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

贺杨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资源、人力、环境成本的升高，中国出现了制造业外迁的现象。这种变化引发了市场对“中国制造”前景的担心。制造业外迁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未来的趋势会如何？这与国内的相关政策（如结构调整、腾笼换鸟等）又有何关系？国内今后在政策上应该有什么调整？这都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一、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表现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无论在低端和高端领域都出现了外迁的现象。

（一）低端制造业外迁

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领域，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如轻纺类的一般贸易领域。由于加工贸易出口额近年来一直占据总出口的半壁江山，这种“两头在外”的产业结构更容易受成本的影响而发生外迁。

以耐克公司为例，耐克运动鞋在中国的生产比率从2001年占全球的40%下降到2010年的34%，而成本低廉制造业环境渐趋改善的越南则从13%上升到了37%。根据亚洲鞋业协会2007年的统计，广东的鞋业企业中，有25%左右到东南亚如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设厂，有50%左右到中国内陆省份如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地设厂，只有25%左右的企业目前还处于观望状态。他们在越南的工厂制鞋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配件都得从占全球制鞋业1/10、中国产量1/4的东莞运过去，虽然劳动力成本上有优势，但在产业配套上没中国这么方便。

在以小商品产业集群闻名的温州，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促使部分企业远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如印度、越南，以及中国较不发达的内地省份。如温州在全球打火机市场比重从5年前占80%比重下滑到70%左右。不过，温州的企业依然欣欣向荣，因为制造总量并没有减少。

事实上，除了衣服鞋袜等日常用品行业，诸如IT、汽车、电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领域，也存在着一些转移。

2010年6月，富士康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称，在考虑将部分厂房搬到内地北部的同时，也考虑搬往印度和越南。2011年4月，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计划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资1亿至1.5亿美元建厂，新建工厂将给苹果iPhone和iPad生产触摸屏，而且并不否认“在成本压力下大陆工厂减产或外迁的可能”。2011年6月，三菱重工表示，将增加对印度市场的关注度，增加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并讨论在印度本土进行汽车制造机械的生产。生产跑鞋和运动服的生产商BROOKS SPORTS INC.公司首席运营长博汉表示，公司在考虑使用正在中国境外建厂的现有中国合作伙伴，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新合作伙伴。生产奥的斯电梯，西科斯基直升机、开利空调设备等产品的联合技术公司也正在考察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厂，其首席财务长海斯说，浮动的人民币可能会使该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更加昂贵，该公司在中国约有1.7万雇员，过去五年工人的工资翻了一倍。

奢侈品制造也出现了转移的案例。近日美国奢侈品牌COACH表示，为了应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积极扩大在华销售量的同时，公司计划削减在华产能。目前，COACH在华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85%。COACH首席执行官LEW FRANKFORT表示，未来五年内，公司会将这一比例减少至40%－50%。而这部分减少的生产力将转移至劳动力工资成本相比较低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和菲律宾。

不过，当前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外迁并没有影响同类制造业出口高速成长的趋势，这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上可见一斑。

表：今年前5月出口与去年比较

（二）高端制造业外迁

更值得中国警惕的是以在华外资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也出现了向海外的转移。在2010年美国推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已经发生。有更详细的研究报告指出，这种回流可以从中国这两年钢铁出口的高速增长上可以得到印证。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中国的钢铁，加工制造成高端机电产品，再出口到中国。以制造业最重要的设备——机床为例，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床工具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294.0亿元，同比增长38.1%。而同期机床工具产品进口同比增长61.9%，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数控装置三大机床工具进口更是同比增长分别为71.5%、73.4%和58.0%。中国国内的机床制造业只是在普通机床上在增长，国外高端机床高速进口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中国机床产业升级的能力。而今年是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航空航天、船舶、电力、能源、汽车、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国防军工等用户领域在“十二五”期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都将进行大范围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中国可能在如此巨大商机的机床工具行业内被残酷地挤压。

虽然在制造业不同的产业链条都出现了外移的现象，但在我们看来，低端制造业外迁部分反映出的是中国工厂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水平上的提高，中国工厂只是把附加价值更低的一部分加工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国家，而依然保留着相对较高利润的环节。在外资高端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领域，中国并无多大的发言权，因为这些领域的决策权完全在跨国公司，中国唯一可做的就是完善投资环境和产业链配套来降低综合成本，以吸引这些行业继续留在中国，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般贸易乃至产业升级，以实现真正的“中国制造”，而不是今天事实上的“中国装配”。

二、导致制造业外迁的原因何在？

由于外商投资的制造业在中国的制造业中占有显著的重要性，因此，外资对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因素分析就很值得重视。导致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原因众多，在外资看来，以下因素值得注意：

首先，中国的成本优势明显弱化。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4月表示，“未来五年，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投资，大家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美国制造。”他认为，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州便宜30%，而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约20%～30%，在考虑库存和运输之前，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10%～15%。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工资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为1320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190美元。

其次，劳动力相对缺乏也导致制造业外迁。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房价和物价上涨不断抬升的生活成本，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滞后的当下，大量劳动力隐性失业伴随着“民工荒”同时出现，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布局。据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3500万民工回流内地，沿海工厂的用工荒迄今尚未扭转，这也迫使中国制造在向内地转移的同时向临海的东南亚转移。而在长期内，中国14～6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点，全国14～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3%，比2000年下降8.20个百分点。

第三，中国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因素。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机构的调查，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影响，跨国公司的许多尖端技术及尖端产品仍然在海外生产，在中国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成熟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例如三星公司把技术含量较高的液晶显示屏的生产转移到马来西亚，电子业巨头摩托罗拉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该公司最大的半导体装配和测试车间却设在吉隆坡。此外，世界制药巨头辉瑞、葛兰素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数额有限，其中原因之一是担心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中国的仿制能力那么强。

