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曾长期危害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至今仍阴魂不散。军国主义在日本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本文试图主要从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传统文化中去探寻军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与可能性。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日本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其突出的成就。但勿庸讳言，其中也存在着许多催化军国主义的糟粕。其价值、信仰、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中包含有孕育军国主义的文化基因。

一、神道信仰中表现的日本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

神道是日本社会最持久、最普遍的特有信仰，它所追求的国家观与世界观经过长期的宣扬浸润，已经内化融进日本民族的思想与价值理念之中。根据经过历代政要和国粹主义者对神道教义的阐释，统治众神世界高天原的最高神为天照大神，它是“万世一糸”的天皇的祖先，日本民族的祖先则是臣属於天照大神的天界诸神。因此，神与人有着血缘上的延续性，神人一体，人死後皆可转为神，并叁与活人的活动；日本民族是神的後裔，是所谓“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是活人神，皇统便是神统；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天皇根据“神敕”对人间进行世袭统治；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凝聚而成。12世纪的源赖朝就称日本为“神国”，13世纪出现的伊势神道的经典《倭姬命世记》说：“大日本国者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得国家之安全”，14世纪南北朝时代的北皇亲房在其所着《神皇正统记》中说：“大日本神国也。天祖始开基，日神长传统，唯我国如此，异朝其无类。”以後的许多学者政要则进一步强化与发展这一思想，使“神国”、“皇国”观念深入人心。

神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神授予，人生在世便具有神赋予的使命，即为创立一种等级化的秩序而奋斗。秩序即意味着对权威的畏服，而天皇则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的许多和歌里，天皇便被赞颂为神，具有支配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能力。《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更是在皇室贵族的主导下宣扬天皇的神威，根据神道教义，忠君便是敬神，遵循天皇的旨意而献身便是履行神赋的使命。江户时代出现的垂加神道、吉川神道、复古神道等派别，无不大力鼓吹以天皇为“世界之大君”，世界各国之君皆为“天皇之臣仆”，“万国皆为日本之郡县”，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

神道教的发展与日本国家的发展进程直接相关。日本国是由氏族、部落发展形成的，因而宗教活动也是以家族和村社为单位进行的。随着国家的建立，由神氏族、神部落的观念扩大到神国观念，又由於对自然、祖先和英雄的崇拜而培养起报恩、尽忠、尽孝的道德意识，进而引导到对神国天皇尽忠的观念。可见神道教在日本起到了明显的政治整合作用，它通过对祖先神的崇拜来表达与强化日本民族同宗同祖的一体性，表达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强烈的集体意识，表现出只要有利於本国本族则不计一切的潜在民族利已主义心理。这种心理是日本民族异於他族的一大特色，也是非常容易集体导向某一外部目标的心理基础。

根据许多神道学者的观点，既然日本为神国，是“日所出之国”，“是天地间最初生成之国”，“为世界之根本”，既然万世一系的天皇是天界最高神的後裔和其在人间的代表，那麽神的子孙、优秀的日本民族统治其他劣等民族，从而使世界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则是自然而合理的。神道教的“神国”、“神皇一体”等观念被近代以後的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国家神道更把“八　一宇”、“圣战”等内容作为教义。在三、四十年代的对外侵略战争中，“神道教一度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们长期保持了“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观念”，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的等级制度”。（2）这种对国际关系的等级制度的信念无疑来自神道信仰。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的“三国同盟”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说：“宣扬大义於八，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本使节在递交给美国国务卿的声明中说：“万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3）本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贞夫在其所着的小册子《向全日本民族呼吁》中说，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於四海”。（4）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攻占新加坡，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陆战的胜利，日军大本营报道部公开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沭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5）战後，针对於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6）。凡此种种皆可以看出，日本长久以来普遍信仰的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过程中的恶劣影响。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中心主义或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随着世界日益一体化，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意识会逐渐减弱、消退。而神道信仰铸造的日本民族的强烈优越感却在进入现代世界後不仅未能消退，反而更趋强化以至达到了疯狂的非理性程度。这种持久而狂热的信念是极为独特而颇值得深思的。

二、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因

日本民族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日本的文化传统强调对矛盾的自我同一，比如生与死、善与恶、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等相互对立、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自我同一的关系。哲学家西田儿多郎说：“否定即是肯定，世界必须是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的世界，无论在怎麽地方都必须是一个相互限定、正反对应的世界”（7），因此，死亡、罪恶、丑陋等都是同绝对的概念相反的相对的概念，也即是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必须完全遵循的规范与行为界限，一切都是相对的，都要依据一时一地一事的需要来确定。在这种相对主义的理念支配下，国民极易产生敢於自我毁灭以体验神秘的、永恒的人生追求，催生着扩张、施暴、残忍的人生态度。

