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

朱阿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教授，从事GIS和遥感方面自然资源的工作）：

1995年春，我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面试，当时系里的教授们不时提到段义孚（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义孚），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能体会到他们对义孚的尊敬，这些教授在美国地理学界也颇有名望，他们对义孚的尊敬引起了我的好奇。以前我对义孚也有耳闻，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震动。面试当天晚上，按照美国的习惯，被面试的人要与系里的教授们共进晚餐。当我与一行人走出地理系大门时，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位年长的东方学者，我猜想他就是义孚。义孚身材虽然不高大，但显得很精干，衣着朴素。他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并问及我是哪里人，来美国有多久了。当时有两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是我察觉他用的是音调生硬的中文；二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用中文与我对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与多数美国人在一起时，人们都用英文交流。我处于世俗，当时用英文回答他的问话。后来我受聘于该系，有幸与义孚成为同事。随着我对义孚的了解，我逐渐明白义孚当时的用意，渐渐地我也明白系里教授们为何如此尊敬义孚。

义孚研究的领域是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按照他的解释，humanistic geography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可能义孚并不愿意人们用这样的誉美来赞扬他，但是这些词汇并不过分。我并不想用过多的笔墨阐述他的学术成就，他所获得的许多学术头衔就足以说明。譬如，从1985开始他就进入了我校最高一级荣誉教授的行列（Vilas Professorship）。2001年他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他又被选为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许多人认为，如果诺贝尔设地理学奖的话，段义孚理应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者。

义孚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是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相结合的结晶。同事们在谈论他时经常说，义孚从事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一大幸事，因为像义孚这样的人才最多也就是一百年出一个。

义孚是一个非常谦和及善解人意的人，无论是平日的交谈，还是在学术讨论中，他从来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他总是在肯定别人的基础上，再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Iagree，but…）。他这种做法并不是虚伪，而是体现了一种友善，以及对对方的尊重。他常常在别人遇到窘境的时候，巧妙地帮人解脱出来。例如，我在工作日与他共进午餐时，经常与他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了解到义孚的儿童时期，父亲对他和他的兄弟要求极为严厉。为了让他们有竞争意识，他的父亲往往是通过夸奖义孚堂姊妹的学习成就激发他们。这给童年时期的义孚带来不尽的烦恼。我知道义孚父亲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许多中国家庭中十分普遍。我也时常考虑到，我是否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这样的痛苦回忆。我的痛苦之处是如何让我的孩子既能努力学习，又能享受童年的欢乐。他体会到我的这种痛苦，对我说：“你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凭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好父亲了。正因为你时常琢磨这个问题，你一定能摆平这个问题。”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细细品味，极有哲理。这话使一个年轻的父亲心理得到平静，从而减少很多苦恼。

许多人认为义孚是一个清高的学者，譬如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由于他的学术声望，许多学者要用拥抱的方式向他表示友好，而义孚每每客气地与对方握手，这使对方感到他要与对方保持一段距离。实际上，义孚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学者，他非常不善于以西方的形式接受别人的友好。义孚还是一个羞涩的人。我经常办一些聚会，并邀请义孚参加。他总是问被邀请的人中是否有他认识的人，往往在没有他的熟人时，他就会婉言谢绝，理由是他羞于与生人交往。尽管有时他也来，但是我能够感到他的为难之处。

与义孚共事7年，我慢慢地体会到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对人和善，但又羞涩的长辈。回想当年初次见面的一幕，我体会出他为何用中文向我问候。他为了表达对我的友好和欢迎，使一个初到该系的中国人感到亲切，他不顾常礼用乡音与我沟通。现在细细想来，我非常感动，我也很珍惜他的一片心意。

体会义孚的为人，就像阅读他的著作一样，需要慢慢地读，细细地品。他绝不是一个一眼能够读懂的人。谈到义孚的著作，允许我向大家推荐他的三本书。如果想了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话，请读《The Good Life》。如想了解义孚的生平，请阅读《Who Am I？：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Mind，and Spirit》。《Dear Colleagues：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是义孚的最新作品，这书记载了他几十年来对时事、自然、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及情感方面的随笔。

他是谁？——眼中的段义孚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人文地理学教授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

1999年秋，我选择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在那里开始了为期一学年的富布莱特项目研究。系里三楼墙上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 中国内地地理学者十分熟悉的哈特向，还有大陆学者并不太熟悉的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这个拍摄 角度只有用长焦距镜头才可以呈现，而我则有幸近距离地“认识”他。人们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家，我想知道他是 行在“云端”？还是坐在“地”上？他是谁？

