过那个超市打烊前，所以会打折很便宜的食物。他说我在耶鲁的每一年都会假期回农村做田野调查，我意识到其实农村的父母跟我自己的父母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过得比自己更好。他们可能自己在城市去盖那个一辈子都住不进的高楼大厦，但是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有那个能住进去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说“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我们今天先不谈国富民强，或者民族复兴。国家是由一个个人和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让每一个人都过得更有尊严，让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有超越父辈的可能性，如果我能参与进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帮所有的父母实现我自己父母的那个愿望。

在很多的媒体报道上呢，玥飞有一个绰号，叫“耶鲁哥”，因为他非常优秀的学历背景。玥飞本人一定不是一个喜欢用这样的光环为自己增光添彩的人，但是不可否认，耶鲁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百多年前，在玥飞的母校耶鲁大学，有一群中国人，他们的名字至今我们都挺熟悉的：詹天佑、马寅初、容闳。

那个年代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耶鲁，耶鲁留学生回国没有光环，没有实惠，但是大多数人都回来了。有的在搞铁路，有的在搞电路，有的在搞经济，有的在甲午海战中保家卫国，有的就跟着定远舰、致远舰一起沉到黄海底。时代在变，时代的使命也在变，但是我想到这一百多年前的这些年轻人，我看到今天的玥飞，我觉得年轻人从来就没有变。

一百多年前，那个使命是救亡图存，是挽救民族之魂，年轻的生命在定远舰、致远舰上沉下去，然后用年轻的身躯去缓缓托起一个几乎就要沉到海底的民族。几十年前，我们新中国的使命是脱贫脱弱，衣食足，吃饱饭活下去，年轻的头脑和双手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用钢铁之躯去慢慢的去塑造一个像钢铁一样今天这么坚固的国家。但是今天的时代使命，变成了在这个钢铁一般的外壳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是不是能够活得有尊严，还有做梦的权利，每一个孩子是不是还有去超越他父辈的可能性。

每一个平凡中国人的梦想是可以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无论是农村的、城市的，我希望你可以过得比我好。而每一个平凡中国人的尊严，是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可以不再流血，少流泪，被理解，被陪伴。黑土麦田，秦玥飞，让我们今天都看到，这样的一个使命正在实现。

互联网+直播

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现在就是在“演说家”的录制现场，在我的身后就是鲁豫姐和乐嘉老师，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酷呢？如果很酷记得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鲜花礼物走一走，大家感情更长久。

有没有觉得我刚才很像你们身边的某一位朋友？我认识一个姑娘，她一天24个小时的时间是这么安排的，吃饭、睡觉、化妆、直播，最后一件可以占到10个小时以上。这姑娘一个人有3个充电宝，手机从来不断电，不管走到哪儿。

我人生中犯过一次比高考物理考了9分还愚蠢的错误，就是我和她一起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把我吃得啊，她全程都在直播，最尴尬的是吃到一半她竟然惊呼“哎呀，寂寞龙少你怎么来人家的直播间看我，还不赶紧给我刷一个大游艇来安慰安慰我受伤的心”，我当时都懵了，三观震碎了，原来直播还可以送游艇啊，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接近智障的土豪，可以给我来一打吗？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直播的几个套路，主播的套路基本是这样的：给你唱首歌，然后要礼物；给你卖个萌，然后要礼物；给你聊人生，然后要礼物。我觉得她们跟达尔文所说的生物进化论里人类的祖先灵长类动物特别相似，因为你想啊，你用香蕉来吸引猴子和你用跑车来勾引妹子在本质上是一样一样的。

2016年直播这个词突然势不可挡的爆发，平均每3个小时就有一款新的APP上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到了直播这个大环境里，因为它使互联网变现成为了现实，而且这些钱直接就可以揣到主播的腰包。所以不管你是隔壁的老宋，还是邻居的老王，是长腿的欧巴，还是卖菜的大妈，他们都是主播。