由於日本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後性，当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传至日本列岛时，日本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与价值体糸，也就未能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形成文化筛选机制，很自然地功利主义便成为文化引进与选择的标准，因而有用与否便成为日本对外来事物接受与否的衡量尺度。这种功利主义态度一直延续下来并影响着日本人的人生态度。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一致性的系统经典和戒律也培养了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处世哲学。这种态度使日本人处理世事的原则不是依据精深宏大的理论思辨，而是从简便易行有效的原则出发，表现出浓厚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日本人善於适应环境，灵活变化。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8）但这也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表现为肤浅的表层化与庸俗化现象，而且使之无法发育出自己的深厚成熟的人道关怀，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传统。即便是宗教祭祀，在日本人那里也只是为祈福禳灾而不是把心灵献给神的忏悔。这样，日本人在对现实功利的追求中便表现出多维相对主义的矛盾表象。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转眼便可以成为高唱佛法祈祷和平的善士；昨天还满脸杀气苦练刀剑欲与美军搏杀的“皇民”，马上又变成手拿鲜花微笑着真诚地欢迎登陆美军的“和平民众”。同一个人同时可以是多种宗教信仰者；“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怖，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9）这种相互矛盾的表象，都是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的显现。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与表现，都要依据具体环境对日本人功利目标的达成的限制而确定，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功利目标，个人或日本国家都会因时因事因地而表现出从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态度与行为，而这种矛盾在日本的思维模式中是自然合理的，个人或国家如此举措不会受社会成员在道义上的责备。

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使日本人不会恪守任何绝对的原则，往往能面对现实进行判断抉择，表现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则呈现为随机应变的实用性特点。由於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对外部事物的独到而细微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感受性，日本人对环境有着异常敏感以至於近乎神经质的性格。这种性格与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相结合，使得日本人在对外关系中很少从双边、多边的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更多地根据自身的需求，以“为我所用”、“对我有利”为原则。这种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使日本人在道德观上不存在绝对正义观念，只要利於一时一事达到功利目标便是“正义”，所以其正义感本身也极富功利色彩。因而日本是“一个可以为实现利益而调节正义的极便利的国家”。（10）日本人实际生活中堂而皇之地有所谓“必要恶”的观念，认为善行未必都是需要的，而有些恶举往往不可缺少。因此，需要便是善，有用便是善，在此前提下任何恶行皆可被接受、默许。

日本人不是只用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所有价值观与信仰，而是用多种价值标准来衡量。他们认为，异质甚至水火不容的多种价值与信仰在应付和解决实际问题中都是有效的，尽管效用的范围与程度不同。他们并不在意各种信仰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差异，而是注意其功用。“有利、有用即有价值”的实用主义态度深深渗入日本国民的人生精神之中。在历史上，神道、佛教、儒学并存，近现代则各种价值伦理共存，皆是这一态度导致的。即使是最强烈地排斥外来文明、倡导日本民族优越感的本居宣长也表示：“非以儒治则难治者，应以儒治之；非佛则不能处者，应以佛治之，是皆其时之神道也。”（11）这些表现，使外人很难真正了解日本的信仰与价值观，因而难以预测与把握日本社会的发展趋向，并易使外部世界受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与欺骗。实际上，如果认清了多维相对主义的核心在於功利性便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与国家谋取利益。正如江户初期的阳明学者中江藤树所说“权（指依据情势所采取的应对之策）外无道（指根本原则），道外无权”。（12）许多日本人的思维是缺乏严格的道义原则的。在处理与外部的关系时，“行仁义”在日本人那里成为贬义，它意味着“盗人”之间的哥们义气，是“盗人之名誉”。因此日本的对外活动是功利性的，早在18世纪末，本多利明就赤裸裸地说：“对外贸易无异是一方榨取另一方财富的战争。”日本人不相信别人也从不要求自己有发自内心的宽宏大度，不可能主动赐恩於人，若偶有赠则是为了更大的回报。若他人与己有恩，自己却不会付出还报，因为依据其一般的原则，自己“领情”便是还报，再“以鲷（大鱼）还杂鱼之礼”是埋没情意。日本人的传统诚信观念，不是如同中国人坦率诚实、开诚布公，而是意味着恪守自己的目标追求、献身於自己所属的集团与国家的热忱。对於敞开心扉自我暴露的人，日本人是非常蔑视的。因此对大小事宜都要计划周密而不事先宣扬。由此可见，日本的诚信观念与工於心计的的钻营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日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大同思想之类的人道关怀，也没有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观念。当幕府末期日本卷入世界性的国际社会之中後，日本统治阶级自感或者成为奴役别国的强者，或者成为被奴役的弱者，除此没有其他选择。而在其传统意识中，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便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方面对强於自己的欧美列强献媚、迁就并努力赶超，另一方面对亚洲邻国则傲慢、蔑视，肆意欺凌，必欲亡之而後快。明治维新後，日本对朝鲜进行侵略活动，国内几乎无人反对，连民权运动人士亦热衷於在朝鲜制造动乱。甲午之战获胜後，日本举国欢庆。日俄战争则因俄方实力较强使日方遭受较大损失，因而国内反战者较多。30年代挑起侵华战争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40年代初准备对英美开战时，鉴於对手实力强劲，国内持反对意见者较多。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多数日本人把在国内受到的种种限制与压力转向外部，支持政府的扩张目标，在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不平等的经商贸易、殖民式的移民垦荒中寻求出路。即使在战後，日本官方人士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多数的看法还是认为对美开战是以弱击强最後导致太平洋战争失利，因此属於决策失误。很少真诚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有时迫於国际压力而作一些忏悔的姿态以敷衍了事）。日本念念不忘其遭受盟军空袭及原子弹轰炸的损害，而不愿或很少提及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凡此种种，表明日本人判断对外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仍然是功利性的，缺乏道义原则。这些无不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的影响有关。