第一次见到段义孚很偶然，是地理系的楼道里。一个文质彬彬的瘦小老头，鼻子上架着一副轻巧的眼镜。这就是段义孚？与我想象的地理大师完全不一样！

我与义孚的第一次长谈是在大学广场的一家餐馆，他虽然是华裔，但因从小离开祖国，先后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我们之间的沟通只能 用英语。入乡随俗，我称他“Yi－Fu（义孚）”。话题从我做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开始。在国内，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研究城市地理问题正方兴未艾。 学者们成功地利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城市土地的利用、交通、人口分布等现象，然而这些技术手段在研究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时却有难度和局 限，尤其在分析流动的、抽象的社会文化现象空间分布时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脚踏实地的野外实地调查，在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分析中依然起重要作用。

既然统计数据和遥感图像无法展现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那么许多地理学家往往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人们的想法，而后使用社会统计学的方 法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些空间“规律”。从本质上，这样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借助计量方法而兴起的空间分析学派没有什么区别。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 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义孚的兴趣所在，他总是关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个“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他们所在空间特殊的意义，这与统计学方法侧重于多数人有根 本区别。例如，在讨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时，他关心进入城市的所有“新居民”（newcomers），这些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有成人，有孩子；有男 人，有女人；有健康人，有残疾人。在不同新居民的眼中，城市的映像是不同的。谋求经济收入的提高是多数新居民“工具理性行动” （Zweckrationalit？t）的目的，而这些新居民的个体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理性行动”（Wertrationalit？t）、“情感行 动”、“传统行动”也各不相同，而统计方法在分析或者预测这些行动的空间差异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义孚不定期地将他写的一些随感与系里的同仁们分享，其中有一篇随感最能说明他观察事物的人本主义视角。1999年秋，美国和伊朗足球队在洛杉矶举行 了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媒体将之与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如果按照统计学的分析或预测方法，这场在美国举行的比赛，观众的情绪一定是倒 向美国，因为从伊朗来的观众为数甚少。令媒体吃惊的是，全场多数人为伊朗队助威。解说员时而将那些挥舞伊朗国旗的观众称为伊朗裔美国人，时而将他们称为美 国人。因为在那些为伊朗叫好的观众中，许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义孚在随感中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今后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甚 至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伊朗裔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美国”这块土地有“忠诚”之心和“忠诚”之举？空间的认同、地方的认同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 培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回答，大家也就接受了义孚的观点——空间认同和地方认同对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或环境下，其 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读罢义孚的这段随感，引发我重新验证统计分析方法的缺陷，一个统计学家是否能够告诉人们，根据人口统计数据记录的观众“社会属 性”，他能够计算出有多少观众将100％地，或90％地支持美国队？

读义孚的作品是“认识”他的另一种形式，我至今依然收集他给同事分发的随感，当时他计划将这些随想辑为一个集子想名为《致我的同仁》（To My Colleagues）。义孚是一个多产的地理学家。我曾经冒昧地问义孚，他最喜欢他的哪部著作，他并没有给我直接的回答。当时我认为，作品之于作者，如 同父母眼中的子女，无法说出哪个最好。后来我才悟出，如果我那么看重他对其作品的“排队”，那么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很可能失掉了“我”的判断。义孚的着 作分为两类，他的学科背景是自然地理学，因此早期著作有《新墨西哥州的气候》、《亚利桑纳州的碛原》等。自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转向对社会文化地理现 象的分析，并以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年报》上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为标志，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我比较喜欢读他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中，这本书的藏书册数要比义孚的其它著作多，即便这样，有时图书馆的计算机也显示“已借出”（on loan），许多哲学系、人类学系、文学系的师生都借阅这本书。

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义孚分析了人们感知空间的各种方式。他认为，地方是有范围的，而空间是自由的。我们生活的地区被他人认识，我们也渴望认识 其它地区。义孚从个体的经验中挖掘出人类的经验，他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和讨论，而不是对一个我们已经充分了解的地区做出最后的定论。读义孚的作品需要 “品”，他的写作风格是旁征博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他要表达的思想。例如，他在书中引用了波尔和海森堡的一段对话，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参观科隆堡城 堡时，波尔对海森堡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的是由石头建成的建筑，然而一旦我们想象这里曾居住着哈姆雷特，这个城堡马上就变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义 孚借用波尔的话告诉人们，对于同一个客观的“空间”，每个人的感觉将因其经验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他们知道组成客观世界的物质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而不 同。《地理学评论》称该书“丰富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选择》则称“这是一个优美的思想管弦乐套曲”。其实我以为，用拉策尔（F.Ratzel）在其 《人生地理学》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义孚这本书的思想——“人就是一块土地。”

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岁末，义孚出版了一部自传——《我是谁》，新书的发行仪式在麦迪逊最好的一家书店里举行。书店巨大的落地窗临时成为演讲台的背景， 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内书架间弥漫的“书香”混合着咖啡特有的香气。人们静静地倾听着义孚的发言，他依然采用娓娓道来的谈话风格，却简练地勾勒出一个我 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他。大家自由发言时，不同的人向义孚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 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听懂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地方”的定义。望着窗外闪烁的星辰，我心中还在想——他是谁？

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