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特点

　　摘要：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宗教与改革层面的冲突与融合；“挑战一应战”的相互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性。但文明交往的力量向度与影响取向是双层次的：一方面，作为一场博弈游戏，西方文明变为一种强势文明，而奥斯曼一伊斯兰文明逐渐走向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从西方文明得到不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馈赠，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在规模、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加强与西方交往、并极力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埋下伏笔。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西方；交往

　　中图分类号：K3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5-0160-06

　　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但文明交往的力量向度与影响取向是双层次的：一方面，作为一场博弈游戏，西方文明变为一种强势文明，而奥斯曼一伊斯兰文明逐渐走向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从西方文明得到不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馈赠，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当然，两种行为体交往的复杂化阶段也是东西方文明进入殖民与反殖民的阶段，奥斯曼一伊斯兰文明正是在这种文明交往中走向衰亡。本文主要探究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几个特点。

　　一、宗教与改革层面的冲突与融合

　　“文明的冲突与整合，是一对长期互相伴随的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冲突与融合充满了奥斯曼帝国后期与西方交往的全过程，在宗教与改革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奥斯曼一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一基督教文化之间冲突的历史性。

　　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伊斯兰阵营与西方国家所属的基督教阵营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早在阿拉伯大帝国时期，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对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等地区的征服，以基督徒为标识的十字军向阿拉伯一伊斯兰区域的东征，奥斯曼帝国早期对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征服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对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投上了阴影。到奥斯曼帝国后期，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主旋律，但宗教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英、法、俄联合舰队于1827年10月在那瓦利诺湾(Navarino Bay)击败奥斯曼海军后，素丹想到了对境内基督教徒的报复。外交部长波尔图?埃芬提(PeRew Efendi)呈送了指控天主教教皇和天主教教会造成奥斯曼帝国困境的备忘，并宣称所有奥斯曼天主教徒至少都有叛国的嫌疑，于是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发起了对天主教徒的压制活动，直到1829年亚德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签订之后中东才又恢复了平静。”两种宗教间的矛盾演化为冲突，甚至引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宗教圣地巴勒斯坦的主权属于奥斯曼帝国，但以法国为首的天主教集团和以俄国为首的东正教集团都想争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因此引发了一场以争夺巴勒斯坦控制地位的冲突，并最终演化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奥斯曼帝国无力保护圣城，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欧洲国家，与沙皇俄国进行对抗。奥斯曼帝国方面，自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开始，素丹们开始注意团结伊斯兰世界的力量，以对抗西方的入侵，尤其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 al―Hamid II)统治时期，他甚至恢复了早期伊斯兰的哈里发称号，广泛发动全世界穆斯林以应对西方的挑战。

　　第二，两种文化的交融性。

　　两种文化的交融性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宗教运动。奥斯曼帝国后期以阿富汗尼(Afghani)等为代表所掀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在西方挑战下的必然反应，伊斯兰教强烈的人世性要求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不同时代的穆斯林“应该在经训总原则的指导下，重开创制之门，研究新的现象，解决新的问题，使穆斯林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文化建设不断发展。为此，应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穆斯林的文化水平，增强穆斯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便与咄咄逼人的西方相抗衡。”_3’

　　两种文化的交融性在微观方面则表现为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逐步接纳生活在帝国境内的西方基督教徒的生活习惯和信仰，从而使双方能够较为和平地相处。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和他在埃及的继任者声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两种文化的交融。为了缓和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人民的矛盾，拿破仑在入驻埃及以后，“宣称他‘皈依’伊斯兰教，敬畏安拉，并缠上头巾，穿上长袍，到清真寺做礼拜。”在拿破仑回国后接替他的梅努(Menu)“仿效拿破仑，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易名阿卜杜勒?梅努(Abdel Menu)，并娶一埃及女子为妻。”

