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教案案例：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下的中国农民 

封建主义作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造成中国几千年来的贫穷和落后。由于地租的压榨、高利贷的盘剥和捐税的掠夺，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民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难以承受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削 

近代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绝对优势，是封建经济的核心。一般认为，封建地主和旧式富农以约占全国的人口而占的耕地，占人口农民（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约的土地。这表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而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到地主手中，这是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征之一。地主和富农把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据年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中显示，地租一般为。年月，对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调查表明，“地租一般的在以上，有的多到以上”地主和富农为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攫取更多的财富，还不断增加地租额。江苏宝山一带的地主，在—间将地租提高了二分之一。上海大场、杨行等乡，有的甚至提高一、二倍。高额的地租占据了农民收入的大半，除去地租外，农民所剩无几。据年对苏州地区的统计数据推算，佃农承租地主田地，每亩可获钱元，其中还租元角，付肥料、打水、人工等费至少或元。一年辛苦结果，毫无所获，甚至每亩亏蚀数元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去乞求于高利贷以“饮鸩止渴”。 

高利贷是蚕食农民的另一个吸血鬼，处于封建剥削下的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借贷现象十分普遍。据金陵大学农经系对河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个地区户的调查，年至年，佃农负债户平均占佃农户数的；半佃农平均占；自耕农平均占。高利贷不仅普遍，而且种类多、利率高。如安徽六安有所谓“买栈稻”，借一元，勒令卖稻七斗。更有借种二斗，索回一石，借M七升半，索回四斗五升的。据统计，黑龙江的五常、扶余等县，年到年借贷利率增长倍。除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日益严重外，商人垄断物价，进行贱买贵卖的掠夺也变本加厉。投机商通过操纵农产品价格的季节变动获取高额利润。在浙江平湖，秋季收获后，农民需缴纳田租、田赋、杂税或偿付债息，不得不出售农产品以应急需。此时M商大贬农产品价格，以低价收买农产品；但到次年三、四月份，农民的粮食不足，不得不去购买时，M商就提高农产品价格。如糙M去年每石价七元，今年每石涨至八元；大豆去年每石价不及七元，今春涨至十元；棉花去年每担价七八元，今年则增至十二、三元。他们还通过杀价预买与高价赊销等不等价交换手段残酷剥削农民，如在浙江长兴的“卖夏M”，农民预卖的M价按照当时市价的一半估值。当农民要下豆饼而无钱购买时，便向豆饼行赊取，需要煤炭的农民，也可以向煤炭行赊取。但赊价与现买价之间，有惊人的差异，豆饼一片现买只须五角五分，赊价须七角；煤炭每百斤现买只须八角，赊价须一元。山东鱼台的“赊牲畜”，一般用现款元可买到的牛驴，赊买却需元。吃人的高利贷，正如江苏苏南地区流行的形容印子钱（高利贷的一种）的民谣所唱：“印子钱，一还三；利加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可见，高利贷成了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无形绞索。 

二、不堪重负的田赋预征和苛捐杂税 

作为各地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田赋，是政府当局根据田地的亩数和土地的优劣对田地拥有者所课征的土地税。所以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它主要是向地主征收。但地主通过各种附加、财税和摊派等将其转嫁给广大农民，“一切田赋杂捐及种子、肥料、房屋等，统由佃农负担”。使田赋成了田租的再分配，最后的负担仍然要落在农民头上。田赋在维护着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也直接加重了对农民的掠夺。 

旧中国，田赋包括正税和附加税，是国民党政府各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岁入总额以上。如以江苏为例，田赋收入占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年为，年占，年占等。田赋不仅重，而且逐年增加。据年对江苏无锡田赋的统计显示，从年到年的十年间，田赋增长倍。

田赋附加种类五花八门，江苏竟达种之多，浙江也有种。附加费虽号称附加，但在当时各省“几无不超过”正税的，如江苏有超过倍，湖北甚至超过多倍。另外，附加税同正税一样，不仅繁重，而且也呈上升趋势。另据年对安徽歙县的调查，年间（—）附加税增至近倍。农民无力缴纳如此苛重的捐税，国民党政府便大量拘捕农民，逼交粮款，“谁拒交钱粮，谁就是共产党”，致使“乡民畏威惊扰，迁徙流亡，日益见多，处处门户封锁，村村井灶无烟，凄凉景象，不堪言状”。

国民党政府除对农民征收田赋及各种附加税外，还实行“田赋预征制”，即预先征收多少年后的赋税。“四川各县的田赋，一般已征至三十年以上”。其他各省也均有同类的残暴现象。据年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编写的《关于陕西农村的调查》中显示，陕西某些村（如凤翔小渭村）从年预征到年。而安徽则有“以命完粮”的故事，讲述农民不堪天灾、匪祸之苦以及政府预征钱粮之苦，“愿受死刑以求免征”。除政府当局预征田赋外，还有军队预征。据年对各军年预征田赋的统计，预征的年度最长的为第军，预征达年，第军达年。而一年预征的次数，最高是第军，达到次，最低也有次。除田赋、军粮外，农民还要负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陕西省是全国苛捐杂税名目最少的，也有三四十种，四川巴县、云阳等十八个县累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共多种。另外，农民还要服各种兵役和劳役。国民党为准备内战，在年内“将从全国各地普遍征集新兵万”，年元旦起，“六个月内，预拟征集万精壮的老百姓送上内战的火线上”。据中国经济年报统计，总计年当中，人民所做无偿劳动，被强制服役的在千万人以上。

