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 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 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 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 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 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 嚓、嚓 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 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这个 白 ，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 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 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 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 狂妄 浮躁 无诚意的感觉，而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则不同 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 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 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 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 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 不卑不亢 柔和的氛围 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 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 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 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

毛与胡适的恩怨

本文作者：赵映林

一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 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建国后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的危害。胡适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但是，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在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二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说明胡适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 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胡适确实很有眼光。可惜的是，《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根据现存已查阅到史料，我们得知胡适当年还曾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谈什么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胡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是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的。正因为这样，胡适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如果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没有给予支持的话，毛泽东是决不会写信向他报告湖南驱张后的新形势的。

不过，胡适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最终走向了势不两立。

三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说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变异，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胡适还进一步说，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完全是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胡适认为这是顽固不化的表现。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这两样东西，如果了解得适当，运用得适当，都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1935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强调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我）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而毛泽东恰恰是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不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要靠阶级斗争，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问题，从而不惜登峰造极，剑走偏锋。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国共两党的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共产党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中共的武装斗争的。不过，在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的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从主观上说，胡适很想把国民政府引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实现民治。当然，这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胡适终于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并非意味着胡适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作为胡适来说，也许是两相权衡，取其一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那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 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窝了一肚子火，1949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将憋在心中的这股气发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是不会听的。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话来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后笑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这样一来，胡适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名单中被剔除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这以此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战犯。

四

时间进入五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在这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三大运动的同时，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从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胡适对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没有作过任何回应，只是把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但他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大陆批胡适的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 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看来，胡适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

【篇二：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第二个办法呢?”韦莲司女士打断胡适的话问。“二是自己认为是，就相信是，并笃信而且力行之。真理只有一个，不容迁就。不能因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欲行。”胡适似乎不是说和韦莲司有关的事，因为自己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啊!“你自己呢?”韦莲司女士掉转了话锋。胡适突然惊觉：“我的态度是：对家庭之事，从前者;对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后者。”“你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巧言曲辩。”韦莲司笑着说：“我是讲与家人冲突，你扯到国家上去了。”“我是东方人，家庭事，从东方;国家事，从西方。”胡适说罢，两人会意而笑。月色姣好，树影婆娑。两人沉浸在甜蜜朦胧的意境中……这是人生的童话时期。“你听过印度神话中的‘月中兔影’的故事吗?”韦莲司女士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没有。”“我说给你听听。”于是，韦莲司女士娓娓而谈，将佛降生为兔，上帝试其是否真诚，化身来乞讨，兔投身入火献身的故事说了一遍。胡适属兔，因此很喜欢听兔的传说，尤其是女士的月下叙述，更是幽香缭绕。仿佛女士是皎白的月光，自己是英姿绰约的兔影。“好听吗?”韦莲司女士笑着问。“好听。”“这回该你说了。”胡适大呼上当，说：“好吧，我给你讲一个中国古代‘月中玉兔’的故事。”于是，他把嫦娥偷吃不死药，奔月后化为蟾蜍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这次和韦莲司女士月下散步后，胡适突然变得喜欢收集神话故事起来。和韦莲司的谈话，增加了胡适对家庭的思考。以前，自己主张“无后”说，读哲学书籍后，他发现许多哲学家都是不结婚的，如笛卡儿、康德、霍布斯……1914年11月13日，韦莲司送给胡适几张照片，说：“这是我自己在宿舍拍的。”照片的景色非常优美，看不到纽约市的喧嚣，只有赫贞河上风吹的杨柳。“好一幅杨柳图。”胡适笑着说。美国杨柳很少，上次，胡适和韦莲司在大学街上看到一株杨柳，两人在树旁徘徊良久。韦莲司解释说：“你说过贵国古代有‘折柳赠别’的故事。”“哦?!”胡适恍然大悟。韦莲司的心真细啊!再过几天，她就回纽约了，这是以垂柳图赠别呢!但古人灞桥折柳是一种特定场合下的风情，韦莲司也附庸风雅啊!谈到这几天报上的消息，韦莲司说：“日本侵犯贵国，中国不抗拒，似乎失国体，如抗拒，损失恐怕比不抗拒大几千倍。”韦莲司指日本从德国手中攫取中国青岛。“今日大患，是狭义的国家主义，强权即公理，国际大-法即弱肉强食。”对日本这样的掠人土地，胡适视为狭义的国家主义和种族成见，成为阻碍世界统一的畛畦。韦莲司友好地望着胡适。“1908年，我写过一首《秋柳》诗。‘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柳，也向西方舞一回。’很能说明中国目前的处境。”胡适由韦莲司的垂柳图想到自己的《秋柳》诗，由“柳”的柔软想到中国的落后。韦莲司听了，说：“此诗大有真理。”晚上，胡适去参加野外丛林聚会，有六七人参加。他说：“一起去，多好!”“以后有机会……你喜欢这种旅行!”“喜欢。”在这之前，胡适参加过3次。两年前，和纪能女士等去紫兰岛;第二次是去年和李德女士在比比湖畔;第三次是这年9月哲学会期间在六里溪。“什么时候回纽约?”胡适问。“下星期四。”“我去送你?”“不要去了。我母亲送……”韦莲司迟疑地说。11月22日晚，胡适路过法学助教卜葛特先生处，进门坐了一会。两天前，韦莲司离开绮色佳去纽约，那天夜晚，寒风吹落了胡适窗前所有的柳条，胡适怅惘地坐着，失魂落魄，一事无成……两人很快谈到婚姻问题，卜葛特说：“美国女士知识程度不高，就是大学生，论辩时能启发人的，也不可多得。”和韦莲司的密切交往，使胡适对婚姻话题大感兴趣，他说：“求偶标准，不能以智识作惟一标准，其他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不丑陋，习性不乖戾，都不可不注意。”胡适说这句话时，想到了江冬秀。“美国求偶不容易，费时、费事、费钱，最终难寻意中人。”卜葛特很佩服胡适看问题深刻，他哪里知道，胡适的那一位正是万万不能以“智识作惟一标准”的呢!“知识上的伴侣，难得于家庭，可得于朋友。”胡适想到了韦莲司女士，她是有知识的，但她习性乖戾，所以也不是白马王子的意中人，至今还是独身一个。卜葛特送胡适出门时，胡适似乎隐隐约约在江冬秀和韦莲司之间作出了判决：一个是“不能以智识作惟一标准”的妻子，一个是“知识上的伴侣”。11月26日，胡适应邀去韦莲司家吃感恩节的晚餐。和韦莲司父母在一起，胡适深深感受着和家人在一起的亲情。和韦莲司多次交往后，这种亲情更加强烈，而且，还增加了胡适内心深处的一种说不上来的神秘感。几个月来，两人无话不谈，如胶似漆，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篇三：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