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侠女，两种救赎(一)

〔摘要〕唐代豪侠传奇是唐人小说宝藏中的一颗明珠。其中以女性为主角的颇多。《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以其成功的刻画了四位光彩照人的女子形象而被千古传唱。本文对这四位奇女子重新解读，发掘她们通过救赎行动来挽救女性自身价值与争取平等地位的深刻的人性意义。
〔关键词〕唐传奇；侠女；救赎；价值
如果说唐传奇是祖国古代文学的一处丰富宝藏的话，那么其中表现豪侠主题〔1〕65的传奇就是这处宝藏中的一颗璀璨的夜明珠。白天，和其他珍宝放在一起或许并不起眼；但夜晚，它的光芒却是无与伦比的。豪侠传奇同其他主题并行构成题材丰富的唐代小说，但其有着独特的魅力。所塑造得豪侠剑客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小说的女性主角，更是脍炙人口。本文将对红拂女、红绡女、红线女、聂隐娘这四位唐传奇中的女性进行对比分析，从女性角度重新审视着四位奇女子。
一、救赎
唐代是个较开放的朝代，女性地位比起其他封建朝代都要高些，妇女得到普遍的尊重。唐传奇中爱情主题多以女性为主角自不必说，在豪侠主题中，女性也是作家们热衷描写的对象。这些女侠具有相当大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对后世小说、戏曲影响深远。从宋元戏曲到明清话本，从民末旧派武侠小说到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处处闪现着奇女子的影子。明人邹之麟曾特意编写《女侠传》，将前代女侠传闻加以搜集整理并大致分为六类：豪侠、义侠、节侠、任侠、游侠、剑侠〔2〕。他把窃符救赵的如姬、聂政之姐聂荣归为义侠一类；把楚营自刎的虞姬，坠楼殉情的绿珠归为节侠一类；把出嫁匈奴的昭君，替父从军的木兰归为任侠一类……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出，明人已注意到女侠的精神价值，将其外在武功绝技与内在侠义品格看做是有机的统一。
外在武艺与内在侠义作为侠客的精神是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作为女性，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性，侠之本性则更加难能可贵。中国古代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可概括为四个字——没有地位。她们存在的最高价值仅仅在于“合二性之好，上以事祖宗，而下以继后世也。”〔3〕更何况还有些不堪的低级价值。这全是男性强加给她们的社会地位与价值。但从古至今，女性群体自身并没有完全屈从于男性的这种安排与统治。作为人类自身，渴望得到他人、社会的承认，渴望得到平等的对待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人性具有普遍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女性在压抑的社会地位下更渴望与男人一样得到承认。这种或许是潜意识的渴望，有时就外化为一种追求比男性附庸更高的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行动。于是就涌现了大量的或真实或虚假的惊世骇俗的传奇女性。这种女性，我们称之为侠女；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救赎。（这当然不是基督教义上人们为了原罪而进行的救赎，这是一种比喻，比喻女性对自己沉沦的人生价值以及社会地位的一种积极的挽救。）
邹之麟把红线、聂隐娘归于剑侠一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还把私奔司马相如的卓文君，识英雄于寒微的梁红玉归于豪侠一类。按此标准，风尘三侠中的红拂、《昆仑奴》中的红绡自然也堪称豪侠。
审读《虬髯客》、《昆仑奴》、《红线》、《聂隐娘》，对比四位侠女——作为剑侠的红线、聂隐娘和作为豪侠的红线、红绡——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救赎。
二、红拂和红绡的自赎
《虬髯客》最初载《太平广记》一九三卷，未注作者，后人或云杜光庭或云张说。《昆仑奴》，《广记》载出自裴铏《传奇》。今有人认为《虬髯客》也出自裴铏之手〔1〕582，871〔4〕202。二篇虽以男性主角为题，但作者对红拂和红绡的人物构建表露出内心深处期待者一种补偿：对女性自主婚姻、自主择偶的理想化憧憬。二女都如卓文君一样有着追求爱情和理想配偶的自主意识，也有着侠义的勇气和决心。这种意识与勇气使得她们大胆主动追求自我理想的配偶，摆脱原有的男性强权强加于身上的卑贱地位与不幸的性关系。