但是当直播越来越火热，它背后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凸显，大家想一想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咱们应该都差不多大吧，老师和家长如临大敌。我小学六年级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老师经常会去学校旁边的网吧逮人，然后让他们礼拜一的时候站在升旗台上，全校通报批评，还给了开除学籍留校察看这么严重的处分。当时年仅12岁的我，在台下看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觉得莫名羞耻，好像上网和坏孩子就划上了等号，互联网被妖魔化，那个时候甚至有了网瘾这一词，有了戒网瘾学校。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再回头看看，当年那些指着你说你天天就知道上网，互联网就是个害人精，这么说你的那些长辈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手机不离手了，你每天刷刷朋友圈，那些心灵鸡汤的分享发的最多的就是他们。互联网更加全面的霸占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却再也没有人提网瘾这个词了。微博刚刚兴起那会儿，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都在大肆批判，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微博内容低俗良莠不齐，还有人说微博限制了我们发文的字数，会导致行文习惯的退化。那现在呢？微博已经成为了我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平台。

玉树地震那会儿，我们在微博上一起救援，一起祈福，一起抗震救灾。前几年不是很流行冰桶挑战吗？我们身体力行，爱心接力，那么大一桶冰水说往脑袋上倒就倒，但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让大半个中国关注了罕见病——渐冻症。里约奥运会我们实时转发，实时评论，他们获奖牌了我们比他们还高兴，他们失败了我们一起安慰鼓励。原来我们也能参与到奥运里去，原来渺小如我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次评论也都有意义，微博正在用互联网围观的力量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谁又能断言说直播就不是下一个微博。因为我们现在都太关注直播的娱乐性了，我们忘记了它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传播价值的媒介平台，平台就放在那儿，怎么使用它是你自己的选择。

愿意用直播平台去散播低俗文化的人，他没有直播平台依然会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他方式，该被禁的是这一部分人，但不是平台本身。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片海，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你可以选择放任自流，但你也可以选择去做最高贵纯洁的那一滴。你的选择决定了你融入社会这片大海的姿态，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直播内容都是低俗的，也有人在用直播做慈善，有人在直播投资建议，有人在直播心理咨询。

前一段时间，我去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因为职业的原因，所以我可能会深入了解到一些普通游客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我在那见到了很多小藏羚羊，这只就是我拍的，它们只有3个多月大，在迁徙的时候和妈妈走散了，差点儿被冻死，被工作人员救了回来。索南达杰保护站，只有一名志愿者，他已经来了8年了，就是照片里的这位，他跟我说其实保护区非常非常需要志愿者，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所以我在可可西里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看了小藏羚羊，跟他们说了无人区的环境，也讲了现在的现状，所以有很多人联系到我说，他们也想来可可西里当志愿者，这件事情已经在行动当中了。

这次直播给了我自信，因为它让我相信互联网这个神奇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生活无限种可能，它让渺小如我的个体都敢去做属于我自己的中国梦，陶渊明说过一句话“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世界上最珍贵的不只是有形的物质，不止是跑车、游艇、轮船、大飞机，还有你追求极致永远不妥协的精神。报业的一代宗师张季鸾先生说过“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管是微博还是直播，它都只是平台，只是媒介，我们要做的是引领它，利用它，而不是随波逐流被它同化，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争做那最纯洁的一滴水，那整个互联网也可以变成一股清流。当我们在埋怨说时代喧嚣，埋怨野蛮生长的时候，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是不是喧嚣里的那一个。我一直特别相信一句话，它说“你是怎样的，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坚守的是内心的信念，不妥协的是理想的纯粹，不盲目的否定才是最张扬的个性，而驾驭时代却不被这个时代驾驭，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担当。

