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晤，那些写信的岁月

见字如晤，那些写信的岁月

2014-10-09 11:07新华日报

　　10月9日世界邮政日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一个令人感怀的纪念日。如今，日新月异的通讯技术消除了时空距离，写信几乎成为行为艺术。而在从前，正是关山阻隔、鸿雁传书，令情思得以沉淀、绵延—阔大的时空才能孕育深邃的心灵。任何信息都能即刻抵达的时代，少了“见字如晤”，少了蕴藏于字里行间的情感传递，令人怀念那些写信的岁月。

　　家书抵万金

　　南京叶兆言

　　文革中，北京的祖父频频给父亲写信，总是不见回信，祖父很悲哀地对我堂哥说：“你叔叔怕是已经不在了！”祖父的朋友很多走了绝路，譬如老舍、傅雷，祖父自然会这样想。

　　父亲不回信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人在“牛棚”，所有信件，不管来去，必须先由“造反派”检查。父亲是个随和的人，偏偏这种事会顶真，觉得是人格污辱，一赌气，干脆不写信。父亲到了老年，体会到祖父当年的等待与忧虑，常为自己可笑的固执而内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文革后期，我在祖父身边待了近一年，成了祖父的邮递员。那是一段很寂寞的日子，大家庭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流落在外—干校，农场，北大荒，陕北高原，写信成了祖父最大的安慰。天天盼信来，有信必回，写好立刻让我骑车扔到胡同口的邮筒里。我总是一次买许多邮票，害得营业员小姐起疑，不得不多看我几眼。

　　书信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言而喻。先说近。北伐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历任市长中，马超俊的任期最长。马夫人沈慧莲，曾经是广东农村的小学教师，闲时有个差事，为农妇代写书信。当地男人很多远赴南洋。有一位少妇，丈夫一去多年，少妇怀疑丈夫有外遇，请沈慧莲写信狠狠骂他一通。这显然是一位美丽的少妇，她的怨恨打动了待字闺中的沈慧莲，沈灵机一动，表面上全盘答应，实际上反其道而行之，把平时的文学修养，从唐诗宋词到古今中外小说，种种伎俩都施展出来，写了一封爱意绵绵的情书。少妇的丈夫被深深打动，立刻收拾行装，重返故里。

　　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代人写信是一种职业。一位朋友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一位替人写信的老先生，每次只收一角钱，去掉8分钱邮票，再赔上信纸信封，写一封信只赚一分钱。给我留下记忆的，是夫子庙邮局门口一个代人写信的老头。小时候，我们家的一个保姆住在秦淮河边，常常带着我溜回家看她的小女儿。每次从邮局门口走过，都能看见那老头，瘦瘦的，一头乱发，很寂寞—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找他写信。

　　再说远。古人虽然普遍觉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然而一些敏感之士意识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譬如屈原《天问》就说出自己的怀疑：“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不知世界有多大，就说自己位于世界中心，显然站不住脚。中国人很容易自大，不过也有变通，有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就不把世界中心当回事，而是充满背井离乡的开拓精神。还有句老话“叶落归根”。这两句话合在一起，一去一来，书信做这中间的纽带，所以书信中有第一流的好文章，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重视邮政，官方有驿传，民间有信局。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总长。汤是旧官僚，不想干实事，只是看中总长这个头衔，不久便躲到上海的租界享清福，34岁的次长于右任成了交通部的一把手。于右任着手的第一件事，是发行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以新耳目（邮传本质上也属交通）。

　　新邮票尚未印出之前，大清邮票加盖“中华民国”字样，继续通行。曾任邮政总办的法国人帛黎，标榜邮政中立，在大清邮票上加盖“临时中立”字样，公开销售。于是同时有三种大清邮票流通，两种分别加盖“中华民国”、“临时中立”，最荒唐的是第三种，既加盖“中华民国”，又加盖“临时中立”，两行字垂直交叉。于右任觉得这是洋人有意分裂共和，有损中华民国国体，电令取消。

　　邮政是否发达，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业务量。早在晚清之际，南京成立官办邮局。开始租用的房子很小，月租金仅20元，民间信局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南京人也抱观望态度。后来发现，由邮局寄信，不仅按时到达，而且便宜，还不向收信人收取酒资—收取酒资是信局的陋习之一，官办邮局的地位就此确立。

