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黄潮龙诗歌中的物我关系

发布时间:2014-03-09 21:12:04

谈黄潮龙诗歌中的物我关系

陈振宏

【摘要】黄潮龙诗选》以抒情诗居多,叙述“体验之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与情思,情感真诚而意境朦胧,呈现出不同的物我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由物及我,因景生情。景物往往因本身含有某种情感蕴涵而感染体验之我。第二,物即是我,意与境浑。即体验之我与外物处于浑然一体的贯通状态。第三,以我观物,借物言志。这是主体意识的体现,以主体情志渲染外物。第四,不执物我,自然本真。即发自真感情,将心比心地看待物我关系。

【关键词】物我关系;由物及我;物即是我;以我观物;不执物我

读《黄潮龙诗选》(以下简称《诗选》),发现黄潮龙是一个敏感的诗人,其诗歌以抒情诗居多。其它类型的诗歌也都能呈现出某种情怀或情志。在当代潮汕抒情诗人中,主要“是一群无依无求、自由洒脱的荒江野老或闲云野鹤,他们没有背负沉重的社会使命或道德十字架”[1],因而,这样的民间写作真挚而鲜活。这种特点在《诗选》中也有明显体现,以真诚的情感描写潮汕风土人情,以及所感所悟。当然,由诗及人,这位中年诗人还不是处在“闲云野鹤”的状态,他的诗歌流露的情感更加热烈,观照面也更广,涉及有乡土人文、季节时令、山水建筑和时代风貌等,因而表现的情感也很丰富。但感情过于丰富而不加以节制,加上叙事成分过多,往往容易使诗句有散文化倾向,这也是黄潮龙一些诗歌受到批评的地方。一首好诗应该点到即止,言虽尽而意无穷。总体而言,《诗选》中的作品在意境的营造上确实下了功夫的,不点破情语,让读者自己去投射、感受、产生共鸣。虽然有些诗歌过于朦胧或私人化,而使读者难以融入,感受其中的情怀,但是黄潮龙营造意境的功夫还是最让我感动和惊叹的。宗白华先生说,“什么是意境?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层次的不同,可有五种境界”,介乎学术、宗教境界中间,是艺术境界。“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构成艺术的意境。艺术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2]。先生的分析很有见地。细读《诗选》,则会发现,由于不同的物我关系——亦即情感生成的不同走向,意境与抒情效果呈现不同的形态。

由物及我,因景生情

诗言情是中国诗歌史的标签之一,情感发自内心的感动。《乐记》说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也就是说,“情”的生发离不开外物的作用。显然,外部环境以强大的感染力影响人,即诗歌中的“体验之我”。无论诗中有没有出现“我”这个字,体验者都是存在的。外物能唤起情感,往往在于它本身就包含着情感。景物蕴含的文化记忆及其与体验者的亲疏程度,会影响其中的感情深度和广度。

其一,由景生情,体验之我限于特定抒情者。《诗选》第二辑《山水清吟》,主要是写游历潮汕山水风景的诗歌。景物除了自然风光美,还有游览者的乡土记忆,以及特定的历史文化底蕴。例如“走进学宫/我感到一种广博、上升的精神/深深切入内心/既然无数浩劫都不能把它夷为平地/那么,我们不正是它不绝的弦歌/和不灭的光芒?”(《谒揭阳学宫》)。“我”作为体验者受到了学宫强大的精神震撼,除了建筑的雄伟,实在还有学宫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因此,体验者必须理解学宫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进入弦歌不绝、光芒不灭的意境当中,也才能由此景生此情。再如曲水流,道踪仙踪/真在东山笑语依然?/只见时间如坚石/生命如水流/情感迂回曲折源源流动/我,情感的贫者/既无美食,又无温巢/只愿春蚕作茧/吐出绿风/让泥土中骚动的岁月深根/缠住脚步/静听你把曲水的流韵拨响”(《雨后,在潮阳东山上》)。亲切而优雅的故土山水让“我”流连忘返,这是由物及我的情感走向。情感体验者必须同时是亲身游历者,才能真切体会“曲水流”景观所生发的时空体会。至于对潮汕地理不熟悉的读者,则要通过题记才知道“曲水流”是潮阳东山景区的一处风景,因此很难代入体验之我,感受其中的意境。

其二,由景生情,体验之我不限于特定抒情者。《诗选》第三辑《述说情怀》,同是由乡土风物生发“我”的某种情怀,第二辑的抒情物过于具体和高雅而显得个人化,第三辑的抒情物稍为模糊和常见而显得大众化。例如《深秋儿子小花》:

