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学期末论文

--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机理研究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班级：09级工商管理四班

姓名：朱利萍

学号：0915224011

摘　要:共生危机理论是传统金融危机理论演进的结果。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机制有着一个清晰的理论架构:它源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自由化、不当的汇率制度和政策、银行体系中的货币错配等体制因素为两危机共生提供了环境,在信息不对称、公众预期、道德风险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流动性、资本流动以及政府政策等渠道相互传导,彼此强化。
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共生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关于这次危机的定性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次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伴而生的共生危机。实际上,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现象也并非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所特有,资料显示,早在1931年的德国、1982年的智利、1992年的瑞典和芬兰以及1994年的墨西哥等都曾生过这种危机。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的高发性引起了国际金融领域对这一危机研究的极大兴趣,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积累了大量关于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共生问题的研究文献。目前来看,虽然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作为异于单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一种新的危机类型已被学术界所认可,但众多研究仍散见于传统的货币危机文献及部分危机传染理论中,尚缺乏一个较为独立系统的理论架构;且由于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理论模型升级换代较为迅速,许多模型往往仅能触及共生链条的某一方面,且又会因为某些方面解释力不足很快被新的模型替代。基于此,本文试图充分吸收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汇总提炼出一个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机理的理论框架,在对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典型生成特征予以关注的基础上,从危机根源、共生环境、危机间的微观作用机制等方面绘制出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间的逻辑传导流程图。

一、金融脆弱性———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爆发的根源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领域风险积聚的结果,实践证明,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同样根源于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多数东南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本国金融开放后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主要通过银行等中介机构进行,而多年来政府对金融机构或明或暗的救助保证又纵容了这些机构的过度借贷行为。一方面,由于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它们不再注重通过对贷款企业和投资项目严格的风险评估和贷款审查来加强风险管理,相反,为了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甚至可能会通过降低贷款标准来争取客户,由于其经营目标也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投资收益最大化基础上的经营者利润最大化,为了满足自身的赢利欲望,它们也会更倾向于从事一些高风险、收益不确定的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出于弥补银行信贷扩张导致的自有资本或资金不足,它们还会在国际金融市场举借大量外债,在外汇储备不足以偿付外债的情况下,国内金融处于一种高风险状态(金融脆弱)。此外,这些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还表现在贷款的品质上。从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看,多数投资流向了本国的非贸易品部门(如房地产、证券市场及其他非贸易服务业),大量投机资本追逐数量有限的房地产和股票,东南亚泡沫经济严重。且由于国内金融监管和约束机制松弛,一旦一国货币受到攻击,本国银行体系也将遭受毁灭性影响,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交织在一起,危机愈演愈烈。

二、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共生环境分析
(一)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危机共生现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不同金融市场分割的扭曲状态,实现市场一体化。同时,国际范围内兴起的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浪潮,其目的也是旨在通过金融自由化的方式,拆除阻碍资金国际流动的藩篱,实现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的有机融合。可以说,在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一国的金融市场都与世界市场密不可分,并且不同的金融子市场也是一个统一的联系体。信贷、外汇等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在为资金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共享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危机更多地以复合型形式出现,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并发①。

(二)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共生的体制环境 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相比,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共生的制度要素不仅根植于一国经济体内部从而对危机更具内在性和持久性的影响,而且直接构成金融脆弱性的来源。
1·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内涵广泛②,相对而言,利率自由化、放松信贷管制和资本账户开放在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联系中起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

（1）利率自由化导致货币银行危机共生的原理金融机构利率限制的取消,使得金融机构间可以通过价格手段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导致利差缩小,同时,长期的利率压抑,利率放开后利率水平上升,又增加了银行的资
金成本,进一步侵蚀其资本净收益。由于利率上限取消后银行可以附加更高的风险贴水,从事高风险的项目投资有利可图,在银行竞争激烈无法维持垄断利润的情况下,在高收益刺激下,银行将更倾向于提高风险资产比重,银行风险扩大,银行体系更为脆弱,为银行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利率的上扬,甚至高于国际一般水平的利率,将吸引大量外资流入,本币升值,一旦某些不稳定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趋势逆转,外资迅速抽逃,引发货币危机[1]。这一过程中,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有着共同的原因:利率市场化。

(2)解除管制———贷款景气———双重危机
金融自由化中信贷控制的取消,意味着市场力量将在银行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政府金融监管松弛、银行风险意识缺乏的情况下,当金融机构发现没有价格竞争余地时,他们会倾向于通过在既定利率水平上扩大信贷规模来获得较多的收益[2],出现“贷款景气”,而贷款景气会导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Sachs, 1996)。实践证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
及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均曾经历过从银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到贷款景气,再到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过程。
(3)资本账户开放与共生危机

