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试论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 【作者】杨春梅 【关键词】陶渊明　　咏怀诗　　咏史诗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指导老师】李金荣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　　　言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地位的伟大诗人，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善于用平淡自然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来写景抒情，他的抒写田园生活的诗篇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可谓是别开生面。
虽然陶诗以描写田园风光的田园诗为最好、传颂最广，但他还写了不少咏怀诗和咏史诗。这类诗歌是陶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了他对社会与时局的看法，表达了他的人生理想，批判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从这类诗歌中也体现出陶诗与田园诗“平淡自然”风格不同的“金刚怒目”式的特点。本课题拟以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作品，运用举例、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陶渊明咏怀诗和咏史诗的思想内容，以及这类诗歌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一、咏怀、咏史诗溯源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诗歌可以言志，抒写诗人的怀抱，也可以写景、记人、叙事等。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叙事诗、抒情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送别诗、咏怀诗、咏史诗等。本文主要探讨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
（一）咏怀诗溯源
咏怀诗是指诗人抒发情怀抱负、吟咏情致的诗歌，诗人往往借这种诗歌类型来表现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等。其实质是吟咏心中怀抱，浸透着浓烈的抒情氛围。[1]
“咏怀”之名最早见于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他开创了咏怀诗之先河，后来的陶渊明继承了阮籍咏怀诗的传统。作为正始诗歌的代表作家，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的文学遗产。阮籍生活的正始时期，曹魏政权日渐衰落，司马氏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而实行阴暗恐怖的高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很难淋漓尽致地展现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只能通过委婉地抒情，通过创作方法的不断变换，来表达诗人的情感。阮籍的诗歌中有对时政的讽谕，“情”在他的《咏怀诗》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咏怀诗》是阮籍悲苦性情的倾泄，是他痛苦心灵的回声，诗人在诗歌中用寓意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他的孤独、焦虑、苦闷、忧伤的内在思想感情，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出现的形象如奇鸟、鸿鹄、凤凰、天马、神仙等，具有非现实的特征，在这些形象身上，寄托了阮籍的理想，同时又展示了诗人的真实形象。
由于处于曹魏易代之际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司马氏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实行阴暗恐怖的高压政策，文学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展现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只能曲折地表达情感。阮籍的《咏怀诗》不得不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和象征艺术手法来抒情言志，诗人的理想与追求、痛苦与失望在诗篇中得到真实的反映。如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2](P119)
这首诗写了夜深人静时诗人孤独和苦闷的心情。这是《咏怀诗》的第一首，可以说奠定了全部诗歌的基调，既表现自己对时局的忧虑，又反映出时代的苦闷。诗人因为“不寐”而“起坐”、“弹琴”，表现了他在黑暗现实里彷徨不安、寻求解脱的心境。最后两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写出了诗人的内心感受：焦虑和忧愤。这种焦虑和忧愤是来自当时的政治压抑，是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形成的特定心境。全诗的核心意象“孤鸿”和“翔鸟”的描写，更渲染了凄凉的气氛，衬托了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孤鸿”和“翔鸟”的鲜明对比，象征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露出对时政的讽谕，如其六、十一、十二、三十一等，这些诗都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来讽刺时政，强烈地抒发自己的性情。如《咏怀诗》三十一首借梁王魏婴之事来总结曹魏政权失败的原因，即“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2](P127)他还在第十一首中具体地描述了曹魏衰亡的原因，“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2](P123)虽然从这些诗歌的表面看似乎没有谈及时事，但是在诗歌中隐含了借古讽今的意味。
阮籍处在特定的政治时代，他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曲折隐晦的风格。李善说过：“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罗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3]指出了阮籍《咏怀诗》的忧生、讽刺、隐避等特点。阮籍从不同的角度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痛苦、寂寞和愤懑的复杂心情，将时代的悲剧寓于个人的哀怨之中。