　　民国初年，江苏邮务管理局花费25万大洋建了一幢三层大楼，后来在贡院街建了一个阔大的邮务支局。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已有邮局14所。

　　邮政的地位历朝历代都非同一般。邮政官员始终是肥缺，年轻人能吃上邮局饭，算是交了好运。南京的民国建筑中，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建筑均属一流。交通部大厦是以建筑“邮电部”大厦为名建成的，靠的是邮政专款。交通部大厦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由建筑大家杨廷宝设计，1933年建成，墙外有护城河，楼前有花圃、园林、小桥流水，室内有暖气、地毯，座椅全系皮垫弹簧，有巨大的舞厅，悬挂着精致的壁画，四周有五彩壁灯和挂灯，气派犹如皇宫。

　　1937年出版的《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一书这样写道：“近数十年来，国营事业中，差强人意者，首推邮政。”

　　邮政有钱，政府挖邮政的钱就习以为常，用于战备，无限度地津贴中国航空公司。邮政是官僚资本，既沾官僚资本的光，又难免吃官僚资本的亏。邮政看家的挣钱手段，是“邮政储金”。据1935年的统计，全国邮政储金局700处，储户约20万，储金达5000余万元。抗战后，南京邮政再次迅猛发展，可惜当局理财还是不行，最后，邮政也快被拖垮了。

　　邮票与

　　“远东来信”

　　徐州张新科

　　爱好集邮，竟然因此开启了我的另外一番生活—整整18年，付出的心血凝聚成一部近40万字的小说《远东来信》，方寸邮票于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小时候，父亲是县中校长，不时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出息学生的信件，为了争夺信封上那枚小小的邮票，我与几个姊妹闹得不可开交，父亲总会呵斥：“你们以为那只是个画片？！”是啊，邮票设计的匠心、精致的印刷值得品鉴，承载的历史、文化、审美和情感更令人回味。

　　年岁渐增，我开始拥有自己的信件，上面的邮票再没人和我争。留德期间，我喜欢旅行，每去一国一城，必定要去邮票店，遇到跳蚤市场，更是一头扎进去“淘宝”。十几年来，收集了上万张世界各地的邮票。

　　在海外，常常听人谈论二战，耳濡目染，我也开始留意有关中国与二战的历史。1995年，我在一家德文报纸上偶然读到二战期间中国上海收留犹太人的故事：1933年至1941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逃亡海外，当时欧美各国慑于纳粹淫威而紧闭国门，正在被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国却无私地将他们拥入自己的怀抱，先后接纳了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向他们提供庇护。但由于当时战乱频仍，大量历史资料遗失，加之巨大的语言障碍，还原事件困难重重，以至于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史实的详情。我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因为比起学术论文、散文或者报告文学，小说更通俗，影响力更大，而且长篇小说能够承载历史的厚度与跨度。

　　从此，我18年如一日地收集整理德语、英语、汉语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报道、画册等一手资料，为此去了法国、波兰、捷克、意大利、挪威、瑞典，购买了两百多本有关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书籍，4次去上海舟山路当时的犹太“隔离区”参观，采访仍然健在的知情人。2012年寒假，终于开始写作小说。故事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汉堡、上海、河南上蔡三地，如何将巨大的时空收纳在一部小说之中？多年来对邮票的收集和研究为小说的建构带来了灵感—将信件作为故事的线索和主要元素，设置“8封信”，带着读者在汉堡、奥斯维辛、上海、开封、上蔡、大西洋、太平洋之间跳跃，在30年代、40年代、90年代之间穿梭。

　　小说的信息量很大，所有细节既要严丝合缝，又要符合历史原貌。我于是遍访波兰集中营、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汉堡犹太人协会，6次观看柏林、波茨坦、纽伦堡、慕尼黑、德累斯顿、巴黎、诺曼底等二战场馆，收集了许多三四十年代波兰与德国之间、上海与德国之间犹太人的通信。一名犹太难民在给欧洲的舅舅信中这样写道：“我没有死，我活在上海！”一个名叫Jerry Moses的7岁犹太男孩历经生死，抵达上海后把那里视作“天堂”，他在给亲人的信中说：“我与中国孩子一起踢毽子，玩跳房子游戏，我童年的心灵始终留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另一位犹太难民这样写道：“欢迎前来上海！从今往后，你们不再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在这里你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犹太人！”

