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表彰“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事业的23位卓越的科学家而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的奖章。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和国勋章

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已于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友谊勋章

  友谊勋章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这也是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国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

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2019年9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授予于漪、卫兴华、王蒙、王文教、王有德、王启民、王继才、艾热提·马木提、布茹玛汗·毛勒朵、叶培建、申亮亮、朱彦夫、麦贤得、李保国、李道豫、吴文俊、张超、南仁东、秦怡、都贵玛、热地、顾方舟、高铭暄、高德荣、郭兰英、董建华、程开甲、樊锦诗等28人”国家荣誉称号”。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于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孙家栋：星斗璀璨写传奇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梁。导弹、卫星、嫦娥、北斗，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这是“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词，虽然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孙家栋传奇的航天人生。

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承担了包括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和中巴资源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工程的研制重任，先后担任我国北斗导航工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成归国。当时，中国正在谋划发展导弹事业，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术人才。孙家栋二话不说，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孙家栋跟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搞了九年导弹，自己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专家。

1967年7月，一道调令，让孙家栋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1970年4月24日21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这一次，孙家栋一干就是40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我国于2004年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作为中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孙家栋与栾恩杰、欧阳自远等专家一起提出2020年前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他还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确定了工程目标和总体方案，对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

据老伴魏素萍回忆，搞“嫦娥一号”时，孙家栋经常半夜走到凉台上，仰头仔细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默默琢磨工程技术方案，“有时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三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这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嫦娥一号’成功了，我当时突然就想到旧社会洋车、洋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科学技术发展来讲，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国家能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上去，尽管是第一次，却这么精准，作为一个航天人，我当时心情比较激动，确实为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成就感到自豪。”回忆此情此景，孙家栋不禁感慨道。

2009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器。在这100个航天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个，占到1/3。

在我国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代到二代，孙家栋也都参与其中。“中国航天发展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要向外界学习，但一定得有自主的思想，尤其是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器件，一定要自主解决。我国气象卫星及气象应用整个体系完全是依靠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做到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人。”

2018年6月5日，风云二号最后一颗星——风云二号H星成功发射。作为风云二号工程总设计师，89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出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每一回坐在发射场，他总像第一次那样，能清晰地听见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

“孙家栋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孙家栋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2009年3月，在孙家栋80岁生日时，恩师钱学森专门致信祝贺。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国家勋章”……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70年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回顾近60年的航天生涯，孙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是中国的航天事业成就了自己：“国家给了这样一份重任，能够受到国家如此信任，我感到非常荣幸，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黄旭华：隐姓埋名数十载，皓首永葆赤子心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34岁，他投身中国核潜艇研发事业；46岁，他参与设计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64岁，他亲身登艇指挥极限深潜试验；如今95岁高龄，他仍坚持工作，老骥伏枥、壮心不已……2019年9月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黄旭华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都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黄旭华动情地说道。

使命必达，用土办法干成大事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59年，毛泽东同志一声令下，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彼时，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向我国施加核威慑，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造。“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是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黄旭华回忆道，1958年夏，他被调往北京，参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工作。整个核潜艇研制团队只有29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加之，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外技术对我国严密封锁，研制核潜艇的难度，可想而知。怎么办？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先上路，绝不能等。”黄旭华回忆道，工作启动后，团队上下开始大海捞针、遍寻线索，甚至“解剖”核潜艇玩具模型，研究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在设备紧缺的情况下，黄旭华和同事只能用土办法，去解决尖端技术问题。他们用秤砣称设备，为确保潜艇的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黄旭华要求，所有进艇设备、管线都要过秤，重量值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之后，数以万计的设备重量被一一登记在案，这一工作持续了若干年。功夫不负苦心人。“斤斤计较”的土方法，让数千吨的核潜艇的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分毫不差。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

隐姓埋名，三十载青丝变白发

“因为工作需要保密，整整30年我都没回过家。离家时我才30出头，再见亲人，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旭华感慨道，自己并非不想回去，只是不想让组织为难，父亲和二哥病重时都没回去探望，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1957年，黄旭华去广东出差，经组织批准回老家看望。离家时，母亲叮嘱他：“现在社会安定，你的工作也稳定了，记得常回家看看。”黄旭华满口答应，不曾想，兑现这一承诺竟用了30年。30年里，黄旭华在信纸这一头，父母亲人在信纸那一头。啥工作不谈、在哪儿也不说，父亲和二哥去世也没有归家。在乡亲们眼里，黄旭华成了典型的“不孝子”。

“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要理解。”1987年，黄旭华93岁的老母亲通过杂志得知有家不回、下落不明的三儿子是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随即召集家中子孙，郑重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她不曾想到，被家中兄弟姐妹们埋怨“不要家、忘记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此后第二年，黄旭华赴南海参与深潜试验，顺道回广州探望老母亲。彼时64岁的黄旭华已双鬓斑白，30年后再相见，母子俩对视竟无语凝噎。自古忠孝两难全，在黄旭华看来，“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打造重器，深海练就傲世本领

从1970年到1981年，我国陆续实现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十年磨一剑，中国核潜艇研制进展，被写进世界核潜艇发展的历史。大国重器，沙场点兵分高下。黄旭华说，核潜艇只有潜入深海才能隐蔽自己，才能完成在第一次核打击后保存自己，并进行第二次核打击，从而实现战略威慑。这意味着，核潜艇的下潜深度，决定了其战斗力的发挥程度。

时不待我，只争朝夕。1988年，我国核潜艇研制迎来关键节点——首次极限深潜试验。而此前的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同一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一时间，参加试验的战士情绪低落，还有不少人写好了遗书，面对紧张氛围和巨大压力，黄旭华决定亲自带队下潜。那一年，他64岁。“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要承受1.5吨的海水压力，艇体任何一点结构、材料、设备达不到要求，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至今，黄旭华依然对当时的下潜情景记忆犹新。100米、200米……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接近极限深度时，一米一米地下潜。“咔咔、啪——”巨大的水压挤压舰体发出声响，100多名参试人员全神贯注。彼时，黄旭华镇定自若，记录各项实测数据，获取了大量一手珍贵数据。成功了！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人群沸腾了。作为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十分激动，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由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

共和国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