阮籍首创咏怀诗这种诗歌类型，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往往用这种诗歌形式来抒发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想。陶渊明的咏怀诗就继承了阮籍咏怀诗的特点。
（二）咏史诗溯源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它是指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古迹等为题材或感触点，对之进行吟咏、思索，借以抒发思想感情、表达见解、历史感悟或借咏史以娱乐、讽谏、教育等的一种诗歌类型。咏史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就史论史，就事言事，为咏史而咏史，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历史；第二类是名为咏史，实为抒怀的诗歌，作者把自己的感受借历史上的人、事来表现，是对社会历史的间接反映。
每一种诗歌类型的形成都是经过前代的酝酿发展起来的，咏史诗也不例外。咏史之体，源于《诗经》，真正标志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的是班固的《咏史》，至左思咏史诗发展成熟起来，他的《咏史》八首在创作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人。
1.?《诗经》、《离骚》中的历史题材
先秦诗歌中的《诗经》、《离骚》开启了运用历史题材的先例。《诗经》中有歌颂祖先功绩的史诗，这是最早出现的咏史成分。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人们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了周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寓含着后人对先人的赞颂之情。《大雅》中还有一首《荡》，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手法，假借周文王斥责殷纣王以讽周厉王的暴虐，这在形式上开启了后代“托古讽今”的先例。屈原的《离骚》涉及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述了尧舜等明君和夏桀、商纣等昏君，表达了对祖国的忧虑和对楚王的希望，开启了“以古譬今”的先路。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作是咏史诗的萌芽，对后代咏史诗有深远的影响。
2.?班固的咏史诗
真正的咏史诗起于东汉的班固，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班固的《咏史》直接以“咏史”为标题，单纯歌咏历史，简单地就事论事，以专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内容创作诗歌，使咏史诗自成体系。从此，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便为这一诗歌类型确定了正式的名称，开了咏史诗的先河。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极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2](P16)
这首《咏史》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免父亲的刑罚请求为奴，汉文帝废止肉刑的事情。诗歌就事论事，直接书写历史，全诗质朴无华，凝炼概括。最后两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是诗人赞颂缇萦而发的感慨，但这种感慨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感叹，诗人的主观情致在诗歌中没有表现出来。
游国恩等人在评价左思的咏史诗时说：“从东汉班固以来的《咏史》诗大抵是‘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一诗咏一事，在史事的客观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4]可见班固的咏史诗只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专人专咏，专事专咏，有较强的具体性，重视所咏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而并未在诗中融入太多诗人的主观感受。钟嵘《诗品》认为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这是咏史诗最初的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特别重视对史事的陈述，而历史人物的形象存在于所叙述的事件中，诗人只是简要地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看法。
班固的这首《咏史》叙述史事占有绝大部分篇幅，是诗歌史上第一首以“咏史”为标题的咏史诗，开创了以诗叙史的传统，自班固的《咏史》后，咏史诗逐渐为后世的诗人所瞩目。
3.?左思的咏史诗
咏史诗发展到西晋的左思，他打破了传统咏史诗“专人专咏，专事专咏”的写法，精心选择史料，巧妙地对历史事实进行摄取、加工，在诗歌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借古寓今。他已不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是强调所咏人物所处的境地。左思的咏史诗既有对才能抱负的充分肯定，又有对门阀制度的猛烈抨击；既有对豪门士族的蔑视，也有不受重用的苦闷。他的诗壮美、豪放，笔力矫健，情调高昂，气势充沛，具有刚健风骨。如《咏史》其二揭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和不合理。
在咏史诗的写法上，左思对前人有所继承，更有所创新。对于左思的《咏史》八首，胡应麟认为：“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5]为了适合抒写怀抱的需要，他在诗中涉及不止一位古人，一件史事，而是随着诗人强烈愤激的情感随意地安排史事，根据自己抒情表达的需要来安排历史材料，以便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情怀。胡国瑞说：“左思的《咏史》诗，在运用史材以抒发怀抱上表现得尤为复杂多姿，气调亦雄健高远，故能超越前人。”[6](P65)指出了左思诗歌借史抒情的特征。如《咏史》其七：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心填沟壑。英雄有屯

[毕业论文]试论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