我们毕业了

站在这儿呢，我首先要跟我的学校补一张请假条，请假时间：6月17号，返校时间：永不，请假原因：毕业。从今天开始，我就再也不是一个有学生证的女同学了，我毕业了。

都说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按照惯例呢，作为师姐在临走的时候我应该给师弟师妹们一些忠告。我的忠告就是，高中的时候老师怎么跟你们说上了大学你们就放松了，他说的可能是你们的裤腰带；千万别觉得上了大学我就失去了早恋的机会了，因为你根本找不着对象；老师的点名呢就像电视台插的广告，不是你换台就躲避得了的；最后的一条最主要是说给我的师妹听，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以学习的名义加你们微信的师兄，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师姐给我的忠告就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师姐们的眼光总是雪亮的。

其实面对毕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特别难过。我最难过的时候是，当我把大学四年的课本以接近废纸的价格贱卖的那一瞬间，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多珍贵，而是这些课本都是新的，一页都没有翻过呢，大叔。有的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我大学四年都没有谈过男朋友，我都不敢看男生的眼睛呢，但是每个学期我都有偷偷去搞联谊，但结果总是惊人的相似，暗恋我的人往往都特别特别沉得住气。但是也有非常非常暖心的时刻，在毕业的那天，全班的男生跟全班的女生说，不管你们以后成为了谁的女人，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女生。

其实离开了学校，我们就再也没有一个关系能像同学这样把男生和女生这么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却又无关风月，只为真心。我们都是在快要毕业的时候才突然爱上学校的，就像人生很奇怪呀，我们总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突然想要好好开始。我们都以为，只有长大了我们才能永远相伴，所以我们就不惜一切代价拼了命拼了命地成长，但是当我们真的长到了足以跟青春挥手告别的时候，回头突然发现我们被骗了，原来成长只能让我们分离。

就在昨天，我的同学们在千人报告厅举办了毕业晚会，我没能参加。那些我跟她们说好的要露着大腿拍的毕业照，还有一定要把我灌醉的酒局我也都错过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穿这身学士服，今天的这场演讲就是我的毕业礼。

面对毕业其实我是后知后觉的。在我隔壁学院有个姑娘跟我关系特别好，就在离校前两天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碰到她，我就像往常一样跟她打招呼，我说嗨，她隔着老远转过头看向我，依旧是笑靥如花，但是她张开嘴说的却是再见。就在那一个瞬间我才突然觉得可能我真的是要离开了。但是离开了也挺好呀，我们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想要逃课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课可以上了。下一个秋天的时候，那间你们总是想逃开的教室依然还是坐满了人，只是再也不可能是我们。一年800块钱，你们谁以后还能住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我们散伙饭的那天晚上，有姑娘为了拥抱一个人，她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她四年没有说出口的我爱你，全都融化在一个拥抱里。你们总以为有些人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见到，但是其实一旦分开就再也见不到了。林宥嘉有首歌唱：青春兵荒马乱，我们潦草地离散。有听过吗？那首《心酸》。很多人都是来不及说再见的，但是最措手不及的却是，我们还未配妥剑呢，出门便已经是江湖了。

今天这场特殊的毕业礼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学校的这个避风港，我们再也没有“学生”这个听上去还是跟孩子一样可以被原谅的头衔。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全神贯注地跟这个世界单打独斗了，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你是要回到家乡过稳定的生活还是留在大城市漂泊？是为了你的恋人妥协还是天各一方从此各自珍重？是追求自己的梦想还是去完成父母的愿望？我们上了那么多年的课，却从来没有一堂课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该怎么选。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第一堂课老师问我，4年之后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当时不加思索地告诉他，成功的人。然后他问我什么是成功？我说成功，成功是能出名，能赚很多钱，有豪车，有大房子，能去整个世界看看，我当时觉得我的回答太酷了。但是4年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说，梦想不能当饭吃，做人得现实；当越来越多的人指着你的梦想说你不行，让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突然觉得成功不是赚多少钱，能多出名，真正的成功是，不管有多少人质疑你，你都敢于去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儿，我放下了很多机会来到北京，选择了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北漂。在我在梦想里，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也没有稳定的生活。我想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这一群上世纪末最后10年出生的一代人，我们这一群在你们口中垮掉的90后，我们不是另一代人，我们是另一种人。