　　我不仅根据这些信件的内容构思故事，还对这些信件的样式进行“文本分析”—信封的式样、颜色，信封上地址的书写格式、习惯，邮票的款式、内容，邮戳的大小、形状，邮戳上文字、数字的字体、排列方式，等等。最终小说写就：德国汉堡的中国留学生谢东泓，在跳蚤市场上淘到8封旧信件，是犹太男孩雷奥于1938年至1945年期间，从中国写给他在德国的音乐老师的。谢东泓通过对这8封信的翻译整理，以及两次去上海、河南实地采访，揭开了深藏其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过往……

　　《远东来信》在《当代》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封面设计成航空信封的样式。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几十家媒体报道。德、美、以色列的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中美制片人在商讨电影改编的事宜。但愿世界上有更多的人通过“远东来信”了解中国人的人道情怀和英勇无私。

　　小时候，父亲呵斥我们：你们以为邮票是画片？邮票的确不是画片！

　　高邮，

　　因邮而生

　　高邮陈永平

　　我在电视台当播音员时，给一部介绍本地风情的纪录片配音，片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高邮是全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我有些纳闷儿，直到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认识加深，才明白“邮”对高邮而言自有其丰富内涵。高邮因邮而生，因邮而兴，邮传、驿传与高邮的渊源非同寻常。

　　邮在秦代是通信系统的总称。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30年在洼地上筑高台、设邮亭，是为高邮。今天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属里下河地区，水路纵横，水网交错，秦时应该不是宜居之地；但因为邮亭的设置，迅速积聚了人气，才过了100多年，汉武帝便在这里设县，以后由路、军到府、州，又到县、县级市，绵延2000年，“那高邮州人生活在一个古今繁华的所在”（《醒世姻缘传》）。

　　高邮另有一个古怪的别称：盂城。该别称拜邑人秦观所赐：“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盂即水盂，文房用具，用来贮砚水，多为扁圆形；秦观将故乡地貌形容为倒扣的水盂，很是贴切。明朝驿站正兴，高邮州一州两驿：秦淮驿和界首驿。乞丐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嫌前朝蒙元人少雅兴，命人给驿站改名，秦淮驿更名为盂城驿。我不知道秦淮驿、盂城驿孰俗孰雅，后者更具指向性是一定的—高邮应该是全国唯一以“盂”作别称的城市。

　　盂城驿建在高邮南门外，紧挨京杭大运河，属水陆两栖驿站，鼎盛时有厅房100多间，驿马65匹，船18艘，马夫、水夫200多名。“遥想幡旗飘日月，南船北马何喧喧”（邑人汪曾祺语）。

　　驿站被现代邮政取代是必然的。1913年高邮裁撤两驿，1985年，在隐居70年后，盂城驿被重新发现，震动海内。我国邮驿史长达3000多年，历代建立的驿站难以计数，大都湮没无闻，盂城驿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驿站遗存。我第一次参观盂城驿，是协助央视拍摄纪录片《邮传万里》，在驿站内竟意外看到原属我家的一张大理石桌。桌圆形，支撑桌面的木材是“海绵木”，即红木，造型古朴，极具艺术品位。我家住县革委会的公房时，大理石桌作为房内家具归我们使用，我从5年级到高中毕业，全部家庭作业都是在这张桌上完成的。我们本可以廉价买下它，听说市里有新用途，父亲慷慨地让人搬走了，不曾想多年后在盂城驿与之邂逅。此后，我对盂城驿更有了一份亲近，一份记挂，这也是我个人与邮驿的缘分吧。

　　邮驿主要传递政府的公文、信件，邮政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以我这个年纪，当然通过邮局给人寄过信，也收到过朋友的来信，但我已经很多年没再写信了。我恋爱时没给爱人写过信。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住得也近，写信矫情。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我忙着写诗去了。结婚后时常出差，人在旅途，写过一些家信，除了可以想见的表白，也报告自己的近况，所在地的见闻，琐琐碎碎，毫无文采，字迹也潦草得可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所有的家信都被妻子叠过，整整齐齐的，与结婚证、毕业证等重要证件放在一起。我们先后搬过三次家，这些信一直跟着我们。那些激情澎湃的诗却被遗落、被淡忘了。

　　与我同时代的人，我们一起目睹了书信的式微。这再次让我想到了邮传和驿传。现在，邮亭、驿站都已历经辉煌，完成历史使命。逝者如斯，我们没有遗憾，欣然接受信息革命带来的便捷服务，但高邮人应该都还记得住信的本意：言论诚实,真心实意。这是邮传、驿传给这座城市造就的品格。

