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贤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很多治国之道久为后世所推崇，即便放在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而在他的所有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更为重要。

   唐太宗喜欢人才，也擅长用人，在他理政的２３年时间里，所用的文臣武将不胜枚举，著名点的有魏征、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纵观太宗用人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重视人才，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当年太宗平定刘周武，刘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太宗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得，免生后患，但太宗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不仅不杀反而重用之。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一命；

　　其次，知人善用。太宗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太宗问他为何，他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太宗责备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有人给太宗出主意，要太宗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太宗回答说：“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最后，有容人之量。太宗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张居正更是认为太宗能够兼听为明主要是他虚心求教的结果,这也正是孔夫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要达到的境界。

浅谈唐太宗用人之道

    大唐帝业的实际开创者李世民，不但以他高瞻远瞩的武功谋略打下了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盛世”。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人才观和积极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若没有李世民的知人善任就不会有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那么，李世民是怎样善于用人的呢？

                                      一、舍短取长，使各尽其才                                 

    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华的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而要做一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唐太宗做到了。贞观元年，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之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十一年，他再次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唐太宗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十分贴切。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与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唐太宗遵循“舍短取长”的用人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人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范例。史载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浅。论者称为良相焉”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段如流的长处，预防玄龄贴然配合，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这也就是“房谋杜断”典故的由来。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但他性情耿直、善于秉公办事，于是唐太宗就任命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支流，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时，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唐太宗对戴胄的好评从侧面反映了他自己“舍短取长”的用人之道的成功实施。

                                      二、用人不疑，不受谗言

    唐太宗有句名言，叫做“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推心待士”就是指对任用的人才要推心置腹，这点至关重要，若不“推心待士”，又岂能“驱驾英才”。唐太宗鉴于隋文帝用人“多疑”的弊病，深感“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的教训，采取了“洞然不疑”的做法。

    唐太宗用人不疑，其果敢豁达的心胸不得不令人佩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任用的疏者，甚至“昔仇”也“洞然不疑”。武德年间，他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猜测敬德必叛，不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他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敬德被他的赤诚相见所感动，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果然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受谗言，即不为群小之辈所谗，这是唐太宗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措施。唐初政治清明，并无朋党之争，但也间有群小之徒利用广开言路的机会，诽谤君子，馋害贤臣。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觊觎房、杜的宰相之位。唐太宗与房杜相处颇长，对他们的为人与才能了如指掌，可想而知，陈师合的下场怎样，“妄事毁谤”、“流于岭外”。这也正应验了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三、新故同进，汉夷并用

    帝王使用故旧，不足为奇，能兼而信用新进则为数不多。唐太宗信用新进才士不亚于心腹故交，尤难能可贵，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仇”魏征。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建成收用，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才华出众，不报私怨，出以公心，反而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不亚于房、杜，魏征亦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难怪唐太宗在一次赏月夜宴中说出：“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的得意之语。

    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唐太宗则针砭古人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倾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史实证明，他对夷族名将贤才亦倾心信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见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阿史那忠，“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磾”。此外，还有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领。太宗夷族将领的信任，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任人为贤，太宗用人之道。

                                     四、士庶并举，不分卑贱

    君主选用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殊为多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同时也不放过用才能的士族地主，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如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用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更优越了，韦挺、魏征等均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帝王从官中选官，并不稀罕，但把网罗人才转向明间，则为数不多，唐太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竟条条默合旨意。太宗葚感蹊跷，因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神来之笔及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据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才士，随即宣旨召见，虚位以待。当马周迟迟未到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是何等的思贤若渴。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受官门下省，最后累官至中书令。马周的发迹可谓奇矣，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籍恩赐，全由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才发现了一代奇才。若无太宗自任伯乐，像马周这匹良骥也就湮没无闻。欧阳修对此议论道：“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粗粗一看，似乎马周发迹很偶然，然仔细推敲，由于马周有“王佐之才”，适逢“伯乐”唐太宗，故马周能鲤鱼跃龙门有其必然性。

    唐太宗用人之道，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忽视。唐太宗即位之初，百废待举，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有大批的人才，以适应天下大治的需要。而全国统一，疆域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比较宽广，这也为唐太宗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的条件为唐太宗提供了卓越用人的可能性，而其雄才大略的品质，虚怀若谷胸襟，则是其个人因素对历史的积极影响。这两方面造就了唐太宗卓越的人才观和善用贤才的用人之道。难怪有人说：“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这些人才为“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最终为大唐两百九十年的基业奠下基础。

唐太宗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