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1958年发表于陕西《延河》杂志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在其时大陆引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加以植培的文艺创作思潮及方法广泛延传而又于同年被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结合”方针所取代的“文学场域”中，似乎显得不合时流。小说于1958年初春完稿后，茹志鹃曾向《解放军文艺》及其他刊物致稿，但屡遭拒绝，几经辗转才在较“边缘”的《延河》上发表，随后引起评论界的广泛争鸣。其中有批评家以“家务事，儿女情”的琐屑描写与“俗常”情感的表达而对其嗤之以鼻，以为不可入眼。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种态度和评价相对立的评论是《人民文学》第6期刊载的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茅盾在文中对《百合花》的评价甚高，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让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事实上，这种评价并非是对《百合花》的高抬，1958年前亦有为其时主流批评家所推重，被大众读者群广泛接受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问世，此前在“百花文学”时期亦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佳构”，但此类文学“境况”并未阻碍茅盾对《百合花》作出独立的不趋时流的艺术与价值判断，所谓“清新俊逸”即是论者对其艺术风格的认定甚至最高评判。但另一显豁的指向是，茅盾在讨论和透示《百合花》独特性的同时，亦突出强调了其表现对象的本质与时代主流话语的同一性，即所谓“军民鱼水情”。这种仅在形式或曰艺术风格的论域内对《百合花》之“独”的肯定与未将其从宏大的时代主流话语——革命历史话语中剥离/解放出来的论断，现在看来其局限性愈发显著。故此，笔者试图从整体上对茹志鹃的《百合花》作一种不同于其时主流观感与评价的“他解”，而非仅仅停留于在形式风格或技法处理层面进行讨论的所谓“清新俊逸”之评断。

《百合花》以简约的叙事和全无雕琢又丰富细腻的描写著称，这与茹志鹃一贯的创作意向与美学追求有着相当的契合。小说以“我”之眼观察和讲述了自己与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小通讯员之间微妙的“对话”以及与一个当地百姓家的新媳妇之间由“借被子”而引发的“后续”情况的故事，“我”与小通讯员、新媳妇之间呈现出的某种隐晦幽微的关系，除却惯常被阐释成“军民鱼水情”之类模糊暧昧统而笼之的表达外，应有更为丰富深邃的含蕴。茹志鹃似着意追求一种“言简情深”的古典风味，这种追求“返回性”的带有杳邈天籁般田园牧歌的浪漫主义倾向，与其时文艺大环境所倡扬的以革命现实主义为骨架，甚或融入些“革命浪漫主义”的主导方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偏离与隔膜。与《百合花》的叙事模式、人物塑造、创作者主观倾向的“渗入”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普遍采用“宏大叙事”的策略，对日常生活中似浅实深的“小叙事”持否定态度，认为其逸出了革命话语的既定轨道，是理应被抛弃和抹除的消极手法，因而《百合花》发表后读者反应平平的时状不难想见。就该时期战争题材小说的接受而言，意识形态谋求叙述对新生政权合法性的印证，读者则在咀嚼战争的固定程式后体验到“游戏”的快乐。相比之，《百合花》虽未彻底清除宏阔的战争场景，但毕竟为打破“战争密云”的覆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其中最为突出又最易为主流阐释所忽视的就是两性关系的“澄明”、两性情感的真纯流露及战争背景下的对人性的“欲望”书写。

小说叙事视点的特殊设置无疑是作者的别意心裁，“我”被团长派至某战斗连帮助工作，因是女同志，故让一个小通讯员陪“我”去前沿包扎所，由此才有了一系列“后续事件”。事实上，这种限制型叙事视角（内视角）恰是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活动与情感“潜流”的，作者对内视角的选择亦是在尝试进行性别视界观照下的自我身份与心理的辨析。小说文本对战争场景“血与火”的疏离，是有意在枪林弹雨式的书写下作出的反向回应。“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呢！”在敌人不时的冷炮轰击下觅得途赏风景的“间隙”，并在这短暂的“间隙”中又催生了清新可爱的情韵流泻，这实在是年轻女性视域里的“雾中风景”，与此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等颇具女性情怀的描写，都在相当程度上显现出“性别叙事”所透示出的“性别美学”与女性特殊“欲望”的独特表达。易言之，这种不同于“崇高美”“雄浑美”的“清巧悠婉”之美，正是女性在战争背景下对被压抑和遮蔽了的“欲望”的隐曲显露。