　　十八春：

　　致邮差的情书

　　南京鲁敏

　　从1987年到2005年这18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前4年，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后14年，在邮政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我那时十五六岁，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如影随形。无数个深夜，我眼睁睁地听着洒水车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开过了长干巷，开过了考棚小学（这名字真够古雅的！），然后向三山街、白鹭洲方向去了……终于，天慢慢亮了，我与下铺一起出去跑步。学校在中华门附近，我们便冲着那灰白色、枯萎般的城门，一边跑，一边瞧着它在视野里上上下下，慢慢地近了、大了，心中有一种近乎悲凉却又骄傲的情绪……由于来自乡下、一无所长，不会唱不会跳，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圆，到后来还有点小胖，我相当羞怯、自卑，跟男生很少说话，说话时一定脸红。但我很怀念邮电学校那4年，怀念我那个班—通信管理8701，怀念我那个宿舍—505室。直到现在，我都在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怀念—设置各种密码，总用这组数字来排列组合。

　　在邮政局的14年，如果用最快的速度闪回，大致如下：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柜台所有业务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因为粗心，我赔过两次钱：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100块押金，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50块。

　　劳资员—在区局，一个二级单位，每个月我都要用各种系数反复测算，试图替下属六七个支局的四五百号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额，算得不耐烦时，摔过区局长的门，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

　　团总支书记—装模作样地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把头发扎上去，俗气无比地穿上红毛衣，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还组织烧烤，准备了好多好多鸡翅啊！但我其实不太喜欢这闹哄哄的工作。

　　外宣干事—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特别多，我每年发稿量都在450篇以上，简直大跃进啊！经常有稿费，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那阵子采访真猛，全局一百多个单位全跑遍了！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跟过4趟。后来，我写过一个短篇《在地图上》，跟这些采访有一点关系。

　　办公室秘书—替4任局长做过秘书，年中、年末的全局工作总结、职代会报告等是我的主打产品，同时擅长写各种场合的讲话稿。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假想我就是局长本人，有一种胸有河山、俯视全局的宏大眼光……

　　所有这些岗位中，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这一幕—

　　大概是1993年，那时除了读书笔记还没写过什么，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苏童来买邮票，慢吞吞地说，要一张《古人对弈图》。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我沉默、平淡，像一个疲倦的营业员那样，把邮票卖给他，同时心中一声长叹：这辈子，除了阅读，我难道还会和文学发生其他瓜葛吗？2010年10月，叶兆言、苏童、黄蓓佳等老师来替我的新书《此情无法投递》撑场子，我向苏童老师提起这一幕，他茫然、无邪地笑着，因为他一无所知。

　　工作之余，我还“学”点了“文学”—一下班就去南师大听夜课。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似乎全南京的春华与秋色都集中到南师大了，其夜色之好，到了令人伤神的地步……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致，每晚逐篇背诵那些诘屈聱牙的先秦散文。傻乎乎的自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快要毕业的那年冬天，通过邮校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他，微胖，话不多。我们到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喝茶，到古林公园看梅花。很冷的冬天，接下来是同样寒冷的早春，我跟他每次见面都像是与冷嗖嗖的风儿约会。春季班开学后，我像很多女同学一样，也有男朋友在校门外等着接我回家。我喜欢这种平庸的画面，非常之安全。不到一年，我就决定结婚。在镇江路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在每扇窗户上贴上大红“喜”字，楼下的人经过时仰起头就会看见。

　　从邮电学校到南京邮政局，对这18年，我充满复杂的感情。我对社会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梦想，我失去了父亲，我生了孩子，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决心一去不返。

　　那不可复制的

　　“灵光”

　　南京俞香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乡下中学读书，偶然读到赵爽的《一个邮政职工的一天》。1981年，新疆伊犁14岁女孩赵爽，在万国邮联举办的国际少年书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顿时成为青少年的文学偶像。我因此知道了“万国邮政联盟”和“世界邮政日”。

