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的辩证与发展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

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 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1916年秋开始，列宁就着手系统的研究国家问题，《国家与革命》就应运而生了。

列宁依据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从国家的产生、特征及其作用等方面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和消亡等重要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

列宁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至1851年革命前后，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物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机会主义对这一光辉思想的歪曲。

列宁论述了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批判了机会主义分子对公社经验的歪曲，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国家代替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

列宁依据恩格斯在几篇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的补充说明，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列宁论述了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的关系。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三个时期的国家的存在，正在消亡和最后消亡的必然性。

列宁主要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国家“自行消亡”是恩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这一原理同样遭到机会主义者最粗暴的歪曲。列宁完整的引述了恩格斯的著名论述并做了详细的分析。列宁指出，恩格斯说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亡的。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正压的特殊力量，要使它转变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绝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列宁着重阐述了国家自行消亡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关系，强调指出，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作用的论述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在列宁写作这本著作以后的这90余年里，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是列宁没有估计到的也是列宁不可估计到的，我们要客观的、历史的看待这一论断，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调整就否认20世纪初资本主义曾经出现过的垂死状态。所以，列宁的这一论断在当时是正确的，在现在同样具有伟大的意义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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