　　第三，奥斯曼帝国启动改革也是与西方国家冲突与交融的结果。

　　作为帝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改革运动始终受到保守派的牵制和反对。素丹谢里姆三世(Selim III)早在太子时期就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私交甚深，他的朋友也大都是一些像他一样对西方感兴趣的人，这使他很早就对西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开始思索效法西方的改革。他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发起者。在看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迅速发展情况时，他受到很大的触动，决心进行改革。但是雄心勃勃的他却因此受到了国内保守宗教势力及旧式军队耶尼舍利的强烈反对并最终被迫退位，一些改革人士甚至被屠杀。继他之后的素丹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和马哈茂德二世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穆斯塔法四世在即位后一年时间里也由于其改革倾向被反对势力所罢黜。素丹马哈茂德二世比起他的前两任改革者而言更加强硬而有主见。另外，迫于改革派的压力，他的改革也更加深入有力。因此在以反动穆夫提和耶尼舍利为联合力量针对他的颠覆活动蠢蠢欲动时，就先被他察觉并粉碎了。马哈茂德二世因此得以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包括废除了旧式军队耶尼舍利，剥夺了乌里玛的财政及参与管理的权力等。

　　正是由于这几次改革的影响，后面规模更大、更重要的改革才有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坦齐马特改革(the Tanzimat)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实施。但即使是坦齐马特改革也被深深地打下了效法西方的改革派与帝国保守派之间冲突的烙印。由于存在着保守派，由于改革派的力量有限，“这就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反对效法西方改革的力量有随时停止或破坏改革的可能，即使这种破坏是暂时的。尽管与英国和法国有着密切关系的改革派官员在1878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有优势，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掌握过绝对的权力。”坦齐马特改革本身就是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毋庸置疑的是，在将马哈茂德二世 改革向前推进的基础上，坦齐马特改革的许多条款都是西方国家压力的结果，当然这也是缓和与西方国家矛盾的一种外交策略。

　　第四，西方化是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军事方面，奥斯曼帝国主要聘请了法国和德国的军官对帝国军队进行训练，建立了西式军事院校；文官制度方面，仿照西方国家设立了政府各部门，建立了现代的文官系统，并用支付薪金的方式解决官员待遇问题；教育方面，将世俗教育和西式教育引进帝国；等等。总之，经过19世纪的改革，奥斯曼帝国文化在很多方面与西方文化得到了整合。“因此，在整个19世纪，奥斯曼素丹们兴建了大量西式风格的宫殿，雇用了大量欧洲建筑师和艺术家来修建和装饰它们，用从欧洲进口的家具和艺术品布置它们。新的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和医院以及帝国各部委新建的办公建筑等也都是按照西式风格建造的。西式的着装风格和礼仪也渐渐被引进，这些起先是在素丹和他的官员们中间得以使用，后来慢慢地被社会其他部分所借鉴。到了19世纪末，西方社会的规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奥斯曼社会以致于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19世纪奥斯曼官员的女儿有着‘法国女子为她教授法语，匈牙利女子为她教授舞蹈，犹太女子为她教授钢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用来自英国的绉纱为她设计裙子，来自帝国外国侨民聚居区的外国发型师为她整理头发’。”19世纪，效法西方的改革为奥斯曼社会增注了活力，然而单凭几次改革无法改变奥斯曼帝国的积弊及国内外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奥斯曼社会的改变有待于更大、更剧烈的变革来实现。

　　二、“挑战一应战”的相互关系

　　第一，“东方问题”是19世纪欧洲与奥斯曼帝国较量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欧洲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上升中的欧洲工业文明对帝国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当时的列强英国、法国及后起的德国都已经基本解决了国内矛盾，集中精力进行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并极力向外扩张。“一切都取决于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欧洲国家瓜分了整个非洲和一大部分亚洲，建立了辽阔的殖民帝国。欧洲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欧洲的大量商品及贸易也是别处望尘莫及的。”_7]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东方问题”就是指19世纪欧洲列强围绕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和权益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交往中双方“挑战一应战”关系的集中反映。“如何使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问题得到平息并保证西欧强国在满足自己帝国扩张野心的同时又尽可能不导致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或者即便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欧洲政客中的绝大多数是这样认为的)，也要尽量保证在它解体时不会导致打破欧洲诸强势力均衡的发生以及不会引起一场大的战争，这在整个19世纪被称作‘东方问题’”。“东方问题”这一历史性概念准确地反映出了整个19世纪的世界格局，即欧洲强势文化对以奥斯曼帝国中东地区为主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和掠夺。西欧国家以自己为中心，按照距离西欧的远近将它以东的地区称为近东和远东，这里的“东方问题”主要是指欧洲国家针对奥斯曼帝国问题的做法。欧洲国家对这些地区的野心不言而喻。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使它为欧洲国家所垂涎。“东方问题”是近代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但这时的欧洲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优势远远大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优势，而且它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更加全面而深入。