红拂，“杨家之红拂妓也”。红绡，“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二者身份都为权臣的姬妾。这权臣，一为隋炀帝时的司空杨素，一为唐大历中的一品勋臣。除皇帝外，他们已经是统治阶级的最上层，有着标志男性自身价值的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比之下，红拂和红绡连正妻都不是，奴仆之类的侍婢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与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红拂和红绡的慧眼择偶便是一种追求自由，体现个人价值的自我救赎。同样是美丽多情的少女，同样是在席间侍宴时看上少年英俊的心上人。两人的慧眼却大不相同，颇有高下之分。
红拂，“阅天下之人多矣”，见布衣李靖上谒重臣却不卑不亢，献奇策，骋辩于庭，就认准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英雄人物。遂机智勇敢地乔装投奔，并一语道破杨素已“尸居余气，不足畏”，并“计之祥矣，幸无疑焉”。小说描写红拂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私奔才子的佳人，而是一位洞察事实，果断机智，办事周详，不让须眉的侠女了。
作者并不满足于红拂的夜奔，接下来的投宿灵石，巧遇虬髯，再写红拂慧眼识人。此次不是择偶，而是择友。用李靖的“怒甚，未决”来反衬红拂的镇定果敢，用虬髯客的豪迈慷慨来烘托红拂的胆识英姿。最后竟如男子一样与虬髯客结拜。红拂择偶、择友的超凡之举正是其追求自我价值，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首先，她的择偶是不甘于作为姬妾去侍奉一个虽然社会地位极高实际已没有多少社会价值的杨素，于是选择虽为布衣但有极大潜在价值的李靖。正如虬髯客所说：“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从重臣与布衣的对比来看，红拂不仅仅只为了“从夫之贵”。她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个体价值，只有和与其相当的社会价值相配时才能更好地完全地体现出来。其次，如果说择偶是作为一个不自由女性追求自由的自赎之举，那么红拂的择友更多地体现一个处于男尊女卑社会的女性追求与男性一样平等权利的自赎。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其社会关系既有不可选择的一类，如父母，亲戚；又有可选择的一类，如配偶，朋友。封建社会女性对于配偶的选择权基本被剥夺，对于朋友的选择权多是自觉放弃。回顾历史记载或文学描写发现，男性可以有肝胆相照、意气相投朋友，女性几乎没有知己，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她们的主要社会关系是父、夫、子。这不仅是两性生理或心理的天然差异，更多的是社会使然。但，作为平等的人的个体，应一样具有选择朋友的权利。故此，红拂与虬髯客的结拜，不单在于表现她的慧眼识人，更在于表现其主动争取这种权利，岂不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再发现么？
《昆仑奴》中红绡的自我拯救也别具特色。她的个体价值不仅作为女性的“艳绝代”，还在于她的聪慧与诗才。若只强调绝代，其价值就流于肤浅，也无法完成她的自赎。因为聪慧，她才能及时用隐语暗示崔生前来相会的时间地点，以为“郎君颖悟，必能默识”。可惜崔生“恍然凝思”竟未能识破。小说巧妙地用崔生的不悟来反衬红绡的聪慧，更用崔生吟诗对应红绡吟诗来体现红绡的诗才。这样一位美丽、聪慧、多才的女子被逼为姬仆，正是男性强权对女性人格的一种践踏。因此，她的自赎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对比红拂，红绡所选择的崔生，表面看似与李靖一样的青年才俊，本质却大不相同：李靖当时为布衣，“悬然如磐”。而崔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为显僚”。二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不一样；李靖容貌如何，文中未详细描写，而注重用言行刻画其胸怀大志的不羁之才。
而崔生“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赧”字再突出其内向性格。二人的气质性情不一样；最后，李靖携妓“排闼而去”，共赴明主，助文皇匡天下。而崔生事发被一品诘问，“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竟出卖了昆仑奴。二人的道德品行不一样。从对比可看出红拂慧眼识的是才，而红绡识的是貌，比红拂似乎略逊一筹了。
三、红线与隐娘的拯救
《红线》和《聂隐娘》直接以女主角为题目。两篇题材内容相似，有人认为出自《传奇》的《聂隐娘》实应出自《甘泽谣》，即这两篇都应为袁郊所做〔4〕139，151。
前人对两篇的评述多囿于藩镇斗争的背景，着力评价小说的政治色彩，人物真实身份及作者的褒贬倾向。亦囿于武功技艺的细节而着力评价小说的神秘色彩，文化氛围及作者的宗教倾向……这些论述大多未能认真注意到文中女性主角其身怀绝技的特殊性的特殊意义所在。

四位侠女，两种救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