“我”与小通讯员在去往包扎所途中的一场微妙的心理“角逐”是小说最为精彩处之一，“我”比小通讯员年纪稍长些，又是女同志，对小通讯员来说这实在是个难以直面的棘手问题，所以他一路上与“我”保持着空间上的距离，“我”走得快些，他便快，走得慢些，他也便慢下来，我停下了，他也自动站住，“他背后好像长着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这些描写不仅仅意味着小通讯员因年轻而现出的腼腆局促，更是他在青春萌发最具活力的年龄里自然流露出的与异性接触的“羞赧”，这种面对异性有意制造出的“物理距离”，实际上隐含了小通讯员对异性的探佚之“欲”，一种在战争间隙中才可能表现出的极私密的“个人情感”。小通讯员的“性别意识”和对自身性别特质的归认，与“我”一样是在暂时远离了战争场景后才得到一丝喘息之机的。诚然，小通讯员心理的外化是由“我”的观察而窥得的，所以“我”亦是在揣测小通讯员不轻易示人的隐幽情绪。“我”跟在他后面走，自然有机会看他的背影，“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叙述是“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刚才没注意看，意味着现在“一前一后”两人在路上“我”对他的观察是有意为之的。不止于此，“我”特别注意了他的个头和肩膀，即所谓“高挑挑的个子”和“厚实实的肩膀”，此种带有诙谐之味的口语化修辞恰表现出叙事者本身的俏皮性格，更重要的是“我”刻意强调了自己观察的是小通讯员的个子和肩膀，尤其是肩膀，以“高挑挑”和“厚实实”予以修饰，十分显豁地表明“我”对于小通讯员身体的欣赏。“肩膀”作为男性身体之美的基本维度之一，在“我”的眼中获得了衡度的权利。这种从女性特有的视角对男性之“美”的发现，同样显示了“身体”的表达和女性“欲望”的别样书写。此间对于小通讯员身体的描写远不止一处，如“我朝他宽宽的肩膀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这里连续出现了两次对“宽肩”的描写，一是“我”眼见的实体，二是我对他用宽肩“扛毛竹”动作的幻想，两者相互叠加，构成了“我”对于小通讯员“身体”的具有显著性别特质的的欲望想象。

两人在石头上歇脚时，“我”得知小通讯员原是自己的同乡后，更对他亲热起来，甚至问他：“你还没娶媳妇吧？”小通讯员一时语塞，“他绯红了脸，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头，憨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此处作者点到即止，细部描写和心理把握相当精到。小通讯员数摸腰带扣眼而沉入浮想，或可说也是一种追忆，表明他心中藏存着对爱情和由爱情场景牵连出的漫于心际的朦胧情愫，这同样是一种美好挚纯的爱之“欲”。

“我”与小通讯员到达包扎所后，“我”自告奋勇要去老乡家借被子。一开始，小通讯员一人去借却无功而返，而后“我”和他一同去老乡家借，这就有了新媳妇的出场。当新媳妇将作为自己嫁妆的绣满百合花的新被子交到“我”手上，“我”示意小通讯员去接，没想到他动作迅速地抱着被子就要走，一时间肩膀处的衣服被门钩撕破了，肩膀裸露了出来。这时，新媳妇即刻赶上去要为他缝补衣服，拗不过小通讯员的执意不肯，只得作罢。此后有评论说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种认识也是触及到二人之间关系的“暧昧”。一个是来自远方的士兵，一个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二人之间对话的“留白”似有不道德的因素，但恰是这种“不道德”丰富了人的心灵世界。在对军民鱼水情的歌颂中，二者被固化成模式化的身份角色：前者是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后者是战争的坚强后盾。茹志鹃在小说中并未脱离对这种情感关系的认同，但人物关系的暧昧消融了“军/民”二元角色的固结。当意识形态的诉求从文本中渐渐淡去时，“人”浮出了水面。“借被子”留给他们的不止是尴尬，也许更多的是慌乱、焦躁、期待,以及这复杂心绪交融中存留的某种记忆。这种记忆与战争成败无关，但是却能长留于人的心中。这是“欲望”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激起的人内心情感的漪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小说结尾处新媳妇面对小通讯员牺牲那样激烈的情感反应的依据。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所构撰的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穿流于显隐之间的被压抑的人之“欲望”的故事，不同的批评者历来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阐释，笔者在此借取的“欲望书写”的角度，或可被视为一种可能成立的文本读解的尝试，目的在于以一种较个人化的但并非独属于个人的切近角度，去烛照《百合花》小说文本的“隐形话语”，去拓展小说文本的阐释空间。

姚一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

《百合花》的欲望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