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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蕴涵着优秀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一致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第二，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秦汉以降，“重民爱民”成为历代王朝宣称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阐发。比如，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

第四，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第五，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第六，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中庸”就是合宜的分寸、合宜的“度”，恰到好处，收放恰宜。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孔子把这种“中庸”之德定位为极高的道德境界与政治智慧，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

第七，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

第八，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

二、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不败于世的根本。儒家学说,儒字,就是人需,符合人性需要的学问。儒家创始人首先认为，“耻，乃人禽之别也”,在如此认识的前提下，又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国之道。民若“无耻”，政与刑再多、再重，也难以抑制犯罪率的攀升。然而，一旦国民能够“有耻”和“自律”，就会自觉自愿地按照社会规范和法律，调整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中国人向来讲究“四维八德”，其中“礼、义、廉、耻”组成“四维”；而“八德”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因其有八字，固称做“八德”。 也有“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仁”：仁人、爱人、仁爱。自孔子倡导“仁”学以来，“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讲“仁”，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爱，由对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进而推及对他人之爱。“仁”，不仅是最基本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中国人至今仍视为有德者为“仁人”，无德者为“不仁”。“仁爱”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特殊品质。
“义”：大义、正义、公平、公正、公道。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资为大。”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利他，不以损害和出卖他人尤其朋友来换取一己的生存和利益。“义”，还有情谊、恩谊之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牵挂、互相关照、互相提携。亲情和友情，发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义”的成分。有“义”，使友谊友情友善纯久。有“义”在，朋友不会出卖朋友，丈夫也不会抛弃妻子儿女。“义”，是中华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现。
“礼”：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仪、礼制。“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社会交往之道。礼与仁互为表里，仁心爱人是礼的内在精神，恭敬辞让是仁的外在表现。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礼”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礼仪文化”。“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谓“礼制”；作为待人接物的形式，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智”：知者、明智、智慧、机智。“智”通“知”。中国古代思想家赋予“智”以丰富的道德和内涵。“智”在知道遵道。学而致知，不知不觉，智而不奸。“仁、义、礼、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要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就需要“智”贯穿其中，否则即使有“仁、义、礼、信”加持于身，也都不可能通达无碍。新时期需要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学智慧聚成一体，开启新的智慧。
“信”：诚信、信任。《说文》讲：“人言为信”。“信”是立身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诚信求和。诚信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准则。孔子把“信”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之一，强调要“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推崇并发扬光大。
“忠”：忠诚、忠良、忠恕。“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张的一种优良品德。一提“忠”，人们往往想到“愚忠”，其实这是误解。在孔子看来，不只是对“君”，对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忠”的问题。孔子时代，“君”并不稀奇，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实，孔子很反对愚忠，对路对心才能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忠”讲的是君王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谓忠，就是内心求善，外求尽职尽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忠于事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中华民族崇高的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追求。
“孝”：孝心、孝敬、孝道。中华民族崇尚祖辈传承理念。主要是对父母、长辈之“孝”，强调长幼有序。孔子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说“孝”是道德的根本。“孝乃德之本”，“百善孝为先”。人们往往把“孝敬父母”与“报效祖国”对立起来，认为“忠孝不能两全”，甚至贬低“孝敬父母”。这是误区。其实“孝敬父母”与“报效祖国”二者都光荣。二者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忠孝可以两全。个别人受条件限制不能统一，也是有的，但不能因此而泛化。我们要把二者尽量同意起来，既尽到“报效祖国”之“忠”，又尽到“孝敬父母”之“孝”。这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传统美德。
“节”：节气、名节、操守、节制。崇尚理想、信念、信仰。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在《腾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至理名言。讲气节、重操守、重名节、软利欲，历经千百年的锤炼和发展。熔铸成为不图名利、为政清廉、公正无私的高尚品质，克己为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支柱和一个人涌葆铮铮铁骨的人格追求。
“勇”：勇敢、坚强、刚毅。中华传统文化对“勇”赋予了丰富内涵：“持节不恐谓之勇”，“持义不掩曰勇”，“投身为义曰勇”，“知死不避曰勇”，“悬命为仁曰勇”，“弃命为仁曰勇”，“胜敌壮志曰勇”。“勇”就是要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创新，敢于开拓，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一言蔽之，“勇”就是勇敢果断、徇义不惧、刚健不屈。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这种自强不息、英勇顽强的刚健精神，是中华民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力。
“和”“和睦、和气、中和、和平、和谐。求同存异。中华传统文化把“和”作为最高价值，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礼用之，和为贵。”（《论语*学而》）提出为政应“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和”以治国。周幽王大夫史伯针对当时周政权危机，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理论。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和”被认为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传统文化还把“中”与“和”并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和谐”、“允执其中”、“时中“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和睦夫妻、和合家族、顺和邻里、和谐社会、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和气生财、和平天下、和衷共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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