也许快餐时代长大的我们太急于求成了，可能我们理想得不够纯粹，也现实得不够彻底，这我承认。但是我们并不像上一代人，我们的规则更稳定，我们没有成败， 我们渴望与众不同，我们渴望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不管有多少人给我们兜售所谓的人生经验，我们还是要不顾一切的跟这个世界死磕到底，因为我们不想普普通通的活着，过着朝9晚5的生活去成为一个体面的普通人。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对我说，醒醒吧，看清这个世界，我知道你们嘴里所谓的人生现实残酷，我都听见了，但是对不起，我永远都不会停下。可能你们会说，说我无知，说我幼稚，可能最后的结尾是头破血流，最后一无所获，可是那又怎么样，人生最遗憾的事从来都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所以永不妥协在我这儿，就是拒绝命运的安排，直到他回心转意，拿出我能接受的东西来。

我叫房琪，出生于1993年2月4号，毕业于2016年6月17日，在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毕业礼上，我想跟所有2012级的毕业生说勿忘初心。让我们捍卫我们的梦想，直到现实对我们缴械投降。下一次，世界精彩处见。

万世师表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他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

医学不是万能的

我是一名医生，上医学院的第一天，老师就跟我说了一个颠覆我三观的理论。他说医学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学科，是反人类的存在。我居然从事了一个反人类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种会在自然类的作用下淘汰群体当中老幼病残的以及不能正常繁衍后代的那些个体，筛选出更优秀更适合生存的基因，而医学呢却反其道而行之。老幼病残的，我们帮他们恢复健康，不孕不育的我们帮他们造一个宝宝，还有那些先天残疾的我们也会帮他们修复。所以老师们说医学简直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打破物种平衡，无视基因发展的逆天之行。

但道理真的是这样吗？人类之所以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自然的选择之外我们有意识，我们有身为人的自主选择权。人类的进化不仅仅是去适应环境，而更多的我们是在改变环境。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环境的温度，冷了我们会打暖气，热了我们开空调。看病也一样，咳嗽了吃止咳药，发烧了打退热针，所以医学也只是改变环境众多工具当中的一个而已，哪里反人类了

但是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我们面临的疾病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致命。工具不是应该帮我们创造一个没有疾病的环境吗，怎么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医学的本身。大家知道吗，在最初的原始社会当中没有医生，也没有医学，生病了谁管？部落中的巫师。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意识当中疾病这种痛苦是上天给予自己的惩罚，想要解除这种痛苦只能求助于神，或者是能跟神交流的人。不管是东方的巫师还是西方的教会，他们在给予人们药物或者某种宗教仪式，帮助人们解除病痛的同时一定还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错误并忏悔。

所以归根到底想要解除病痛，就要节制自己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得我们在面临许多疾病的时候有了更多的手段和武器，但是恰恰是由于这些相对完善的保驾护航，使得我们都变成了温水当中的青蛙。因为我们已经不去问为什么我们会得了这个疾病，我们只知道生病了找医生他一定能把我们治好。

我有一个患者来做肠镜，发现了直肠的息肉。这是一种有潜在恶扁倾向的良性肿瘤，实际上问题不大，只要镜下切除之后规律的饮食，节制烟酒，定期复查不会危及生命。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一小块肉嘛，医学已经这么发达了一定能治好，于是他继续着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一年，一年的时间就恶变成了直肠癌，继而发生了肝转移很快人就没了。我想说如果医学还处于一个一小块直肠息肉就足以致人于死地的那个落后年代，他还敢这么折腾自己吗？

当我们发明抗生素的时候，整个人类都为之欣喜若狂，因为有太多太多没法控制的感染都被我们治愈了。而就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需要用法律来规范这个用药，防止抗生素的滥用来恢复人自身的免疫力。所以，如果说医学反人类，那么就在于它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已经丧失了对生命这个奇迹本应有的尊重和对欲望的克制。

