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的内容

发布时间:2016-06-05 17:31:56

云浮组 音教1102 陈雪梅 罗雪菲

1、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

答:答:音乐教育在周朝乐官活动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周代音乐机构分行政、教学和表演三个部分。工作人员均有明确分工,组织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反映了处于鼎盛时期的西周雅乐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完善程度。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弟子,即世子和國子。课程传授的内容是音乐思想、演唱和舞蹈,即《周礼。春官》所载乐德、乐语和乐舞三个方面。西周音乐教育目的,强调德为乐之本,目的在于巩固周王室的阶级统治,防止奴隶的反抗。

2、春秋战国时期俗乐发展有哪些特点?

答:历时五百年的春秋战国,主要音乐现象概括为“雅乐的衰落”和“俗乐的兴起”。俗乐本来产生于民间,俗乐之中,影响最大的是郑国和卫国的音乐(简称“卫国之音“)。

3、略述先秦时期琴音乐的发展。

答:琴瑟类弹弦乐器的出现,以富于歌唱性的特色和更加细腻的感情色情反映了周代器乐的成熟与发展。

4、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的音乐特点及其历史价值。

答:特点:曾侯乙的随葬品以乐器为主,乐器又以钟、磬为主体。历史价值:曾侯乙墓的发掘,使人目睹战国时期宫廷音乐的奢华与豪华,对了解当时宫廷音乐的规模和钟磬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实例。曾国的宫廷音乐,不仅能标志着战国时期宫廷音乐的高度发展水平,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内有着重要的意义。

5、曾侯乙编钟的乐学理论有哪些特点?

答: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八度,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中心音域十二律齐备,可以在三个八度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也可以在璇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的的乐曲。 曾侯乙编钟用的是钟律,不是三分损益法。因为曾侯钟在十二律的调律法中,只用了五音当骨干音,其他的音是‘酺’‘曾’关系,而不是三分损益法的关系。

6、简述孔子对古代音乐文化的贡献(包括孔子的音乐观)p.99p.156

答:孔子的贡献:孔子整理周代的文化典籍,是他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精华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孔子在其教育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视音乐教育。他所设的六门课程“礼、乐、射、与、御、书、数”中,音乐位居第二位;孔子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主张礼、乐治国;确立音乐美学的标准—真、善、美。

音乐观: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提倡音乐,肯定音乐的主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对新乐持否定态度,这使他在音乐文化的时代潮流面前思想保守,这是由其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一致性所决定。孔子高度评价雅乐,但固执认为雅乐不允许有丝毫的变异,在“新”“旧”音乐斗争交替面前抱着一种守旧的态度,这正是孔子的悲剧所在。

7、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老、庄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各自的音乐思想有哪些?

答:儒家:孔子,音乐思想核心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将礼乐功能放在第一位,他一生中提倡音乐的言行是贯串始终的。孟子,高度评价音乐的作用,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对周代的“乐县”制度给与了高度评价。荀子,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音乐,是因为音乐能够配合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调和各方面的矛盾而求得统一,最后达到天下大齐的目的。他对墨子的“非乐”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墨家:墨子,认为音乐是有害无益的活动。音乐解决不了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反而极大地加重人民的痛苦和灾难。

老、庄学派:老子,音乐思想上与儒家对立,否定人为的音乐,走向虚无主义的极端,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他的音乐观乃是“大音希声”。庄子:他不像墨子那样完全否定音乐,只是否定人为造作的音乐。庄子在音乐审美观点上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啄,有其崇尚自然朴素的一面,但他排斥审美中的感性体验,否定人的主观作用,把音乐看的神秘化,确实有着消极影响的。

8、简述《乐记》的主要音乐思想内容。

答:1、《乐记》对于音乐本质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深度。

2、在音乐和政治的关系上,《乐记》强调音乐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状况与社会风气,因而人们通过音乐又能认识国家的政治好坏。

3、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

4、《乐记》还非常强调音乐的伦理教育功能。

5、《乐记》对音乐美感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

1 我国音乐文化有八九千年可考的历史,依据是什么?

八九千年前的骨笛的出土。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

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

2.你认为音乐是怎样起源的?

;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 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 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 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3.请列出你所知道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器。

答:鼓,陶钟,石磬,陶响器,陶玲,骨笛,骨哨,陶埙,笛柄杯。

4.你所知道的原始古乐舞有哪些?

答: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阴康氏之乐,朱襄氏之乐,刑天氏之乐,弹歌,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萧韶》等等。 5商代的巫乐有什么特点?

答:巫乐首要特征是酣歌狂舞,漫无节制。其次,巫乐是华丽多姿,热闹非凡的。商代巫乐的风格是华丽动人的,形式是多姿多彩的,既有降神,求雨,驱灘等神秘宗教色彩,也不乏赏心悦目的男女爱情生活内容。

6.西周礼乐制度中音乐使用形式的具体规定,以及礼乐制度建立的背

景。

7.西周时期代表性乐舞有哪些?

;《云门》,《萧韶》,《大夏》,《大濩》,《咸池》,《大武》。

8.西周宫廷音乐机构始于何时?如何运行?