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使日本人很少有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道义感，对於善恶常常不加分辨。这在日本的宗教信仰中也可得到印证。根据神首的神话传说，天照大神的兄弟风暴之神为非作歹、作恶多端，迫使天照大神隐匿起来。最後在对质中，风暴之神证明自己与天照大神一样纯洁善良，罪行出自於自己的失误与无知。众神将他放逐，他在放逐地勇武善战，并以许多善行获得了人们的好感，成为日本神话中最受人喜爱的神之一。在日本神话中，除天照大神、琼琼杵尊等极个别祖神外，其馀诸神都不是绝对地善或绝对地恶的。在日本神社中祭祀的有历史上公认的罪大恶极的或为民众普遍憎恶的人物，如足利神社便祀奉稀世逆臣足利尊氏。本居宣长说：“神道之安人心就在於人死亡後不论善人恶人统统进入冥府”，世上万事皆由神定。他反对因果报应观念，强调恶人未必受罚善人未必享福，人无法认识与把握神意。日本佛教日莲宗与净士真宗（一向宗）关於善恶皆可成佛的教义也对铸造日本人的非理性的功利取向与尚恶趋向产生了影响。日莲宗的创立者日莲认为“南无妙法莲花经”是“善恶不仁”、“邪正不二”的经题，只要唱诵这经题便无论善人恶人皆可成佛。另一个具有众多信徒的佛教派别净土真宗认为，念诵弥陀名号，死後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善人能往生，恶人更能往生并可成佛，借佛力返回世间普渡众生。净土真宗的创立者亲鸾定下的教义称为“恶人正机”说，提出只要诚心念佛，罪深恶人皆可成佛，而且恶人恰恰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也可往生净土成佛，信徒可以不遵戒律。这一派别在日本社会影响很大，民众中信奉者众多。可见，宗教的惩恶扬善功能在日本也成为人们在不择手段谋取功利的同时又使心理保持平衡的工具。日本传统文化否认德行便是同恶的斗争，认为日本民族道德高尚而毋需恪守其他民族制定的道德规范。本居宣长声称，中国圣贤制定道德戒律，恰恰说明了中国人本性低劣而不得不以此手段来加以约束。近几百年来，许多日本学者与政要都论证日本人的本性善良可信，因而不需要刻意与邪恶斗争。正如西方学者桑索姆所说：“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13）日本学者松本一男也说：“日本人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看法，即认为无论是怎麽人死後都会成佛，所以他们极不喜欢议论死者的是非曲直，他们认为这是‘鞭打死者’。”“不管是怎麽战犯和罪犯，既然死了就没有罪了”。这是日本人普遍具有的感情。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都为了国家而被处刑而死的，所以祀於靖国神社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这恐怕是日本人无法掩饰的心情。”（14）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善恶集於一人的现象。如明治维新的志士作了高官後依然娶青楼女子为妻。自由民权的斗士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等人的个人风纪、道义与私生活均极不检点，但并未因此而受到社会的特别指责。这样，当日本全民族作为一个集团处理对外关系时，道义原则根本不可能成为其制定与执行政策的任何制约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洞悉日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大量施暴以及日本民众在战时狂热支持政府侵略政策的思想根源。

