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广东卷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时代与地点，他愿意出生在公元一世纪的中国新疆、因为当时那里处于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

居里夫人在写给外甥女涵娜的信上：“你写信对我说，你愿意生在一世纪以前....伊雷娜则对我肯定地说过，她宁可生得晚些，生在未来的世纪里。我以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有用的生活。”

上面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感悟，写一篇文章。

【考场作文示例】

生不必逢时

我想起《双城记》中开篇时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繁华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萧条的时代，我们永远在时代的夹缝里徘徊、挣扎、踌躇独行，天上地下人间更仿佛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而我却以为，不论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该怀着宽恕与爱，去面对这个世界、去活着。

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彼时改革初行社会动荡，英国贵族与底层贫民矛盾激化，资产阶级戴着虚伪的面纱招摇过市，那算不上一个好的时代，换句话说，那并非一个适合文艺发展的时代。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狄更斯并没有纵情歌酒，怀着绝望的心情自暴自弃，也没有愤懑偏激、用一支笔写作生命的孤注一掷，相反他给当时的英国开出的一剂良方是宽恕与爱。他书写《双城记》、《雾都孤儿》，他写的不是革命时史，而是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氛围，用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仇仇相报终已无时，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只有宽恕能拯救这个世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适合那个阴暗的时代的，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个社会，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做出了最合适的壮举。

而在现代，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我仿佛又看到了这种力量——那个生活在巴格达的八岁少年卡马尔哈希姆。他行走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有这么一句诗歌形容这个时代的中东，“山坡上的灵车来来往往，日以夜继。”没有少年的玩乐，没有吃得饱的热饭，只有硝烟与战火，明灭不熄，多少人在贫民窟、难民营里祈祷，来生不要生在这里，可是卡马尔并没有，他拿着相机记录伊拉克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温情的画面：有老人坐在书店的门口阅读，太阳从棕榈树后徐徐升起，咖啡馆的门外摆着一杯免费饮料。这算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时代，然而卡马尔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记录那些爱与温暖，鼓励每一个伊拉克人勇敢地、努力地活下去，这是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最合适的救赎。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卒，然而又有多少人终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最终郁郁而终。如那个错生在帝王家的亡国诗人李煜，如那个最忧愤了一生最终病死的贾谊。倘若他们能正视自己的年代，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什么，那么历史会否有所不同？

不论我们生在繁华的时代，抑或萧条的岁月，都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那不是残忍的力量，不是无情的力量，它或许微弱并伴随苦难，却能在深渊中带来光明，在坚韧中捍卫我们的爱 ——这便是生逢其时的全部诠释。

【时文阅读】

文化和爱国

10月16日的《南方周末》上登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一句有趣的话。获奖之前，他在接受《今日法国》（Label France）杂志的访谈时说：“另一面是我热爱法语，法语可能是我惟一真正的国度。”这让笔者想起两年前一段公案。

前年12月，龙应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讲演后回答问题，有中国留学生问她是否视中国为其 “祖国”，龙应台用英语答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这话激起青岛社会科学院杨曾宪先生的严厉反驳：龙应台 “没权力把中国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杨先生写了篇文章，《龙应台，“中国文化”怎能是您的“祖国”？》，一时在网上流传甚广。

如今克莱齐奥讲了类似的话，不管你是否同意龙应台的说法，有一点是明显的：这种认语言或文化为“祖国”的态度，肯定不是龙应台发明的。

如果追根溯源，让这一态度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的，当是一位德国人——20世纪有数几位最伟大作家之一、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干杯吧，托马斯·曼！》。内中说：“托马斯·曼最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地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曼确实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德国文化就在我身上”。

托马斯·曼这一“文化重于国家”的思路，大概基于“文化德国”远大于“政治德国”的现实；成形的契机，则在德国一战失败的乱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还是很讲爱国主义的，坚定地站在德国政府一边。战争失败，王朝倒塌，德国成了共和国。曼担心民主、自由这些西方概念 （来自德国之西的英国和法国）会污染德国文化，以歌德、叔本华、瓦格纳和弗利德里希大帝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传统，将被淹没在民主制的庸人政治中。1918年，在德国正式投降前一个月，托马斯·曼出版了《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书，试图在政治德国之外，划出一个诗歌、哲学和音乐的文化德国，一个他仍然可以寄托心灵的德国。

魏玛共和国早期的良性实践，使曼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从高呼“我要君主制”，转向接受民主。按后来的政治正确标准，《反思》是一本反民主的“反动”书籍，但是，曼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这本书。《反思》清理出来的文化、政治两分法，在二战中成了托马斯·曼对抗纳粹们在德国大搞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武器。

龙应台是留美文学博士，学成后曾在瑞士和德国居住、教书。她知道托马斯·曼的观点，实在很正常。杨先生说：有些人声称“只有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之日，他才能‘爱国’。我认为，这是可耻的言论”。其实，托马斯·曼所秉文化之重，超越了政治分野。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不尊重文化甚至摧毁文化，他就坚决反对。

龙应台说，“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 ‘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

龙应台讲到中国文化时，她说的是不要在婴儿奶粉里掺假放毒、“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样的道德警诫。此般文化－道德要求，能用“爱国”或民主来驳斥吗？

龙应台和克莱齐奥的出国家入文化，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大批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学者进入西方学界。政治上，他们不认同母国的专制压迫，同时对西方政府也多有批评。但在文化上，保留母国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放开襟抱接纳西方文化。很自然的，对他们而言，文化就比政治更有分量。

这批学者里，国人比较熟悉的代表人物，当数爱德华·萨伊德。他于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单看标题，似乎是批判西方文化如何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其实萨伊德在书中猛烈抨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痛斥伊拉克的萨达姆那流领导人，他们在“爱国”的旗号下肆意践踏法制和人权。母国的政治令人失望，萨伊德只能倡导文化“移民”。他说：虽然帝国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过种种灾难，但是，时至今日，不管是曾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共同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文化还是抵抗文化，今日已汇合为我们的共同文化。

萨伊德绝不会号召读者简单地认同西方的政治，但他建议非西方读者接受帝国的文化遗产。

该书结尾，或许是夫子自道，萨伊德引用了另一个德国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文学评论经典《模仿论》（Mimesis）的作者埃里希·奥尔巴赫逃到伊斯坦布尔避难。对一生浸润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这位批评家来说，伊斯坦布尔是宗教上、文化上令人难以忍受的“他者”。但是，正是这种难以忍受，迫使他在心中重建自己的文化氛围。奥尔巴赫在后记中说，如果仍在欧洲的话，他大概写不成这样一本书。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评委会常任秘书霍拉斯·恩达尔公开批评美国人太隔绝，太保守，不参与文学国际对话，对其他文化的无知限制了他们。换句话说，恩达尔希望美国人的视野能够超越美国政治疆界。评委会也很赶潮流的，他们大概比较喜欢克莱齐奥那种今天到非洲、明天谈玛雅文化的作家。

《南方周末》所引克莱齐奥之语的上一句说：他在法国经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大概因为他的出生于毛里求斯的背景。而且，虽然克莱齐奥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却是英国人。托马斯·曼也有外国血统，母亲是巴西人。萨伊德是阿拉伯人，却是基督徒，自幼就读于英国学校。相比之下，我们比较单纯但也确实比较隔绝比较保守，不善于与其他文化对话。龙应台的那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在西方已经因为讲的人太多而听着有点俗了；对国内某些学者，却仍然是这辈子从未听说过的奇谈怪论，一惊一乍急着批判。

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的思想距离，是否远了点？

（摘自2008年11月12号《南方周末》）

高考作文50分突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