; 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机构始于(周代)。周初建立了宫廷音乐机构——(大司法)篇二:中国的礼乐制度

中国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中国古代礼乐制度作为统治者的利用工具的确在诞生时为统治阶级得到一定政治成效,随着历史的发展,礼乐制度并不能如统治阶级所愿成为长久有效的治理手段并且一直延续下去,但它却控制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音乐格局。

起源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

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去正的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礼乐制度盛行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的规范,也是奴隶主阶级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又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丧葬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死者入葬时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级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关遗迹,因而为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已有学者提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的新见解。 目的

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

采取“节乐”措施。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它又使乐成了礼的附庸,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并逐渐趋于僵化。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周礼.春宫》)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的规定是:“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周礼.春宫》及注);等等。

总之,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

职位分配

春宫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他们大多数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周礼.春宫》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宫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大舞)和小舞四种。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在春宫中还有小师、磬师、钟师、笙师、鎛师等传授器乐技艺。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配合礼教的作用,也给于音乐以很大的束缚,而不能很好发挥其艺术特征,以至到春秋后期,随着新思潮的兴起和民间乐的发展这种典礼音乐便日益衰颓不振了。

乐与礼的关系

乐与礼的关系其一: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关于音乐的产生有四种说法:

1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斗争

2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模仿(《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战国·吕不韦著]中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听凤凰

之鸣,以别十二律)

3音乐是原始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中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实始为南音)

4音乐产生于劳动生活中(《吴越春秋》中有首想传为黄帝时期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关于乐与礼的关系,从“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斗争”这里入手。

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人们在面对自然界摆出的种种困难上无力做出科学的斗争,他们只能用巫术来祷告上天。《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阴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因此中国音乐在诞生的时候就与巫蛊神幻并为一谈,并且对人们的影响极大,以致后来《礼记·乐记》[战国·公孙尼子著]中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音象征五行,五行乃物质基础万物之宗,“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万物应当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否则“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既然音乐能关系到国家的存亡,那么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篇三:中国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无论从哪个角度以及何种意义上说,礼乐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都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或因素所无法相比拟的。一:

礼乐制度是形成和广泛应用于西周时代(1046~前771),并为周以后的各朝各代所沿用信守的一项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礼,原本是古人事神祈福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上,献祭、颂神、祈福的各项活动都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礼便从宗教的制度转换成了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规定着贵族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据《仪礼》记载,周初的礼,内容有十七项,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等等。《周礼?春官?大宗伯》则将《仪礼》所载的十七项礼归并为五礼:吉礼,主要是用于祭祀的礼仪;凶礼,主要是用于哀悼死亡、吊恤寇乱、慰问灾祸等等,是处理个人、社会、邻国遭遇的不幸事件的礼仪;宾礼,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普通贵族相互往来、迎见宾客,处理日常社交关系的礼仪;军礼,则是军队在日常操练、征

伐、出行、凯旋时所用礼仪;嘉礼,则是以婚礼为主,处理各种吉庆事件所用的礼仪。唐代以后,五礼的格局便一直沿用下来。

概约而言,周礼的主要功能在于,第一,周礼对于贵族的身份等级进行了划分和确认,即荀子所说的“明份”;第二,周礼规定了不同身份和等级的贵族应当享有的各种特权,以及应当承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责任;第三,周礼对贵族们在各种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个人生活中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是一种行为规范大全。

乐,原本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原始宗教仪式,是古人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舞和乐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周初,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乐便成了人们在宗庙之中、在族长乡里之间、在父子长幼闺门之内等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密感,从而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感和心理矛盾。荀子把乐的这种功能恰当地称之为“和”。

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西周王朝能够延续275年,在一定意义上,依赖的就是这套礼乐制度。二:

东周时代(770~前256)也即春秋战国时代,总体上是一个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礼乐制度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

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另一方面,恰恰就在此时,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绵延2000多年而不衰。中国因此铸就了礼仪之邦的世界形象。

大约而言,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大端可以归结为如下几方面:

1.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雅文化的逻辑起点。中国雅文化,以诸子百家为发端,而诸子百家,恰恰都是在反思和总结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2.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上,礼乐制度既是广义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又是维护各种狭义的政治制度的润滑剂,正是在礼乐的维系下,宗法封建的各项政治制度才能够相互包容而真正有效运行。中国历史上不管王朝如何兴替,但礼乐的延续却始终一脉相承,道理也在这里。

3.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礼乐制度和宗法制本就有极深(转载于:礼乐制度的内容)的血缘关系,因此礼乐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运行时,就很自然地与宗法制相结合,从而构成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轨道,深远而全面地塑造着社会文化的性格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从经济文化的层面上,礼乐制度是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反过来,它又强化着小农经济安土重迁的文化性格,排斥商业文明。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缓缓迟来的重要原因。

5.从伦理文化的层面上,一方面,礼乐制度本身天然地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因此,它为各种适龄的受教育者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和精神素材;另一方面,礼乐面对的是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以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核心的私德十分发达,而以社会公共生活为内容的社会公德则十分欠缺。

6.礼乐制度最初的话语权是贵族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汉代以后的话语权则是男性的,因此,种种压制乃至摧残女性的教条便蜂拥而生。孔夫子治理鲁国的都城时,就推行过“男女别途”即划分男女各自的道路行走区域的歧视性办法,他的徒子徒孙更是变本加厉。汉代以后,女性从懂事之日起,便从父母那儿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宋代开始,《女诫》、《女儿经》、《女论语》、《女训约言》等等专为女性而作的蒙学读物风行于世。在这种教育大环境下,女性自身也从内心接受了种种歧视性的教条。

礼乐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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