坐在公园的石板凳上/热辣辣的脸上一个响吻/是你么?调皮的儿子/早晨的阳光总是那么柔和

一支带露的小花在儿子手中晃动/晨曦中,恍若又一张稚气的脸/那乳味的童音/顿时勾起我对亲人的忆念

深秋的公园清风生寒/心绪如枫叶已历早霜/我必须葬好小花/然后携上儿子/回家加衣

这是《亲情友情乡情:透明的思念组诗之一,主要写亲情与乡情。看到公园里某个家庭教训儿子的一幕,顿时极大地触动了“我”,勾起对亲人的忆念,萌生回家的冲动。“我”作为体验者,已不限于抒情者本人,或某个带儿子到公园散步的父亲。由于亲情的普遍性,“我”的个人忆念上升至一种集体记忆。深秋、儿子、小花的凄凉境况,能够勾起几乎每个体验者对家庭温暖的记忆,这是以冷景写温情。这样的抒情效果显然是通过由物及我,由外而内的情感导向实现的。由此可见,物我之间有着某种情感联系,而随着体验者思想感情加深,满于心而形于外,即主动地向外投射情感。

物即是我,意与境浑

抒情者有了极深的情感,会投射到某些具体的外物之中,使外物获得同样的情感,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作用。共同的情感蕴涵,让物我找到契合点,在这种情况中,物即是我。诚如朱光潜先生说,“物我两忘才有可能发生移情作用”[3]

其一,物我两忘,情意与情境浑融一体。情到深处,体验之我忘了形体的存在,移情于外物。例如亲情友情乡情:透明的思念组诗之二《送行》:

起锚声,沉重了心的叹息/两束目光缠在一起/如张紧的弦/发出阵阵悖动的琶音

你告别的手是风旗/不会忘却我歌唱的风声/我沉重在那乘笛而去的影子里/成为你永远的码头

失去的有时是一种获得/离别的一刻就意味着重逢/上帝知道:无边的思念从此透明

送别诗一般是以彼此感情之深来衬托离别之难。黄潮龙这首诗中的“我”,则显得比较阔达,离别的失去意味着重逢的获得。把这种情感移置于对象,“我成为你永远的码头”,表面上是“我”成了“码头”,其实两者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这里的“码头”,不是“起锚”的地点,不是单纯的意象,而是一个喻象,喻指重逢,情感的归宿。码头的情感喻指与送行者此时的感受高度契合,由此达到意与境浑的效果。

主观投射到外物的例子,在第一辑《季节之音》中比比皆是。例如《季节的韵律》组诗,用人称代词“我”与自然事物结合起来叙述四季演变,“我,新郎胸前可人的一朵/千百年中,静听万物惊蛰的心跳”(《夏》),“我”化身为一朵跨越时空的“栀子花”,但是仍然“踌躇难辨/季节的起源”(《秋》),在无始无终的季节运转中,“我们都是些质朴善良的孩子/就这样受伤并且倒地/同时默默为自己的过去感动不已/而后再度爬起/一任足音由远而近地穿透灵魂”(《春》)。从自然状态的时空而言,“我们”是花,落了又开,周而复始。从生命状态的时空而言,“我们”是孩子,经历着人生不同季节的际遇,生生不息。黄潮龙的诗歌很有想象力,所以物我关系有时显得朦胧,由此也造成了这里对季节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只有秋,才是生命的松根/视我如松籽投我于大地/周身满松溢香”(《秋》),“我”视花儿为孩子,自然视“我”为松籽,都是出于对生命的赞叹。“联想是一种最普遍的作用,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联想,一种是接近联想”[4]。显然,这里花儿和孩子,人与松籽更多属于一种接近联想。通过联想,使得物我关系等同,继而使得生命意识与季节轮转浑融一体。

其二,物即是我,“我”只是一个符号。“我”是谁?“我”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万物若都能言说,都可以称自己为“我”。这样的生命意识,在《诗选》中有所呈现。例如“无声的细雨/浸润万物/催我萌发、蓬勃……”(《立春少女》),这个生命勃发的“我”,是无法具体解释的,“我”是一种生命源。当然,“我”这个词通常是作为有意识、能言说的主体出现的。个体,乃至种类的差异肯定需要认同与尊重,但这并不妨碍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发现自身与其他物种的共同品质。例如《飞向冬至》一诗:

于登高处/望彻云汉/也饱览平原/秋光正浓,谁凭黄花/觅取冬至的行踪?