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银行危机共生的关联问题可以通过比较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中负面冲击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以及政府救助银行的成本得出。与封闭经济相比,资本账户自由化后暂时的负面冲击会产生更大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具体表现为两种直接效应(Haibin Zhu, 2003):其一,与封闭经济体相同,银行需要向存款人支付更多的资产;第二个效应与银行的国外借款能力有关,由于冲击降低了资产价值,银行为了将其债务水平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被迫偿还部分国际借款。这种放大效应为银行危机发生提供了可能。相应地开放经济中政府救助银行的成本也更高。为了避免国内银行挤兑,中央银行需要提供两个层面的流动性支持:一方面在冲击时期用于支付客户,另一方面用于偿还超过借款限制的国际借款,并且后者的流动性需求比前者更高。因此,资本账户自由化后中央银行救助银行更为困难,这会导致其储备损失更严重,当政府无力维持固定汇率制时,就会引发货币危机。[3]
2·僵化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货币政策
一般而言,汇率贬值时中央银行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表明当局维持汇率稳定的决心,同时也借助利率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改善经常账户收支。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阻止货币贬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这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上(孙涛, 2000)[4]:其一,该国银行体系和公司部门健康稳定,公司部门无过重的短期外债负担,银行无币种不对称和期限不对称问题;其二,国际投资者对该国的货币有信心。相反,在未对银行和公司部门资产负债状况和投资者信心进行评估的情况下贸然提高利率,不仅不能稳定汇率,反而将造成金融体系流动性减少,银行经营成本上升并急于回收贷款,而此时公司部门因紧缩导致的融资成本增加、企业净值减少又使其无力偿还贷款,大量不良贷款的显化将使银行面临崩溃。且由于顺周期的货币政策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进一步扩大贬值的紧缩效应,因此,紧缩不仅无法达到汇率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引发汇率“超调”和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加剧货币危机。
3·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中的货币错配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一种“原罪”:它们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这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时要么面临币种错配,要么面临期限错配。正是这种“原罪”,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国家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同时出现的状况。理论研究中,由货币错配引发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可以分为银行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况。 (1)银行完全竞争的情况
银行完全竞争情况下,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联系是因为银行同时面临汇率和违约风险,银行借外币贷本币的行为使其容易遭受汇率风险,同时由于银行也以外币贷款为非贸易品部门生产融资,货币贬值时企业违约将使得银行也面临违约风险。而政府担保的存在又促使银行不去注重通过套期保值防范汇率风险,相反在外汇衍生市场上的风险敞口增加。这样,一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净外币负债形式货币错配产生的本币贬值预期将造成银行破产。
(2)货币错配和银行不完全竞争导致共生危机的原理
现实中,银行完全竞争仅是一种理想状态,银行不完全竞争的现象更为常见。银行不完全竞争下货币错配引发货币银行危机共生的原理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两种效应,即“市场结构效应”(marketstructure effect)和“产品差异化效应”(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ffect)来解释。[5]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存在货币错配,即银行资产以本币计价,负债以外币计价,因此,当货币贬值时银行资产价值不变而债务负担加重,银行净值下降,银行破产,一些流动性困难的银行可能面临行业退出,即出现“市场结构效应”。而随着银行数量的下降和银行集中度的提高,银行的竞争压力下降,此时对于既可通过价格竞争又可通过产品差异化竞争的银行来讲,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水平,可以吸引更大范围的顾客从而扩大其市场份额,因此,产品的差异化战略是其最优选择,且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降低了银行的信贷成本,有利于增加就业和产出。这一效应即是“产品差异化效应”。 但是,由于贬值后银行根据汇率调整的资金成本会增加,导致贷款利率上升,银行利润减少。银行利润的下降使得银行产生进一步退出的动机以,市场均衡时银行的数量会进一步减少,而这又深化了银行危机。
4·不同制度要素综合作用:基于利率与汇率
机制非协调性的阐释事实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不可能仅由一种要素引发,而是多重要素相伴而生、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内生于一国经济体中的各种制度要素,如金融自由化、汇率制度、货币错配等也可以共同作用,导致货币银行双重危机的发生。由于利率和汇率分属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机制,利率自由化与固定汇率制的搭配是一种极不协调的金融制度组合,利率和汇率制度的非协调可在货币错配的辅助下引致共生危机。首先,如前所述,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利率管制的放开将导致利率上升,这会吸引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而固定汇率制在表明货币当局维持汇率稳定决心的同时,又相当于政府为本国汇率稳定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在这种隐含担保下,银行不再注重通过套期保值规避汇率风险,相反却进一步刺激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举债融资的动机。其次,由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中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现象,且国内贷款通常是以土地、房地产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抵押,货币贬值后,资产价格下降,抵押品的风险缓释作用锐减,银行资产收益减少,而以外币表示的银行负债则急剧增加,银行资产负债恶化,可能引发银行危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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