三、作为日本国民行为模式的武士道精神与町人根性及其扩张传统对形成近代军国主义有直接作用，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11世纪前後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崛起於日本社会，成为以後近千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江户时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学的名份观念，倡导与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尽忠孝，常住死“的伦理观，形成为武士道。武士道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层，同时具有了独特明确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又讲求忠孝信义，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刀剑与纸笔之间达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风并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为试刀、练剑而经常无故砍杀路人。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层享有许多特权，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成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国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刚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诚，其次是勇敢，这是尚武传统与禅宗结合的产物。“武士道就意味着死”（15）武士的自尊意识极为强烈，视名誉重於生命，为了荣誉可以不顾一切，以至於切腹自杀。17世纪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对於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後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16）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传统武家文化（尚武精神）与儒学的忠孝名分观念，禅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武家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长期陶治的结果。禅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顿悟观认为，人通过自我修炼可以大彻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界，完全断绝了生死羁绊，无视生死差别，视死亡如梦幻才能“见佛成性”。这与武士临战时“忘我”、“忘亲”、“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这样，禅宗便被广泛运用於军政领域，对武士、政客进行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武士通过这样的训练，其人生理想便会追求如樱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於疆场，以报效主君。他们理想的生活是所谓“血泪生活”即勇敢与忠诚。这种生活追求如同樱花一般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後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武士的精神境界为日本国民广为向往、憧憬，成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这种人生追求在缺乏道义规范的情况下，极易形成施暴冲动与铤而走险的赌徒心理。这在历史上日本进行的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显现。明治维新後，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却融入日本国民的灵魂。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行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质朴精神，这都来自於武士道。之後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更广为人知。即使在战後的经贸活动中，人们也不难见到这种精神的新型表现。有人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17）因此清除其负面影响也就极为艰难。

武士文化的思维模式多变而复杂，崇尚刚猛，有恃强与冒险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强者，蔑视弱者，敬畏主君，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其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倾向於极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体现了典型的“耻辱文化”，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无视客观事实，相信“精神长住，灵魂不灭”；为追求名誉可以不择手段。其价值伦理认为，人的双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两个同属善的范畴构成，前者用於处理与上级、集团内部、敬畏的强者之间的关系，後者用於对手。这种理念造就下的人，在集团内、在和平时代，是忠顺慈孝的良民，在战时尤其在国外，就会成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国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斗、不怕死、不认输的特徵与这种武士文化息息相关。

传统日本国民行为模式的另一显着表现是町人根性。町人为江户时代对城市商人、手工业者的统称，它起源於镰仓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後，工商业者的身份被固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与武士道一样，町人道德亦要求“忠”、“孝”。表现为安分守己，遵守社会等级秩序，追逐利润，提倡俭约生活，对环境的观察与适应能力极强，机敏善变。为了在有限条件下发展，町人道德还强调群体团结一致，形成团体力量。町人根性使人能够敏感地感受环境的变化，窥伺方向，把握时机，精於算计，而唯利是图、小气吝啬、偏狭固执是其负面特征。在对外交往中，町人根性使日本人的对外交往活动都带有强烈功利色彩，追逐利益无孔不入，甚至无道义可言。町人根性与日本人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相结合，使日本在国际上形象不佳，其为富不仁的印象已深深印入各国人士的心中。在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中日本显得无比凶残与贪婪，这即由武士道精神与町人根性使之然。当国际上出现重大变故使日本有利可图时，町人根性便会促使日本对外冒险以攫取利益。

日本自古便形成扩张传统，早在其神话传说中的神功皇後时代，日本便按照“神意”远征朝鲜以掠夺土地与财宝。在尚未形成统一国家之时，日本便侵占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并积极插手朝鲜内部事务，力图控制与支配朝鲜。南北朝及室町幕府时期的日本武士、浪人的大陆冒险与劫掠活动，更是造成朝鲜与中国沿海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安土桃山时代的丰臣秀吉更是以大规模的远征行动进行了他征服世界的偿试。之後的江户幕府仍积极对外侵略，力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思想意识上，从12世纪开始，神道学者、儒学家、洋学家中的多数人，都有强烈的日本民族优越感，宣扬神国观念，主张对外拓殖领土以“雄飞海外”、使“宇内混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等级化国际秩序，这在北皇亲房、山鹿素行、山崎　斋、本居宜长、平田笃胤、林子平、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言行着述中都可得到印证。只是由於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思想与偿试均无法得逞。明治维新後，随着日本实力的上升，历史文化中的军国主义基因恶性生长，终於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狂热的程度，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从本文的分析可看出，军国主义在日本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这些因素在二战以後虽然受到了某些清肃，但由於种种原因这种恶性的文化基因仍大量存在并且有的还发展。随着日本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其民族优越感又在逐渐抬头。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也在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盛行不衰，造成军国主义产生的各种文化基因呈复活或强化趋势，形成了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对此人们应保持高度警惕。作为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最深的中国人民，了解军国主义与日本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在今天就显得尤为必要。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