总之，在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下，广大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正如毛泽东所写：“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因此，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耕者无其田”的局面，中国最广大农民才有可能获得翻身解放。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彻底进行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作为其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之一。

案例思考：

、旧中国的广大农民是怎样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的？

、为什么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

教案案例：中国民众热烈反响苏俄政府对华宣言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给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明自己的对华政策。年春，《宣言》在中国传开，随即引起广大民众的热烈反响。 

《宣言》写道：苏俄政府“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它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宣言》还申明：“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苏俄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消息传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几天以来，各团体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都有极诚恳而有力的表示。”这两句评论出自年月日上海《民国日报》，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对此，仅以《新青年》第卷第号（1920年5月1日出版）刊登的有关内容为例。年月，《中华劳动公会致苏俄政府电》写道：“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的喜欢；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底（笔者注：原文如此）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同月，《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表示：吾人前此，以中外报章传闻复杂，无从悉俄国之真相。“今读俄国通牒，一种正义人道之主张流露言表。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用敢代表中国人民，答复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之盛意。”

同月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也致电苏俄政府。电文写道：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基于中国民众对这一《宣言》的热烈反响，1920年9月2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其中强调：“为了两国的幸福起见，有必要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为此，苏俄政府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了缔结中俄友好协定的个要点。《宣言》并表示：“苏俄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以求建立双方最密切、最真诚的友谊”。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以及中国民众对《宣言》的热烈反响，是苏俄与中国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十月革命后中国所处的新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案例思考：

、中国民众热烈反响苏俄政府对华宣言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什么时代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发生和发展 的？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教案案例：奔向光明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最终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道路，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同蒋介石决裂 

年月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冯玉祥曾是中国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他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冯玉祥的军队大量被收走。抗战胜利后，冯玉祥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1947年11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1948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在他大寿时，中共高层领导发来了贺信。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是一名共产党员。“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航船，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航船将于同年月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9月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休息，准备上岸。 

但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浓烟。这场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在内的余人遇难。 

李济深的选择 

李济深是“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 

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年月全面抗爆发后才被召回。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他却避而不见。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年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 

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当日，毛泽东亲笔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同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上船。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谁也没有发觉，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货轮上，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这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离港前写好的《元旦献辞》：“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 

同年1月7日，李济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达大连。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此前一天，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同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迅速展开“谋和”行动，希望广泛发动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进行和平斡旋，以图“划江而治”。 

民盟“不参加调停” 

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这段时间里，民盟始终是作为中国第三大党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精英”们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民主、和平的渴求，使得它有可能会在国共之间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正因为此，当蒋介石准备撕下和平的假面发动内战时，手无寸铁的民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年月，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沈钧儒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组织，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温和作风，公开喊出了“联共反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 

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素有“民主将军”的美名。听说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澜与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他让邵力子等人支付了所有治疗费用，只求二人能够再次出面“调停”国共关系。但这一切已是徒劳。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张澜公开发表讲话，拒绝充当“和事老”。张澜的话掷地有声，“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 1949年3月5日至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虎口脱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不顾“退隐”的承诺，直奔上海督战，他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严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按照秘密名单，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澜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强大号召力。被尊为“川北圣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任过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片清誉。

蒋介石认为，张澜绝不能留在大陆，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到台湾去。他已经把张澜软禁了很长时间，之所以不杀他，不是宽忍，实是不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张澜者得四川，他输不起四川这个大省。 

年月中旬，解放军扫清上海外围，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们开始肆意搜捕、处决不愿去台湾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遭到逮捕，并被残忍地活埋。 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紧急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保护和营救宋罗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蒋介石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二人由虹桥疗养院押至看守所，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 

蒋介石没有想到，就在十几天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利用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的明争暗斗，成功地将阎锦文策反了。 

“5月24日晚上十点，我亲自驾车开往虹桥疗养院，那时全市已经戒严，因为我身着军装，又有当夜口令，所以能畅行无阻。”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是阎锦文终生难忘的回忆，“医生护士见我深夜到此，车上又漆着警备司令部的标志，都吓得躲了起来。我提着左轮手枪来到病房，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阎锦文让二人坐在车的后排，沿着小巷疾驰，凭着警备司令部的证件，非常顺利通过了重重哨卡。 

此时，在看守所等待多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毛森已经发现了阎的“变节”。阎锦文在后视镜里发现了追兵。他当即弃车，命令同在车内的亲信背起张澜和罗隆基，穿越院墙一路狂奔，终于成功脱险。 

1949年6月24日，张澜和罗隆基以新政协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车来到了北平。 

据不完全统计，为了投向新中国的怀抱，因策反、起义活动暴露而被杀害的民革成员达人。1949年9月19日，就在新政协召开的前夜，政协代表、民革中执委、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香港寓所被特务暗杀。

案例思考：

、众多的民主人士为什么会冲破重重阻碍投向新中国的怀抱？如何认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中编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