　　第二，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关系呈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化趋势，与欧洲国家毗邻的奥斯曼帝国的状况每况愈下。

　　政治方面：奥斯曼帝国内部各种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帝国经济发展缓慢，境内除了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以外，其余地区并不认真执行税收政策，致使帝国国库空虚；北非的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属地及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以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使得帝国政府与这些地区战争不断，消耗了大量钱财；帝国境内其他民族矛盾也开始突显，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也不满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加剧了帝国境内的矛盾；加之奥斯曼帝国对各地区的统治都是依靠战争征服而来，对各统治地区并没有很牢固的凝聚力，在帝国后期这种问题更明显加剧。

　　经济方面：帝国后期持续的改革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来支持，军队改革耗资巨大，而文官制度和政府部门的改革也逐渐转向支付薪金，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钱财，而帝国税制和经济发展的落后又无法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提供有力保障，加之频发的战争使帝国经济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即便到了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帝国仍主要使用传统的降低货币中金银含量的做法来应对。“因此马哈茂德政府也通过采用帝国历来的做法，那就是降低货币金银含量的办法以减少财政赤字。”事实上，财政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后期各届政府。

　　军事方面：帝国后期，在欧洲国家社会经济和军事等得到长足进展和在“东方问题”的大背景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改革和建设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帝国后期对外战争不断，而且大多为被动应战，对内也要镇压一些民族地区的独立运动和骚乱。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迅速崛起和对外战争的频频失败也使帝国的军事改革迫在眉睫。总体上讲，帝国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军事顾问、武器装备，学习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知识，并且建立了很多军事院校和军事培训学校等。“自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起的军事改革和建设使帝国军事实力大大加强，但与欧洲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比，仍处于劣势。总体来讲，帝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远不足以与欧洲国家相抗衡。因为，在后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主要战争中，帝国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奥斯曼帝国针对西方国家的“挑战”进行了“应战”。

　　在欧洲强势文化的作用下，奥斯曼帝国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帝国境内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及开明人士和精英阶层开始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及严重性，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帝国臣民，进行改革与革命的宣传活动，力图挽救落后的王朝统治与西方殖民压迫之中的国家。这一系列的企图自强独立的改革及斗争最终导致了其后的民族觉醒及民族独立运动。

　　奥斯曼帝国后期非常重视与当时欧洲的先进国家进行交流，展开了包括设立驻外使、领馆，成立国家翻译局，设立外交部，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以国家翻译局为例，实现与西方国家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养一批懂得西方语言的国家工作人员，这表现为：“国家翻译局的工作人员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它在不断深入地融入对国际社会持续的外交事务中。对于欧洲语言的掌握成为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工作中能够取得成就的最关键的要求。对许多帝国精英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对于欧洲语言知识的掌握，他们还认为，对于这些知识的缺乏就意味着落后与反动。”帝国后期包括素丹在内的改革派，设法加大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以借鉴它 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马哈茂德二世为例，他在位时从欧洲引进了大量各行各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他“雇用法国人开办了一所医学院，聘请西班牙人作为海军学院的校长，让苏格兰人管理它的汽船，康沃尔人帮他建起了制革厂，意大利人为他的军乐队指导，美国人为他造船，英国军官为他训练海军，普鲁士军官为他建设军队。”

　　除了大量欧洲人士来到奥斯曼帝国所带来的文化交往与影响之外，奥斯曼帝国公民深入到欧洲国家与其文化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截至19世纪70年代早期，奥斯曼帝国已经在巴黎、伦敦、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设立了使馆，在柏林、华盛顿、佛罗伦萨、罗马设立了公使馆，在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设立了领事馆。”奥斯曼人通过多种途径接受欧洲文化，有的到欧洲国家接受正规教育；有的流亡到欧洲进行学习，如青年奥斯曼党或青年土耳其党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如此。

　　此外，更多的奥斯曼公民则是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而成为受欧洲文化影响较深的人士。尤其是到了奥斯曼帝国后期，越来越多的青年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国内就接触到欧洲文化。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欧洲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其中有些相当于现代的政府管理类课程或者公共与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帝国后期，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些学校为奥斯曼社会培养出了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与欧洲文化、同时又对奥斯曼帝国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然成了对内对外文化交往与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交往关系

