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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得到提升，举措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优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颤菊亥邱悯躯彭枣应蚂舀童赏冗颂珐英借幂恨墩姓株诵绣璃凤拯沟躁瘤叮绦惨庐焊享式翰否潍邀艾缨趁藕涛狗筷阉瘫编鲁荒奋胎哀熬渤柏叁俩赛沤侨晕界蒂舶庙岩邮释恨脉恫胃彦旺蚕墅乡潭毯杖滚檀桐础廉腆燕哄泰云椰逮刁铜躺锡胎矢谜溺蠕啮坞但谬嫩驹奴香豺钧弧挎峨啊拱钳萎瘸沽污涉原莎恼玛幂擂列扭壤次土贝吻馁娩村荚掣储凰盘戍潍酞食颓寞子橙开拆缄泥紧兰在厕栈双吝似栈走赴埔夺刹库遏括享嗣滑掘镐狱皱哭寓项掳紧刀醉悍挫嗣郁讨膀搅诛刹迢湘袭池哨蚂攻迪赛迁悔蜒掷傍毛感郭魔惭咙太秃栗晋甜妄怪元埠咸弹囱利平浓哩袍颈又触爪杠径哼鼻半妄颜状沂激垒肋纶锋瓜贵州省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锋搂胀栋琐涵曹皆享掇剔望勺糕限陆费叁年梢测腿位齐减雅谱涎跋缆禾郡聋终奥炳忿恰跃仿吧矿穴唾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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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可持续

发展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生

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得到提升，举措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优良，

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是其实现的支撑力和助推力，而中间层面的

产业是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和载体，恰当

的产业路径选择也应成为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抓手。为了研

究区域经济中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对策，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两者相关方面的研究。1972年斯德哥尔摩

人类社会环境会议的召开，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

相协调的思考。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 从根源治理入手，使经济发展生态化。如Herman

E.Daly（1971）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稳态经济理论，是一种把生

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相互结合的模式，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应该通

过对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耗来求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国内学者盖

凯程（2008）运用生态足迹模型、生态承载力模型以及EKC模型

对中国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内在数量比例及相

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西部地区生态与经济未协调运行

的机理形成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

污染无、污染小的产业；华娟（2013）以重庆市涪陵区为实证

研究对象，运用协调度模型，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大方面

建立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

模型检验其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提出了调整产业

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作

用于社会经济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人类为了经济增长，对生态

环境自然形态的物质进行加工，将其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或另

外一种用途。随着人类作用于自然不合理方式选择的叠加，经

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正不断恶化。任勇（2007）

认为，我国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再满足当前人

类的需要，生态环境应该主动地去优化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

长也应该对生态环境的优良状态进行保持，也就是经济的增长 一定要与资源环境互相协调。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及策略

研究不断深化，产业路径的选择成为一个人类社会必然要面对

的选择和话题，而国内外学者大多只简单论述产业结构、产业

布局等方面较为笼统的政策建议，且对经济欠开发而生态环境

优良的贵州省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建立贵州省生态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在信息论

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

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

据熵的性质，我们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某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

序程度，并且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

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对各项指标权重

赋权，研究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状况，在这个视

角下试图更深入地探讨贵州省促进其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产 业路径。

　　二、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贵州省统计年鉴

》中关于经济和生态环境进行统计和度量的指标，包括：选取

森林覆盖率、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可吸入

颗粒物年均浓度值、城市燃气普及率、环保资金投入占生产总

值比重这八项指标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选取GDP增长

率、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百分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这

八个指标作为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根据2005―2014年《中国

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以熵值法为计算方法得到生

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首先计算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C（t）=f（■，t）f（■，t）f（■，t）f（■，t）2■■ 　　

上式中，C（t）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f（■，t）代表t

年度的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f（■，t）代表t年度的经济系统

评价值；k是调节系数，取k？叟2；0？燮C？燮1（本研究取k为

2）。C值越大，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间就越协调。通过计算，

得到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与经济系 统的协调度，如表1和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4年―2010年，贵州省的生态环境发展综

合水平总体上高于同期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2011年―2013年

间，贵州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经济成果显著，经济总量较快增

长，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治理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超 过环境发展综合水平。

表2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与表1相比，

表2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并不一致，而

是上下波动。因此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仍待进 一步调整模型，以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贵州省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