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从最早的简单假设--新闻报道影响人们对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感知开始，逐步延伸到整个公共舆论的范围进行研究。作为一个具有深层含义的理论，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事件议程的范围而扩展到很多新的问题。

    从最早的麦库姆斯和肖的查普希尔类型的研究--媒介议程和公共议程的比较开始，总的来说，实证研究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类型1，媒介对主要事件的新闻报道和集合的公共议程之间的比较研究。除了最早的查普希尔研究，芬克豪泽（Funkhouser,1973） 以及帕姆格林（Palmgreen）和克拉克（Clarke,1997）的研究也属于这一类型。

    类型2，同样是对媒介议程的研究，但是公共议程的分析单元从全体社会成员转换到个体成员，也就是说，事件议程的排列顺序是由个体决定的。麦克雷奥德（Mcleod）、班克尔（Becker）和比恩斯（Byrnes）的研究就属于此类型。

    类型3，对于同一事件，一段时间内媒介报道和舆论倾向的关系研究。代表人物是温特（Winter）和伊欧（Eyal）的研究。 

    类型4，对于同一事件，媒体报道和个体议程中该事件相应的相应的显著性之间的匹配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引入了实验法作为现场调查研究的补充。艾英格（Iyengar）和金德（Kinder,1987）的研究就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议程设置的影响。 





   实证研究：

   美国学者芬克豪泽对新闻报道与公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感知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就验证了议程设置理论的部分假设。他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公众舆论和媒介内容之间，以及媒介内容和实际生活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十年，重大事件层出不穷。为了判定受众心目中这十年里的最重要的一些事件，芬克豪斯采用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向公众提出了“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同时他还统计了十年中三家主流周刊（《时代》、《美国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每一年出现的各种事件的次数，以此作为媒介内容方面的依据，然后根据美国官方出版的《美国统计摘要》以及其它信息来源，得出一个事件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公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认识与媒介对该事件的报道频率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是新闻媒介在报道中并未告知受众事件的全貌。他总结说，许多人，包括许多决策者，都认为新闻媒介是值得信赖的信息渠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大选期间的查普希尔研究验证了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密切联系，但没有指出两者的因果关系。1972年总统选举期间的夏洛特研究（1997） ，专门研究议程设置的因果关系。此次研究采用了比查普希尔研究样本量还要大且固定样本的连续访问方法，即在大选的不同阶段，研究者对同一样本进行多次访问，因此研究者对前因后果可以做出比较和判断。但是研究结果并不是一目了然，该研究的成果只能说为议程设置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些依据，那就是媒介（至少是报纸）在影响公共议程方面确实有效，而不是相反，即公众议程影响了受众议程。

   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验。艾英格及其两位同事专门做了几项试验（Lyenger,Peter,Kinder,1982),以此来分析媒介议程和公共议程的关系。他们把电视网的新闻节目制成录像带，移花接木的对其内容做一些调整，删除节目中的某些报道，换成其他一些报道。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控制新闻报道的内容，如强化某些事件而弱化其它一些事件。受试者在不同的实验环境中收看这些经过改动的新闻节目，然后要求他们对新闻的重要程度排序，包括了经过处理的新闻事件。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调整所强调的内容确实提高了受试者对该事件的重要程度，从而验证了媒介影响公众议程的因果关系。

   此后艾英格和金德的研究发现收看电视新闻可以显著影响观众对于什么是国内重大问题的感知。电视新闻还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总统选举。通过为竞选活动设置议程，媒介可以为选民设定评估总统候选人的评价标准，称为铺垫作用。

  朱克认为 ，议程设置是否能产生效果，议题的强制性接触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某一特定的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少，他们在获取该方面信息上对媒介的依赖就大。有些议题，如失业，公众能够直接亲身体验，这样的议题就是强制性的。而有些议题，如污染，公众不能直接体验，这可称为非强制性接触议题。他做过一个研究，用于比较为期八年的时间里，媒介和公众对三个强制性议题和三个非强制性议题的关注。研究发现，就三个非强制性议题而言，新闻媒介的集中报道要先于该议题在民意测验中重要程度的提升，而对于三个强制性的问题，新闻媒介的集中报道没有出现在公众重视这类问题之前，相反，媒介的报道和公众对被报道议题的重视似乎是齐头并进的。结果说明，对非强制性议题的报道可能会引发议程设置的效果，而对强制性议题的报道可能不会产生效果。他认为，不管人们是否接触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都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因为议程设置的效果绝大多数产生在非强制性议题上，人们感知这类议题效果的途径就是接触媒介和与接触媒介的其他人交流。因此，议程设置和两级传播可能会交织在一起，产生效果。

  雅各德（Yageda）和多奇尔（Dozer,1990）对具体议题和抽象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把抽象度界定为一个议题难以理解或感受的程度，并假定具体议题比具体议题更容易产生议程设置效果。他们就四个议题进行了测试，其中两个抽象的---联邦财政赤字、核军备竞赛，两个具体的---滥用毒品、能源危机。受试者分析验证了前两个议题比后两个议题更抽象。他们挑选了一个抽象议题--核军备竞赛和一个具体议题---能源危机，对若干周的《时代》杂志进行了内容分析，以判定媒介对两个议题的重视程度，同时他们还用盖洛普民意测验来检查公众对这两个议题的重视程度。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具体议题--能源而言，媒介和公众议题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关系，但在抽象议题--核军备竞赛上，则不相关。实验说明，对于抽象问题，媒介可能不具备为公众设置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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