一只力竭的啼鸟/咯血溅上我的身躯/我的灵魂一阵颤动/渐渐长出茸茸的嫩毛/飞向冬至/羽翎这才丰厚而劲挺/萧萧残秋因而消退至尽/茫茫初雪因而轻吻鸟衣

我于是歌唱/严寒会燃沸我的血液/冬至会坚实我的音质/纵然咯血/歌唱始终是我生命的花朵

啼鸟咯血溅到“我”,“我”长成了啼鸟。但是,到底是啼鸟化我,还是我化啼鸟呢?在文学中,咯血的杜鹃鸟是望帝的化身,如今啼鸟又与我融合。这是一种因性质上有共同点的类似联想。进一步而言,物我能够合一,在于都能坚守自身最美好品质。由于“要回到生命、事件、事物本身,所以诗歌文本便更多呈现出‘自涉性’叙述特色,这也是他们诗歌中大量出现‘叙述之我’与‘体验之我’ 合一的本来原因”[5]。在这首诗里,如果说“叙述之我”是怀技之人,那么“体验之我”就是善啼之鸟,物我都是符号而已,两者此时已浑融一体。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物我合一不是彼此结合,而是还原到生命的原始状态,万物是一气贯通的。这种意境犹如一片氤氲,身处超然的境界。例如《赛龙舟的日子》,“屈子静坐于一片澄明之中/谛听天籁”,“诗人的精神辐射不绝/若岭右热带丛中的蕉风/弥漫着与生俱来的南音/飘向故楚狂吟……”,“哦,赛龙舟的日子/一剥开粽叶/便觉得有什么超乎芬香以上的东西/立刻充塞我们的胸腔和喉管”。诗中呈现一种超然的精神境界,粽叶敞开,我们都能与诗人的精气神贯通。然而,生命又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包括个体的自我建构,以及个体对外界的建构和相互间的建构。

以我观物,借物言志

在读诗时,读者总会寻找其中的叙述主体或抒情主体,有时还会不自觉地代入。主体性的强调,无疑是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是对人在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主导地位的肯定。因此,主体对外物的建构程度要大于外物对主体的建构,继而出现“以我观物”的状态。

首先,以我为主,叙述主体借物言志。“作为本体的现实一旦启动了比喻的闸门,诗人的想象便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开来。它就不再受现实的约束,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6]诗歌中的物象完全是为我而设的。最典型的是《那些和我名字有关的文字》。由《潮》、《泅》、《涉》、《泊》四首组成。“我”很可能就是诗人黄潮龙,叙述者试图建构一种与水相关的人生哲学。“需要水,需要一股新鲜的空气/或者说需要某种/让我终生仰止的事物”。显然,这里的水抽象化了的。潮只是一种感觉,“泅,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涉,是一种精神”,“泊,也许是潮的归宿”。再者,其中与水相关的物象,如“滴水”、“雨点”、“鳍”、“海”、“港湾”、“水湄”等,在主体的想象空间里,都只是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诠释。

其次,个体自信心的加强,有助于体验主体超脱外物的羁缚。例如《夜、月光和风的纠结(组诗)》,第一首是夜的纠结,夜晚“将所有表情涂成永远的暗色”,可“我比夜更禁得住忧伤”,“我”不受夜的捆绑,“如果月色能让人安宁/我情愿让自己四处/流浪”。然而,月色没有让我安宁,第二首诗是《月光弥漫淹没来时路》,那又怎样,“我”步履坚定,“择一条崎岖却踏实的路/我终将继续前行”。最后是风的纠结,在行程中,风吹起了过去的记忆,想要扰乱我,“我静静告诉自己/心,不曾被吹乱”。夜、月光和风,都能隐喻某种无边无际的覆盖或遮蔽,而“我”并没有为之湮没,可见主体的抗衡力量之大。换言之,这几首诗是借外物的纠结来表现体验者心志的坚定。但是,当主体意识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时,个体之我可能会成为集体之我。

再次,以我观物,叙述主体将宏大的时代精神灌输给被叙述物。强烈的主体意识,意味着个人对于族群、国家、时代的主体责任感增强。《诗选》第四辑《特区快照》,便是叙述主体对汕头特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建设成果的歌颂。例如“走在特区,仰望楼的森林/如农人遍视田野/心中的代沟和距离/被普通而深邃的物质取代/独特的体会和感觉/使人为之颌首和驻足/洁白的信笺落满每一扇敞开的窗户/特区楼群,闪烁为时代的星星/如叶子亲切而明亮/一种难得的幸福油然将我浸透/使我想起楼群的设计者/特区将赐予他们全部的光荣”(《特区楼群》)。“我”作为实践主体的一员而感到幸福、光荣。作为情感体验者,特区楼群多如星星、叶子,让“我”感到亲切而荣耀。

