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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文学批评中的“虚静”、“物化”说

    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庄子的"虚静"和“物化”说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范畴，它们都是讲艺术创作特别是艺术构思过程中主体心态的。

   “虚静”即一种清虚、空明、宁静，不受任何主客观干扰的心态。

   "虚静"说渊源于先秦哲学，最早由老子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出的，"致虚极，守静笃"是道家修养论之主旨。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乃至宇宙鸿蒙一切都起源于他所谓的“道”，并受其支配。而“道”性为“虚”，为“静”。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庄子的虚静说，从哲学上讲属认识论，是悟“道”的途径；从文艺上讲，属创作论，是创作主体进行艺术构思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文艺创作中，虚静能使创作主体获得思想解放，使创造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和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创作主体思维空前活跃，闪现灵感火花；还能能使创作主体提高艺术概括能力。《庄子·天道》：“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这里所谓的虚静，即是一种清虚、空明、宁静，不受任何主客观干扰的心态。又说：“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为天乐。”《人世间》中也说：“唯道集虚”。但他有进一步超越和发展老子的虚静主张，把它推延到主体创造实践的各个领域。庄子曾拿水作比喻，说明“水静犹明”能照见人的须眉，如果人的精神静下来就能如明镜，照见天地万物，感受自然万物之美。例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故事，它十分形象的说明了“虚静”的心理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梓庆能够制作出“见者惊犹鬼神”的作品来，正是因为他经过了“斋以静心”，进入到“虚静”的创作心理状态中。他排除一切功名利益的诱惑，排除一切世俗的观念的干扰，达到“忘我”的境界，从而在虚静中能够准确的观察、认识木材和鸟兽的天性，并以主体的天性去契合客体的天性，制作出的鐻才能达到鬼斧神工的地步。所以，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虚静心理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艺术家怎样才能进入到这种心理状态呢？于是庄子又提出了所谓“心斋”（使心灵“虚而待物”精神高度集中，心无旁物）、“坐忘”（“离形去知”）等一系列观点。“心斋”反复强调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屏除耳目心知，与外界绝缘，用“气”来感知万物。而“气”则是一种无限的东西，是“虚而待物”的，只有用这种虚空的心境直观，方能把握“道”。这样才庶几乎能够“同于大道”或“达于至道”（以上引文见《庄子》一书的《人间世》、《大宗师》和《在宥》诸篇）。与“心斋”通的是“坐忘”是指从人的生理欲望中解脱出来。忘掉自己身体四肢的存在，抛开自己的聪明，塞耳闭目，离析形体，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与大道相通。这种从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中的解脱，其实就是《逍遥游》中所说的“无物”、“无名”、“无己”的自由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虚静。虚静的这两种心理状态的方式极为后人推崇和重视。但是庄子的“心齐”、“坐忘”、“虚静”说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它完全否定了艺术创造活动中人的感官作用，也否认了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理性逻辑思维对艺术创造作用，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不过后来的文论家和艺术家却更多地吸收“虚静”说积极的一面，屏气其消极的一面。从魏晋开始，庄子的“虚静”说被广泛的运用到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了。陆机是最早将虚静理论自觉运用于文学创作研究中的。《文赋》开篇即云：“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罄澄心以凝思”等都是强调作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保持一种虚静凝神的心理状态。刘勰又进一步将虚静理论运用于艺术构思心理研究中。刘勰认为：虚静是创作构思的必要心理准备。只有摆脱外物的困扰，进入到超功利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中，才能打破“神有遁心”的局面，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中，这一点是和庄子一致的。然而，刘勰又大大超越了庄子虚静中的“去智与故”、“无知无欲”的片面性，开始注重知识要在虚静的审美心态中，通过虚静发挥出来，要和作家的情感和想象融合一致。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吸取和发展了庄子的“虚静”思想，要求作家具有“虚静”的审美心态，进入到“身与竹化”的审美体验中去。

   战国时代，除了老庄的“虚静”外，还有像管子和荀子提出的认识论上的“静观”学说，“静观”说突出理性和思维的作用。如《管子》提出的“虚—而静”的命题，“虚”就是排除主观的成见，“静”就是保持心的安宁平静，主体只要做到“虚---而静”，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就会自动在你面前呈现出来。这于庄子的“虚静”说有着重大差异。庄子的虚静着重主体积极独特的自由体验，它能很容易地开启艺术家创作心理过程和读者欣赏心理过程的“本体自由”精神。排除一切主观和客观杂念的干扰，才能达到智慧的日月，洞鉴万物，使主客观进入到“物化”的状态。

   人们在解读庄子的时候容易产生两种误解，一是庄子的“虚静”说容易被人误解的是，1）认为“虚静”乃倡导的浑浑噩噩愚昧无知之说，2）认为“虚静”乃死寂之静。因此就给庄子扣上“虚无主义”的大帽。其实庄子所说的“虚静”是与“明”、“动”、“游”分不开的，可以说它们是一体两面。庄子在否定、消解人的世俗欲望、名理概念知识，强调无知无欲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引生、肯定可大知与精神自由解放的另一面。这样说来，离弃就不只是一种否定。而是也是一种肯定。在这看似离弃的行为却对具体、整个宇宙和生命的肯定和对未受概念左右的活生生世界的拥抱。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称之为“离合引生”叶面。

