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术语“两宫”

 清朝从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为标志开始，就一直着力打造一个“一”字，即权力专一，思想专一，统于一人。这就是中国历史已有的关于封建中国至清朝已达到了权力专制登峰造极高度的定论。

   皇帝打造“一”字，为的是把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江山一手交予其一姓子孙。但人类哲学史告诉我们，历史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世界至目前发展阶段的历史也证明，以人的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非以社会制度高于人的意志的那种社会构成，是落后和近乎原始的。把个人意志强加于社会，只是（如懵懂少年）美好的单恋，并永远处于前途莫测状态之中（清朝著名学者龚自珍以“病梅”嘲讽帝王专一术的千年徒劳）。

   清朝前半期代代皇帝打造了“一”，到晚清时期，我们注意到，清廷之内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称“两宫”（在数目字上等同“二”）。这也许是那些早已逝去的清廷皇帝们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史论者常称的“违反祖制”）。

   在晚清史上，“两宫”这一历史术语首先出现在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当时的“两宫”专指咸丰皇帝的遗孀东宫太后和西宫太后，但沿袭的地位并不能完全代表两宫的真正权力。权力和地位是一个可以不断摇摆的东西，左右其中的是个人能力和实力。就两宫地位来说，东宫高于西宫，但晚清史说明，西宫慈禧太后的个人能力高于东宫慈安太后。这正是历史性滋生矛盾和冲突的温床。

   同期，按辛酉政变设定的权力架构（即政变后的权力再分配），在两宫之外，还有一个议政王恭亲王的权力重心。这位恭亲王才是清廷中枢军机处的真正执行者。假如“两宫”所表述出来的地位无需猜测，那么内在权力所表述出来的“同治”（政变后的皇朝年号），到底是指两太后和议政王“同治”，还是指两太后的 “同治”，这确实要后人费思量和猜测。但凡凭个人意志决定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如此地充满了“悬疑”。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不乏其例，甚至是这“悬疑”的一部专著。

   辛酉政变之初的清廷，构成了东宫、西宫和议政王的三足鼎立、逐鹿权力的奇特场面。在史料中，为人平和又能力较差的东宫太后，实际成为了慈禧和恭亲王互为拉拢的对象。而她也审时度势地游移于两者之间。

   晚清史蹊跷的是，清廷自“两”开始出现之后，社会时局有所改变，历史人物有所转换，但“两宫”这一历史术语几乎一直延续至清皇朝结束，冥冥之中清朝前期皇帝着力打造的那个“一”，又何以面对末代的“两”字？

   同治皇帝亲政后，“两宫”成为了清廷后宫的代名词，但这一名词延续时间太短，仅仅一年时间同治皇帝便病死了。

   19岁的同治皇帝死后，慈禧凭个人意志确立了胞妹六岁儿子载湉为光绪皇帝，两宫垂帘摄政的同治局面依然沿袭，直到1881年东宫太后慈安突然死亡。

   东宫太后死后，慈禧代替未成年光绪行使皇帝权力，这一过程将近十年，直至光绪大婚亲政。但光绪亲政后的慈禧太后，晚清史没有用“后宫”去转换她的角色，仍用“两宫”称呼此时清廷所在的权力中心。这一历史术语会否已经揭示，像它曾经出现的源头一样，其间充满了权力、能力和地位的明暗软硬角逐？史实正是如此，这一角逐直至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同时死去才终结。

   “一”只是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两”又充满了勾心斗角和暗箱博弈，这也许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社会的那种封建制度的历史常态，个人意志也形成了中国长期以来从动嘴到动手的历史场面（暴力杀人的宫廷政变和民间起义都是如此——书面语称“冤冤相报”，俗语称“报应”）。假如当年的恭亲王以“你可以革去我的所有头衔，但革不去我亲王的称号”而公开了和慈禧的矛盾，那么其后在本质仍是“一”字权力制度之下，也只能如此地延续这种矛盾了。

   清朝以后，民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术语“党派政治”，这一术语内含了一个 “多”（党派）字。这是“一”至“两”至“多”的一种晚清百年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哲学术语）的必然演变，即近现代人类所熟知的社会多元化本质的必然发展。

   一个社会在个人意志控制之下，历史术语 “两宫”（包括“专一”）也就必然会给后人留下需要猜测而又无能猜测的许多谜团，如19岁同治皇帝究竟得了梅毒还是天花？同治皇后有没有身孕？她是自杀还是被害？东宫慈安为何会暴死？光绪皇帝为什么早一天死在慈禧之前？等等。一段由个人意志决定而构成的看不懂的历史，在史鉴上就缺失了分量，甚至会误导后人走入历史歧途——专制权力掩盖了历史真相。中国漫长而又停滞不前的封建皇朝历史正是这么来的。

晚清历史术语--两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