不执物我,自然本真

主体意识过分张扬,以我为中心,以我观物,可能会出现隔膜、对立。所谓“反者,道之动”,在我施力于物的同时,物也有力量反作用于我,物的力量渐渐增强,又会出现“物大于我”的情况。于是,主体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与外物的关系,正如当今社会,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借用周策纵对“自然”的解释,“‘自’是‘自身’、‘自我’,‘自然’指本身如何就是如何,诗人或诗歌按事物情景的自我本身该如何就该如何表达,这就是‘自然’”[7]。自然即自身怎样就是怎样。万物都有自身顺应自然的存在状态。因此,诗歌要呈现这种自然状态,最好的视角是“以物观物”。《人间词话》说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当然,以物观物只是方式,主语还是人,世界的显现还是为人而显现的。然而,以物观物是物我之间发自本心的交流,而没有投注过多的主体意识。因而,这种视角也更多出现在语言凝练、质朴的短诗之中。例如《那些与情感有关的文字》十一首组诗,可算是抒情小诗,篇幅短至两行,最长七行。与《诗选》里其他作品相比,类似绝句与律诗的区别。短诗很适合抒写对某情某景的瞬时感受,语言更加含蓄、自然,因而情意更为恬淡,令人回味无穷。请看第一首《春柳》:

一株河柳/是冬的残臂么/目光早已爬满消瘦的枝头/静听悉索作响的新绿/渡过二月淡水

一滴晨露/一个春天

这首诗写得非常生动,从柳树听到了生命成长的声音。虽然从“残臂”、“消瘦”这类词仍能看出情感体验者的感情投射,但透过目光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的关怀,是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正如《诗选》中另一首诗《心一刹那颤抖》所说,“在这期间,我的心/也会感觉一刹那的颤抖”。刹那间的心动也是自然而然的,是出于本性的行为。就像柳树冬天枯萎,春天滋生一样。这就是宇宙运行的本原状态。宇宙运行并不排斥人,所谓的无我,用佛家的话来说,是无偏执之我。去蔽之后,才有可能达到澄明状态,事物的本原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诗歌最后两句,写得很质朴,有点像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里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完全是以物观物,一滴晨露呈现出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大概越是质朴的语言,越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质,继而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这里,把以物观物置换为将心比心,也许更能概括黄潮龙诗歌中物我关系的特点。首先,《诗选》中诗歌的物我交流多是心灵对话,而且将心比心肯定万物作为存在的平等地位。例如《白云》,“贴在蓝天你的确高洁无比/飘落在江河时/只不过是鱼们的餐巾”。叙述者将白云看作鱼儿的餐巾并无不敬之意,云跟鱼就像伙伴在游戏,谁还在意他们的高下之分呢?另外,从《诗选》繁多的意象也可以看出诗人的包容之心。其次,将心比心体现对生命的尊重。黄潮龙的诗歌有不少哀怨、忧愁的倾诉,但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和对人生的希望。例如《山》,“大地坚硬的肋骨/雄浑粗犷/有时也支撑着几分消瘦/我却从那道骨髓/啃出另一番滋味/一片白云清清地流/一笔新绿细细地抽”。再次,将心比心出于真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由景生情,还是情景交融,还是托物言志,也不管诗中的语言多么华丽,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感情一定是发自心灵的。宗华白先生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9]。尽管《诗选》略显深度不足,但确实能感受到真感情,如此物我之间才有真关系,才能营造让人感动的意境。

参考文献:

[1]王德春,谢文勇《潮汕当代抒情诗的特色和审美价值》,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第24卷。

[2] [9]叶朗、彭锋编选《宗白华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3页。

[3]彭玉平《朱光潜与解读王国维词学的西学立场》,苏州大学学报,20091月第1期。

[4]杨辛、朱式蓉编选《朱光潜选集》1993年版,第72页。

[5]孙基林《当代诗歌叙述性思潮与其本体性叙述形态初论》,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6]帕斯捷尔纳克《生活——我的姐妹》,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7]徐志啸《北美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8]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上第1页。

(作者 陈振宏,男,汕头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谈黄潮龙诗歌中的物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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