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编辑班 113233060104 杨玉婉

论当代文学中地主形象的演变

[摘　要]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通过介绍当代文学作品中地主形象的演变，分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学因特殊的创作环境而产生的文学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的不协调，达到对文学作品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 关键词] 当代文学 地主形象演变 文学真实性 历史真实性

中国的文学发展至今，已经成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文学形象，人们通常津津乐道的一般是那些文人争相称颂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形象，亦或是那带有神秘色彩的狐妖鬼怪形象，而对于较多出现在近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地主形象，则是讳莫如深，较少言及。重温当代小说地主形象的演变过程，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文学塑造的地主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形象的差别，对我们理解当代文学作品有重大意义。

1、地主含义的变化

“地主”最初的含义是指指的是相对于过客或寄居者而言的“当地的主人”，然后才发展为“田地的主人” , 如《晋书·祖约传》中的“祖约犹存, 臣切惑之。且约大引宾客, 又占夺乡里先人田地, 地主多怨” 。然而当毛泽东在1926 年3 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其生存和发展, 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之后，在1933 年10 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作了明确界定:“占有土地, 自己不劳动, 或只有附带的劳动, 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 叫做地主。”之后，“ 地主”便被强行抹上了阶级的色彩，成了中国剥削阶级中与资产阶级相并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

2、地主的类型变化

（1）恶霸型地主 40到60年代期间塑造地主的叙事方式大概有三种：一是叙述地主骄奢淫逸的故事，如歌剧《白毛女》中塑造的地主黄世仁，因觊觎喜儿的美色，便以逼债的名目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并强暴了喜儿；二是叙述地主压榨农民的故事，如小说《半夜鸡叫》中塑造的地主周扒皮，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多干一些活，他竟然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提早起床到地里干活；三是塑造具有反动倾向的地主的形象，如刘文彩便是集官僚、军阀、恶霸、地主于一身的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从1947年7月开始，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解放军已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刘文彩这个土豪恶霸却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残杀共产党人和残酷剥削、镇压人民群众的罪恶历史，改恶从善，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在大邑一带称王称霸，与共产党人作对。

（2）汉奸型地主。建国初期，抗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痛一时并不能消除，此时，国家颁布的土改法也亟需强大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自然是要有一番行动。于是一种“汉奸+地主”的写作模式便应运而生。这类地主有《苦菜花》中的王唯一、王柬芝, 《敌后武工队》中的周敬之、黄新仁, 《烈火金刚》中何大拿,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大成, 《平原枪声》中的杨百顺, 《战斗的青春》中的王金庆等，这些地主的塑造，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在家国危难的情形下，他们身怀巨额资产却不支持抗战，甚至走卖国求荣的道路，这类作品一出来，自然是激起了人民与地主斗争到底的热情，促使土地革命在全国各地顺利进行。

1998年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的李冯在《技术兴趣》中说道：“我们似乎都生活在隐秘压抑的淫欲, 不可理喻的暴力或彻底的平庸无聊中, 几年来我们写得最好的是生殖器和神态迷乱, 最出色的人物是几十年前的荡妇, 地主或土匪”我们既然可以从各种渠道可以了解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是激进的，浮夸的，给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那么对于这段期间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最出色的”地主形象就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吗?

陈忠实以一部《白鹿原》回答了这个问题，揭露了之前的地主形象塑造的虚假性。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作家，他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塑造了一个集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于一身地主形象。知道儿女成了共产党，也不坚决反对；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并不是以前小说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但它毕竟真实反映了生活，继陈忠实的《白鹿原》之后，周同宾的《土地梦》，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作品都开始为地主正言，讲述了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是通过压榨农民或长工而获得的。

至于之前深入人心的四大恶霸地主的故事，其实是禁不起推敲的。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微博)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

《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这样的人，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张炜《古船》中描写了大量“斗地主”的血腥场面，手法令人惊悚。我们重温当代文学塑造地主形象的历程，不是为了批判某一时间段的政策，而是想让文学作品回归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从而更好地了解一种文学形象的诞生及发展与它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

的，决不可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分开。

当代文学作业：地主形象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