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作品《别廷芳传奇》的评论

发布时间：2023-03-10 05:16:48


“感兴诗学”视域下的《对话别廷芳》
当代小说有一种叙事方法，即面对同样一个故事，参与故事的人物从各自的视角、态度分别叙述一遍，故事的内涵和意义因此变得复杂。（阎晶明：《战争题材的“当代制造”》，见《人民日报》2016年6月10日）《三八线》是这样，《对话别廷芳》亦如此，在原有创作基础上传承和突破，并满足当代读者新的审美要求，是历史、战争题材领域需要应对的挑战。
激流勇进的历史进程，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恢弘历史的篇章，每个人都是书写者；浩荡历史的长卷，每个人都是阐释者。历史不单单是少数人的丰功伟绩，更是无数普通人存在价值之体现，它的每一个脉络、每一片树叶，都有它组成之意义。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历史奔腾的长河，生生不息。
面对历史题材的当代小说创作，特别是具有浓厚地域任务的小说创作，借用当代批评家阎晶明的话，一言以蔽之：“一些城市题材剧，对话用语和腔调基本相同。一些乡村剧，故事情节和结局大体相似。一些历史题材剧，主题走向和表达基本相近。它们非互相复制，更非抄袭。这是一种省力的写法，对观众共同口味的猜测。创作者其实都想独创，却不由自主地趋同。它们的意义，是留下这个时代的集体印迹和艺术与思想的平均值。”
面对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困境，毕业于郑州大学，有着数十年丰富创作经验，对中西各种批评理念都比较熟稔，在南阳作家群中显得特立突出，并且有着自己独特追求的的著名作家行者来说，确实经历了创作的艰难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话别廷芳》的成书过程。从《乱世枭雄——别廷芳传奇》（合著）到《对话别廷芳》（独著），艺术追求和批评理论融合，表现行者在当代历史小说领域新探索、新追求的自觉意识。


大多地方史志，讲究准确和严谨，常常失去文化文学濡染的渗透审美意蕴，让受众觉得面目可憎，视之如瘪三，渐渐遭受读者的嫌弃乃至遗弃；史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人物互现法”、“纪传体类”可圈可点，表现一代大家司马迁宏阔的历史视域和高远的识见和胆略。不同于地方人物志，借鉴、继承、区别于史传文学开山鼻祖司马迁的传记体，《对话别廷芳》在中西文化、全球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相互区别、影响和融合的大背景下，挖掘其深层意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行者对南阳盆地民国历史的挖掘，借助别廷芳这一影响宛西乃至中原的关捩人物，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深入反思，对现实政治的借鉴、投射，其良苦用心不可谓不让人慨叹唏嘘，身入其境，再现历史场景，描摹体悟人物内心之初衷，十恶不赦的恶魔也好、备受争议的枭雄也罢，笔底风云，倾泻如江，气势贯虹；透过别廷芳这个民国的风云人物，过往的历史沧桑如历历在目，无一不透漏着诡谲与波澜。
一、“感兴诗学”视域下的审视和对话
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一川先生，在探索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很有深意的探索。他在中西文论的研究比较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类学者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1897—1958）提出以都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传统和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即小传统以及英国学者波兰尼（MichaelPolanyi,1891--1976）发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二元结构。王一川先生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他称谓的若隐若现传统。这种传统和中国的“感兴”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有的“感兴诗学”。（王一川:《中国现代文论中的若隐传统——以感兴为个案》见于《文艺争鸣》2010年3月号第97到113页）
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对应着虚构和非虚构的坐标，官方和民间一正一反相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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