我是肿瘤科医生我有很多肺癌的患者，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的生存期就又把烟捡了起来，他们觉得没事了我又可以祸害自己的身体了。但你知道吗等待他们的一定是肿瘤的复发和病情的恶化。到了那个时候再好的医生也只能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医生、医学，只能暂时的解除你的病痛，先进的设备，进口的药物不能成为你的保护伞，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安全，更有质量。谢谢各位。

医德

在演讲的开始，我先请大家跟我做一道选择题。假如你是一位眼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你值班，这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位农民工，他的眼睛被烧碱烫伤了，你经过检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6小时之内，找不到合适的角膜替换，他的眼球一定会烂掉。这个农民工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失明，而更是一个本不富裕家庭的灾难。你想给他治，但是大晚上的上哪儿找眼角膜？

你想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刚刚去世的病人，于是你冲到太平间，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刚好有一具新鲜的尸体，特别适合医学移植。只要取下眼角膜，就能帮助农民工完成角膜移植手术，从而避免一个家庭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么做是违法的。等待你的可能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你要怎么选择？这是一种类似情与法的抉择，一般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最能考验一个医生的医德。关于这道题怎么选，一会儿我再揭晓答案。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跟各位谈谈，医德。

说到医德，大家一定会想到医生收红包的问题。既然我想跟大家坦诚的聊这个事儿，收红包的问题我一定不会回避。大家知道，医生收红包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是最严厉的，停止职业，吊销执照，甚至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论处。如此严厉的惩罚，为什么还有医生会收？难道真的是医生医德沦丧吗？事实上，现在很多的病人愿意用金钱来营造一种安全感，让他们更相信医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着医生的道德底线。

收红包的医生有没有？有，我就是。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必须承认我收过红包，但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是一个胃癌的患者，他把我堵在屋里就差跪在地上，因为你不收，他就觉得你不会好好给他看病，所以我收下了。等病看好了，我还给他一张收据，用他给的红包为他交了一次住院费。

两年前，有一位农民，带着他身患肾脏恶性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被多加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了一所著名的大医院。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明知道这个手术异常的风险大，治愈率几乎为零，但还是动了侧隐之心，做出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把医生推向了绝路。

经过精心的手术，小女孩身上15公分的肿瘤被完整的切了下来，就在缝合的过程中，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而死亡。虽然经过专家的鉴定，医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家属仍不依不饶，在医院打横幅，在这个医生每次出门诊的时候，跪在地上抱着医生的大腿就哭喊，你把我也杀了吧。就这样，纠缠了将近一年，导致这名医生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患上了抑郁症，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位医生叫张世林，于2014年3月24日跳楼身亡。

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的医德，反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张世林医生用他的医德向患者展现了，但是却不得善终。面对这样的结果，身为医生的我们感到心寒，感到痛惜，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该先救人还是该保护自己。我们还需要医德吗？我的答案是，当然需要。古人云，学不贯古今，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为医以误世。医德需要患者的理解，但是即便他们不理解，我们医生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再回到最开始的那道选择题，1998年10月3日的晚上，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高伟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明知道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治病救人。他从尸体的一只眼睛上取下了角膜，顺利的完成了在国内当时还非常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同时为了尸体的美观，还特地装上了高级的假眼。农民工得救了，重见光明。而这名医生被那具尸体的家属一纸文书告上了法庭，他成了被告。这件事当时引起的巨大了的轰动，整个医疗界都纷纷声援高医生。庆幸的是，在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院做出对高伟峰医生擅自摘取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这一次，法律守护了医德。

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和宽恕的人情。最后我想说，患者就是一面镜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子里面的自己，患者的信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感的最强动力。请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德成长的路上，需要医生的恪守，需要法律的保障，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相伴。

演讲稿集合（我是演说家第三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