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
发布时间:2012-05-18 19: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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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缓解农村贫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此外,国家还采取措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逐步向农民倾斜。
(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决定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对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进行综合开发,以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的温饱问题,为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我国专门性的扶贫开发领导机构“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从此,我国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府扶贫的指导方针改变了以往单纯救济的扶贫方式,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指导方针。
(三)重点攻坚式扶贫
从1991年起针对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脱贫致富难度较大的地方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集中帮扶行动。在这一期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为落实扶贫攻坚计划,中央多次召开扶贫工作会议。经过努力,2001年5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攻坚计划基本完成。
(四)参与式扶贫开发
进入21世纪,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面临着新的困难。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迫切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2001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总结了以往扶贫开发的成就和经验,部署了今后1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根据会议的精神,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新纲要注重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 并且意识到疾病是使农户陷入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扶贫规划强调参与式扶贫、以村为单位进行综合开发。新纲要承认城乡间人口流动是扶贫的一个重要途径, 并采取新的政策举措使农村居民更容易从城镇新出现的工作机会中获益。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低收入人口也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7年的2841万。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
二、当前我国农村扶贫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农村扶贫开发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中,农村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处于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资金和资源的流失和投资倾斜使贫困地区稀缺的资源大量向发达地区流动,贫困地区的人才流失问题较为突出。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矛盾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不仅存在着经济规模、经济基础、经济实力的差距和发展阶段的差距,而且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也不如发达地区。此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求贫困人口素质有相应的提高,贫困农户应该具备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在农村贫困地区显得比较落后和缺乏。并且贫困地区在追求经济效益,尽早摆脱贫困的主导思想支配下,常常不能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往往使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基础)政府推动型扶贫的局限性和问题日益显现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各方面环境与条件的改变,以政府行政推动为主导的扶贫方式及实施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日益显露。表现为,一是政府的资金供给能力有限,难以满足社会对扶贫资金的需求。二是多部门参与和部门利益的存在使政府扶贫开发易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并很有可能出现相互削弱甚至抵消工作成果的情况。三是由于政府对扶贫资金的管理过于宏观,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影响了扶贫资金尤其是有偿资金效益的发挥。四是政府官员的高度流动性既不利于扶贫政策的连续性,也不能保证官员以负责的态度保证扶贫任务的落实,造成扶贫项目的短期行为比较普遍。
(四)特殊贫困地区矛盾突出
目前,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五)农村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表现为返贫率高,返贫的区域集中性与分散性同时并存,具有频繁性。返贫蚕食着扶贫开发的成果,往往使广大干部群众多年的辛勤努力在瞬间化为乌有。同时,对贫困人群的经济基础、挣脱欲望、自信心打击巨大,一旦重陷贫困境地,不仅当初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重新脱贫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加剧
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传统农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首当其冲将是贫困地区以种、养为主的科技含量低的农产品销售,农民收入也将可能因此大幅度减少。
三、农村扶贫政策的新要求
(一)要加快扶贫政策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开发方式和扶贫思路等方面的创新
在管理体制上,要强化扶贫工作责任,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的经费,有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指导和约束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经费的使用,项目的运行要按期完工,发挥效益,项目资金的使用得到监督。此外,要调整扶贫工作重心,适应新阶段贫困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由重点扶贫县转向重点扶镇、扶村、扶户。
在运行机制上,要完善扶贫开发模式,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开发扶贫、市场运作”的扶贫开发模式,着力增强扶贫能力,培育多元化的扶贫开发主体,实现各种扶贫资源优化组合,提高扶贫开发效益。与此同时,要完善扶贫资金投入和运营机制,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建立起以扶贫资金投入为导向,以农户自己投入为主体,以信贷、外资和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元化扶贫投入机制。此外,要完善协作帮扶机制,协作帮扶是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运行机制中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主要内容,是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的有力补充。协作帮扶有利于减轻政府扶贫压力,也有利于地区之间的交流,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合作。
在开发方式上,一是以产业为支撑。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合理,是贫困地区的共性。要围绕当地主导产业选择调整的着力点和切入点,以科技为动力,大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市场为导向,努力开发潜力产品,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把产业化经营作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主攻方向。二是以特色为主攻,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要发挥比较优势,整合优势资源,提高科技含量,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优化农副产品结构,发展龙头加工企业,发展绿色无公害优质农产品,完善服务市场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三是以项目为载体。改变过去单一抓粮的思维模式和重点扶持短平快项目等急功近利的做法,突出扎根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支柱产业开发,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以提高基层组织领导、指导现代农业的能力和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为切入点,坚持两手齐抓,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这是一项充满善意的政策:增加了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缩小教育的地区差距;扶贫重在智力扶贫、人才扶贫,以定向招生引导大学生回到贫困地区工作,可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按照《通知》要求,扶贫定向招生在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之间进行投档录取,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的录取分数线。这意味着,贫困地区考生多了一次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机会,但在录取分数上并无明显的“优惠”。被定向录取后,学生入学时不迁转户口,在校学习期间不得转学、转专业,毕业后回到贫困地区工作,则可享受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等优惠待遇。总体而言,扶贫定向招生有优惠也有限制,考生怎样权衡全在自己,政策是否有足够吸引力则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实际上,定向招生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实行过,目的也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及艰苦地区工作。当时,“定向招生”是与“定向分配”紧密相联的,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教育部于2005年对此叫停。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难以做到“定向分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生就业不再仰仗国家分配,就业选择越来越多,定向生不肯回到贫困地区工作的大有人在,腿长在他们身上,奈何? 在这次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中,并无“定向分配”的强制性要求,《通知》中只提“引导和鼓励学生毕业后回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这是政策上的进步,其善意进一步彰显,强扭的瓜不甜,强行要求那些通过定向招生考上大学的学生回到贫困地区工作,可能有失人性化。他们在外地工作,同样是在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并且至少能改变自己家庭的贫困现状,这何尝不是一种扶贫。同时,相信大学毕业生都有浓浓的乡情,很多定向生还是愿意回到家乡工作,只要贫困地区能够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舞台。 当然,这种人性化政策也可能被地方政府执行得变味走形,将“引导和鼓励”异化为强制或变相强制。比如,户口留在原地,当地政府可能强扣户口不放;通过组织关系将毕业生档案从高校转到当地,以此要挟毕业生就范。鉴于此,有关部门应当未雨绸缪,针对扶贫定向生的就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强行留人。 我认为,扶贫定向招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给贫困地区学生更多上重点大学的机会。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这里的学生享受了较少、较差的基础教育资源。从公平的角度看,他们考大学应该受到照顾而不是歧视,重点高校理应向贫困地区多投放一些招生名额,让这里的学生能够享受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至于他们毕业后是否回家乡工作,则显然是一个概率问题——贫困地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越多,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的大学生就会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