    另外一个需要澄清的误解就是，片面地割裂了庄子“虚静”说的静与动的辨证关系，只承认庄子“虚静”有静的一方面。王元化先生在《刘勰的虚静说》一文中认为，老庄提倡的“虚静”的目的却是为了达到无知无欲浑浑噩噩的虚无之境；而刘勰提倡的“虚静”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虚静”达到也“虚静”相反的思想活跃、感情焕发之境。实际上，庄子的“虚静”说不仅从心理态势，还是体现在人格类型，或是体现在文章风格来讲，“惊”、“动”，“淡泊”与“放旷”，“淡漠”与“雄浑”都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动”是“静”的必然结果，“静”乃是“动”的必要前提。

   “虚静”思想，作为道家哲学重要内容之一，也曾受到老庄哲学消极负面的影响带来的空蒙虚幻的色彩，但在儒家理性精神的调节下而未走向迷茫的神秘世界。由此造就的中国艺术既悠然意远又切近现实人生，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艺术家的人格胸怀既超脱又入世。审美心灵的诞生，在忘我无欲的刹那。这一刹那的心态特征，中国古代美学用“虚静”二字概括，并由此建立了富于民族特色的“虚静”说审美理论。一千多年来，这一理论不仅作为中国艺术的主导精神之一，而且作为一种审美人格学，铸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艺术大厦和艺术家的人格胸怀，其意义是深远的。认识论是很玄虚神秘的，未必科学；但具体运用到审美和文艺创作领域，则有其相当多的合理成分，因为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题心灵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往往是超功利的。假如在文艺创作或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不能摆脱功名利禄等世俗观念的侵扰，则很可能流于失败，甚至必然会失败。美学和文学理论上的这一极其重要的现象和规律，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到近代由康德明确提出的；在中国，则是远在先秦的老庄道家就已经有所触及。

  “物化”的思想，本来也是庄子提出的哲学认识论，即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在体认客观事物之“道”的过程中，在心灵“虚静”的状态下，最后要达到、也能够达到一种物我同构、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即彻底泯灭认识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庄子·大宗师》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为物化。”——《庄子·齐物论》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物化“。庄子通过梦蝶的故事给我们引出了”物化“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对于准确理解它的本质具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一般我们说的”物化“，想当然就认为是人化为物，甚至认为是人被物化了。而我们细读一下就会发现，庄子在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做如是解。他选择了蝴蝶作为自己梦幻的对象，可谓是别有用心。因为这个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诸侯争霸割据，战争延绵，面对动荡不安的”人世间“，庄子采取了一种逍遥自适的生活态度，”虚已“而”游世“。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在社会中必定会受到各种思想行为的限制，处于一种”有待“的状态，庄子所主张的就是要消除这种”有待“，追求轻松自由的逍遥”无待“。而蝴蝶正是他选择作为他的梦想的理想意象。它是自由、放达的象征，将人转化为蝴蝶，借蝴蝶来实现”自适其志“：蝴蝶翩翩起舞，不受时空的限制，也没有陈规的约束，它所做的只是遵循心灵的指导，尽情享受无止的自适与畅达。物化的境界是道的境界，也是艺术的境界。具体来说，”物化“境界中有周梦为蝶，碟化周所产生的超越于感性存在的境界，与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由作为现实存在或现象的实境生发让人浮想连翩、玩味不已的虚静过程是隐约暗合的，所以，在艺术创作中，不仅要求作品能够细致入微地描绘实境，更主要的是能够让实境发出虚境，使读者能够透过文字符号的表层发掘出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周与蝴蝶则必有分艺”这句话显然与上文分析的结论是矛盾的，既然说物我是交融的，为什么后来又说“必有分”呢？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作为社会存在的物的物、我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庄周是庄周，蝴蝶是蝴蝶，二者本不相同，必定是“有分”的。但是，在庄周之梦中，庄化蝴蝶，蝴蝶化为庄周，作为人的庄周与作为物的蝴蝶已经超越了各自自身的局限，在精神领域中达到了契合无间、不分彼此的内合状态，产生了观念上的互化和心理上的沟通，通过表面上的“有分”，实际上投射出的是两者内在的“无分”，这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所谓“物化”的物当然不是一般的物，他以物的概念来代指万世万物。指事物的“自然”性，“无为”性，即自然的状态和性质，将“自然”视为物性，物本，物根。这个物之自然，庄子视为“天”、“道”，是物的本质和本原。要获取事物的本质、本原，就要使事物还原归本，回到事物的初使本根状态中去，以事物的真性、真情，以事物的本来面貌和自身规律去反映出事物本质。它是以“自适”为心理感受与体验，以“心斋”、“坐忘”（含“丧我”，也是通过对主体意识的淡化来达到“物我不分”的精神境界）为自我修养方法与途径，由此而达到的一种“物我不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物化“的本质就是通过消除物我在形骸上的差异，达到物我交融，物我两忘的一种精神境界，这对文学中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物化”与“丧我”的关系：目的与手段

    庄子的“物化”思想也像他的“虚静”说一样，作为哲学认识论有其片面、偏激处，因为过分夸大了事物之间的相对性，取消了它们各自的质的规定性。但是，“物化”思想在审美领域和文艺创作领域，则无疑是一个相当精辟的理论，因为真正的高级的审美和文艺创作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必须作到异质同构，泯灭彼此之界限，这也就是后世许多文论家常说的神与物游、情景交汇、意境融彻。《庄子》一书中讲了大量的进入“物化”境界的技术、技艺创造故事，如：“庖丁解牛”、“佝偻者承蜩”、“吕梁老夫蹈水”、“津人操舟”等等，都达到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真正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

陈鼓应《老庄新论》、《庄子今注今释》、

宗白华《美学散步》

庄子文学批评中的“虚静”、“物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