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中救赎观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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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中救赎观的演变
作者：苏葆荣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7期
摘要：西方文学中的救赎观经历了由他救到自救的演变，救赎方式从恩典拯救变为世俗救赎，救赎由终极关怀泛化为日常关照。救赎观的演变与人神关系从敬畏到背弃的演变关联，并与上帝观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演变同步。
关键词：西方文学；救赎观；演变；上帝观；人神关系
作者简介：苏葆荣（1984-），男，汉，甘肃通渭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钦州学院中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外文学与文化等。[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7-0-02
总览西方文学史可发现，救赎观的演变是西方文学宗教精神演变的轴心。救赎观的演变集中体现了上帝观的演变及人神关系的演变。上帝形象由“自在存在”变为“自为存在”，由全在再到不在。上帝与人的主客关系由上帝为主发展到人反客为主，人神关系由敬畏亲近到失望怀疑再到反抗诅咒直至疏离背弃。救赎由依赖上帝恩典的他救变为世俗的自主自足的自救。上帝观与人神关系及救赎观互相关联。探究救赎观定要论及上帝观及人神关系。上帝观的演变必然带来人神关系及救赎观的演变。上帝观及人神关系的演变是救赎观演变的先决条件。西方文学史浩瀚，为论述方便，文从《圣经》开始，选取阶段性的代表作品分析其中的上帝观、人神关系及救赎观，然后加以总括梳理，最终形成西方文学史救赎观演变的概貌。不论宗教学或文学及哲学如何解读上帝形象或构建上帝观，其原始依据应该是《圣经》。探讨上帝观的演变理应从《圣经》出发，这样才可溯本求原。上帝是造物主、唯一主：“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赛44：24）“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西1：15）表明上帝是无可争辩的救世主。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是万能的主。救赎只有通过上帝的解救才能实现。[1]《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经历了由怀疑到深信、亲近的变化。解经可发现：人应虔诚信仰上帝，否则会受到惩罚；当然，信上帝者必将得到拯救；救赎的实现除了靠上帝拯救外，也可通过赎罪活动实现，比如付出赎罪银等。
中世纪文学中的上帝观与《圣经》中的相比变化不大。但丁的《神曲》视上帝为救世主、万能主。其中，人对上帝敬畏亲近，以接近上帝为荣；人与神的关系是上帝为主体，人为客体；认为救赎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救赎需要上帝的恩典。不过，《神曲》中，一些教皇被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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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说明但丁对上帝的“人间代理人”教皇已经大胆怀疑并背弃。这阶段，上帝在文学中是全在存在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上帝观就有所变化了，上帝的神圣及尊贵已经没那么明显。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教士招摇撞骗，修道院院士荒淫乱道，但未见到上帝对他们有所惩治。说明上帝惩治恶人的属性已经荡然无存。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经院教育愚人、教会变得虚伪。作品指责僧侣是“扫兴的丧神”、律法书是“粪污”。可见，人神关系变得不和谐，人对上帝的敬畏与亲信消失，上帝已经不是万能的主。人的强大是依靠自己（例如学习等），上帝已经退出救赎。
古典主义文学中，莫里哀的《伪君子》批判披着宗教外衣的不法分子达尔杜弗行骗害人，揭露了教会势力的虚伪性及欺骗性。主人公奥尔恭执迷不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虔诚信教。可见，与人文主义文学相似，上帝的权威与神圣消失。弥尔顿的《失乐园》塑造了一个反抗上帝的光辉形象撒旦，而把上帝描写为暴君。从此，上帝观基本改变，人神关系破裂，人开始对上帝反抗。救赎不再依赖上帝，而是企图重建天国。
启蒙主义文学反对传统基督教教义，致力宗教人文化。伏尔泰的《老实人》批判上帝造的理想国虚无缥缈，并有“如果没有上帝，就应该虚构一个”的思想。卢梭对上帝的认识有新的内涵。他的信仰建立在个人意愿之上，强调用情感实现与上帝的沟通。[2]不过歌德的《浮士德》在人神关系及上帝观上有所回归《圣经》。其中，上帝代表正义与权威，是万能的主，浮士德向善也是因为具有上帝的灵性。信仰上帝的浮士德最后得到上帝的拯救，实现了救赎。浪漫主义文学中，诗人赫尔德林选择的是亲近上帝。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隐喻：以上帝为敌必将遭受惩罚，人想安宁必须祈祷忏悔。[3]表明救赎依旧需要上帝的恩典。华兹华斯的诗歌认为儿童具有神性，可见对上帝还是膜拜。拜伦的作品就不同了，哲理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不归顺天国，拒绝天使召唤。对于天国的反叛也就是对上帝的反抗与疏远。霍桑的《红字》中，上帝为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人神关系倒置，神居于客体。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明显地显出人神关系的裂变。不过，上帝并未消失，还是全在。
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上帝观、救赎观及人神关系有所新变。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中，于连临终前说，假如“有一位公正的、善良的、全能的、毫不邪恶的、毫不渴望报复的天主”，自己会拜倒其脚下。由此看来，上帝已经潜在，即存在但不现身。人对上帝怀疑但仍然没有疏离。巴尔扎克对宗教的理解比较世俗实用，看重王权与宗教遏制拜金及贪欲的作用，“从信仰的绝对意义上讲，他对两者都不相信，但他相信它的实用价值。”[4]至此，救赎初步变为日常关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信仰上帝者为圣徒，这和《圣经》强调的一致。不过，陀氏提出人的得救依靠人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不满教会委曲教义后的“上帝”，寻找心目中的上帝。他认为人的生命就是接近上帝的运动，从《复活》等来看，人的得救在于爱。从俄国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看，救赎已经摆脱对上帝拯救的依赖，而成为依靠自悔、理性、博爱等的自救。救赎内化，由终极追求变为日常需要。此时的上帝，成为“仁爱”、“公平”、“正义”等[5]。人神关系模糊，人从自身需求出发重建上帝观。“上帝创世主、救世主的角色已经难以满足信仰者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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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帝形象开始从全在到潜在乃至消隐。人们的主体性思维上升后更注重现实需求与自身利益。在务实、独立精神的指引下，人与上帝的距离拉大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取代了对上帝的敬畏。”[6]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承上启下，其中的上帝形象人格化，或是暴君，或是秩序，上帝由神秘的“自在存在”变为日常的“自为存在”。诗中扬言“打倒上帝”，《恶之花》中的上帝已经被人反抗、诅咒、背弃。在救赎方面，《恶之花》提出了理性指导、世俗努力的自救，注重暴力打倒暴君般的上帝以实现自救。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认为“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经没有信仰的价值了。”[7]尼采认定外在的客观的永恒上帝已经死亡，信仰已经没有救赎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救赎观和上帝观已经被解构、改写，其中融入了新的精神与内涵。救赎已经由终极关怀和依靠泛化为人们的日常关照，上帝形象被人格化和俗化。”[8]
艾略特的作品中，旧的上帝已死，新的上帝还没出现，诗人提出人得救的模式是自身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