　　2011年，《中国新闻周刊》刊登《赵爽：绚烂之后》一文：这位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后来“泯然众人”，现在定居德国。80年代，文学是社会文化的“轴心”，书信是人际沟通的重要工具，赵爽的成名因缘际会。三十余年之后，赵爽归于平淡，文学处于边缘，书信也退出了日常。邮政业务不断拓展，书信投递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中国很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邮政制度，“里耶秦简”就有关于秦代邮政的资料文献。古代官方的信使一般称为“驿使”，书信站点称为“驿站”。中国是一个书信极为发达的国度，关山阻越、交通不便，书信是联系亲人、朋友、情人的纽带；寄信人心驰神往，收信人伫立企盼，可谓“寄托遥深”。古人将书信看得和面谈一样重要，有“见信如晤”之类的说法。

　　家书是最常见、最朴实的书信，唐代张籍写过一首《秋思》，也是明白如话：“洛阳城里秋风起，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诗里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细节描写引发了无数后人的共鸣。上世纪90年代初，家书仍然维系着游子的思乡思亲之情，李春波的《一封家书》旋律简单,歌词如同拉家常，唱得街知巷闻、深入人心。文人之间的书信来往则是雅人深致。中国古代有不少“尺牍”汇编，如《小仓山房尺牍》、《秋水轩尺牍》，是研究文学史、心灵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我很喜欢文人之间的书信酬答，书架上有三种近现代学人的书信集：叶圣陶和俞平伯的《暮年上娱》、施蛰存和孙康宜的《从北山楼到潜学斋》、谷林致扬之水等人的《书简三叠》。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民国年间文人名士的书信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而，我更心仪的是当时文人之间的切磋琢磨之乐，可惜，与书信的淡出同步，这种文人风流似也成了绝响。情人之间的书信具有私密性，外人或者后人很难见其原文；但当我们阅读宋词中那些缠绵悱恻的篇章时，往往会有很强的“在场感”、“代入感”，为之动容。晏殊和晏几道父子留下了很多关于书信的名句，如“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一封一封书信，通过邮政系统、邮递员，从这一双手传递到那一双手，带着情感的温度。梁实秋的《信》描述了书信往来的乐趣：“家人朋友之间聚散匆匆，暌违之后，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有所感，不愿独秘，愿人分享，则乘兴奋笔，借通情愫。写信者并无所求，受信者但觉情谊翕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在这心情之下，朋友的信可作为宋元人的小简读，家书亦不妨当作社会新闻看。看信之乐，莫过于此。”

　　与即时通讯工具相比，书信究竟有哪些魅力？写信充满了“仪式感”，写信者庄静自持，“一笔一画总关情”、娓娓道来；字迹往往体现书写者的性情，读信的人见字如见其人，如同面谈能够捕捉对方的表情，所以古人有“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之说。书信的对象一般是唯一的，兼之又是手写，所以书信具有“不可复制性”；借用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的观点，书信具有特殊的“灵光”（aura），这就有别于电子信件、手机短信等等。另外，即时通信工具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特点，“言情”非其所长，写信则可以沉潜下来、倾诉衷肠。此外，书信和纸质书一样，可以摩挲把玩、反复展读。不过，我想书信最大的魅力还是在于寄信、收信过程中，盼望、猜测、焦急等等复杂情绪的交织，用一个笼而统之的词语，这个过程充满“诗意”。

　　无论如何，书信已经式微了。我也不是“尸骸的迷恋者”，平时通信主要是电子邮件。不过我认为，电子邮件可以汲取书信的一些长处。比如中国传统社会重伦理，书信的抬头、落款很是讲究。然而，我收到的学生电子邮件往往既无抬头、又无落款。我有点文字小洁癖，在邮件的“主题”栏里总是写上自己的名字或是事项，从不马虎；而收到的信件，却总是在我的名字或事项前加个“Re:”，甚至好几个，让人气闷。我与台湾学人互通电邮，对方的礼数真是令人汗颜，抬头都是采用传统书信的“尊鉴”、“钧启”等等。另外，我们何妨偶尔体验一下执笔写信的乐趣呢？我所在的学院有一个延续多年的项目“一封家书”：每年中秋，让新生给父母手写一封家书，家长事先并不知情。家长、学生的反馈都不错。朋友、恋人之间，何妨偶一为之，领略那小小的惊喜呢？

　　曾几何时，“纸短情长”的书信如同梭子，织就了温情脉脉的人际网络；而严密的邮政系统为此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书信的形式过时了，书信的传情之“魂”永不过时。我坚信邮政不是冷冰冰的技术系统，会与时俱进，探索出新的人与人的沟通方式，让书信之“魂”再生！

见字如晤，那些写信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