　　第一，既合作又斗争的特点是由双方交往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

　　整个19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呈现出了既合作又斗争的特点。奥斯曼帝国有时与某些欧洲国家进行战争，有时又与其中的一些合作，共同与另外的欧洲国家进行斗争，这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交往中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奥斯曼帝国经常卷入复杂的欧洲国家关系之中，时而被动，时而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中找到自己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奥斯曼帝国在诸强相争之中的艰难处境，但同时也促进了与冲突双方的西欧国家在各方面交往的加深。

　　阎宗临先生在《欧洲文化史论》一书中关于“奥斯曼与欧洲”一章内容中所论述的奥斯曼与欧洲国家交往的情况也恰当地反映了19世纪双方交往的这一特点：“巴尔干问题，始于1699年，匈牙利独立，奥国东进；俄取阿佐夫，启南下野心，黑海成为争夺目标，托宗教与民族口号，以求利益增长，于是有大斯拉夫与大日耳曼的冲突；到1763年，英法冲突告终，英取印度，于是奥斯曼帝国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英人不愿俄人南下，正犹普奥拒绝俄人西进，当法在大陆孤立时，即联俄抗；与此复杂关系中，求均势安定，可能时夺取一点实利，或增加自己的影响。”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一个主要敌人就是以奥地利为首的哈布斯堡王朝，而在欧洲王室之中法国又与哈布斯堡王朝为敌，因此在从17世纪末开始的卡尔洛维茨谈判以及后来的贝尔格莱德谈判中，法国为了防止哈布斯堡在欧洲变得过于强大而威胁到自己，在谈判中始终站在奥斯曼帝国一方来进行二者之间的调和，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法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

　　第二，既合作又斗争的特点也是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双方内在需求的产物。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因形势的需要而调整和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又同英国一起在自己的领地埃及与法国为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教授在他的《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一书中对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也有论述：“英国人与法国人彼此关注，两国又都很在意俄国人，这使得西方势力插手干预中东的心脏地带。土耳其人不再只是和奥国及俄国打交道，而是得要同时应付四强――英国和法国如今也包括了进来。于是法国派出了一支远征军来攻打中东的心脏地带，这是在十字军运动之后的第一次。1798年拿破仑指挥的法国军队在埃及登陆，这时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省，所以拿破仑没花多少工夫就占领了埃及。可是，他们想要把法军占领地从埃及扩大到巴勒斯坦的尝试却失败了，法国人于是在1801年撤出埃及。造成这个结局的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埃及的土耳其宗主，而是英军和法军，而本地因素扮演的角色相较来说并不太重要。”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每个欧洲国家都想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之间或联合或斗争都是根据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决定的，而奥斯曼帝国则在这种斗争的漩涡之中艰难地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联合某些欧洲大国而与另一欧洲大国为敌的情况更为频繁而深入，它与欧洲国家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的特点也更加明显。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一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站在英法一方并且成为与沙皇俄国战争中的胜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于1856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法国一起站在战胜者一方，并被欧洲国家接纳为‘欧洲国家联盟’(Concert of Europe)的一员，欧洲国家将继续努力维持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因此各国间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的局面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欧洲国家间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关系使帝国免于沦为某一国或几国的殖民地的命运，而且还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矛盾进行改革和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与欧洲国家的文化交往。其实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战争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即在与奥斯曼帝国交往的同时，西欧国家间也因各自利益的不同而相互斗争。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被纳入了同盟国的一方而成为战败国，这直接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四、结论

　　19世纪奥斯曼帝国虽然总体上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但在与西方社会的文化交流方面却非常活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奥斯曼帝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采取了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学习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并努力将它们应用在帝国的改革和建设中去。由于客观原因，奥斯曼帝国后期无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完全平等的交流，西方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左右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外交。无论如何，在19世纪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为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等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促进了帝国后期其现代性的生成。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在规模、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加强与西方交流，并努力加入欧洲国家体系埋下了伏笔。作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最主要继承和革新力量，现代土耳其在其社会文化的很多方面保留了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很多制度特点，这一点在近些年来所公开的帝国时期档案文献等资料中得以证实。现代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国家中西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国家，它是在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继承和革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新生。奥斯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和社会形态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社会影响和文化遗产的陡然消亡；现代土耳其也不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得的较高的现代化程度是与肇始于奥斯曼帝国19世纪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分不开的。

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