第四，中国市场的相对容量过剩也是个因素。就中国市场而言，在经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从大的阶段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生产转移已接近于达到饱和，中国在众多产品制造领域都达到了全球第一，包括IT产品。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说，就提升中国市场占有率而言，生产转移因素今后发挥的作用将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

第五，贴近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制造的产品多输往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随着中国成本的增高，贴近消费市场越来越受到外资的重视。埃森哲在日本大地震后调查了287家美资制造业企业的高管中，61%的人表示曾考虑通过将制造和供应部门迁移至本国或“近岸”地点，使供应地和需求地更紧密地配合。埃森哲认为，过去十几年，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追求廉价要素和产业转移都到了极致，但随着物流成本的增加以及供应链的潜在风险，全球产业布局将会发生调整，开始向客户所在地迁移，新一轮的规模不小的制造业再转移正在形成，而日本大地震加快了这一趋势。

第六，增进就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去杠杆化，金融和服务业逐渐趋衰落，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年来欧美失业率长期高达9%以上。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计，目前约有1410万有求职意向的美国人无法找到工作。美国2010年推出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有着夯实美国实体经济基础的同时更有解决美国高失业率的意图，这也是全球产业链对高度按追求高利润效应的一个回调。

不过，虽然有多种引发制造业外迁的因素，但情况并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中国长期形成的产业集聚能力依然能够维持着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表示，没有一个地方的产业链配套会如此完善，目前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没有外流。就此而言，中国离告别“世界工厂”还十分遥远。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也持相同观点，“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没有能力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

《华尔街日报》也撰文指出，企业转移阵地的代价是昂贵的，不会仅仅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东南亚各国的供应商网络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另外还有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贪污问题，要想成为替代中国，不能仅仅依靠低工资。据瑞士信贷的调查，4/5的跨国企业不愿意从中国转战东南亚。其二，中国的加薪潮已经蔓延到了东南亚国家，这一区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可能比预期的快，或许会很快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其三，中国内地很多地区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跨国企业可能首先考虑转移到中国内地。

三、制造业转移的未来趋势

从历史来看，制造业的全球战略转移其实有周期性和规律可循。二战以来，全球已经掀起四次产业转移浪潮。

从195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最初向日本转移，然后日本又开始向四小龙转移，四小龙转移之后它又向中国大陆转移。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低廉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庞大的市场，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率达30％。全球经济的强劲、欧洲向中国的生产转移、石油出口国家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日本的复苏都在支撑着这场历史以来最大的出口繁荣。中国的出口在人民币汇率2005年7月微调之前，由于成本因素，就已显现疲态。2006年中国商务部开始鼓励建立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进行集群式投资以及避开贸易壁垒，合作区多会选择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土地闲置、文化相似的亚非国家。2007年开始，中国有色集团、华立、康奈、海尔等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不过，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还在上升。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高于美国的19.4%，成为世界规模排名第一的制造业产出大国（其中有很多产出来自外商投资），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还将不断发展。

2005年后尤其到近年，在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产业又开始在国内就像周边的其他地区转移，同时外商又向国外的其它地区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国或拉美地区。日本大地震后，不仅埃森哲咨询调查显示美国跨国公司拟将制造和供应部门回流，波士顿咨询也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一是工资成本。虽然过去20年中国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已提高10倍，但仍不及美国的1/3，而未来五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成本估计将每年上涨17%，远高于美国的3%，而雇工成本通常占制造业总支出的20%－30%。二是中国在购置设备等其他成本并无优势。三是物流成本。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了GDP的18%，美国才9%，中国出口美国还要跨洋运输。考虑上述因素，到2015年，中国面向美国市场的产品制造相比美国不大可能拥有成本优势。此外，美国还在积极推广新制造技术，生产“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新科技制造的、更为精密的产品”。实际上，美国企业已在积极行动。近几个月，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福特等大公司纷纷宣布扩产计划。

更重要的是，现在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制造业的重要性。2010年3月11日，美国总统签署《国家出口倡议》，正式推出出口振兴计划，力争在未来五年时间内使出口增长一倍，并在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机会。美国今年一季度的制造业企业税后利润环比增长6.9%，与去年第一季度相比增幅则高达30.2%，显示金融危机以来的“再工业化”战略逐步生效，此战略意在重回实体经济，让工业投资在美国国内重新集中。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哈罗德·瑟金指出，由于美国南部的一些州政府具有更灵活的工会制度以及一系列的刺激措施，这些正吸引着制造业的回归。那些劳动力需要相对较少、产量有限的产品如家用电器、施工设备，最有可能回归本土。

二是日本大地震转移推动向东南亚转移。大地震迫使日本企业将部分包括核心技术的制造环节向海外转移，不过，考虑到日本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落后，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敏感性，日本众多核心技术在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而不是中国转移，这将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带动周边供应链配套，并带动中国的相关加工制造业向上述地区转移。

三是向低成本国家如非洲转移。世界银行不久前指出，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未来3-5年内，将有8300万-8500万个轻工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流向海外，其中许多将转移到非洲（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称非洲工人月薪只有50美元）。世界银行非洲部主任埃泽奎希利表示，非洲将成为在中国的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目的地。由于发展制造业离不开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面对公众对非洲发展环境的质疑，埃泽奎希利认为，虽然非洲依然受到食品和原油价格上涨的严重冲击，但非洲大陆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加强农业发展（将政府预算的10%投入农业发展），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相应的框架条件。这些措施将促进非洲经济稳定发展。而非洲国家依靠稳定、可靠的经济政策和稳步的增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从前不敢涉足这个大陆的投资者。

四、“走出去”战略也推动了制造业外迁

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中国大量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已经让中国陷入资源、能源和生态瓶颈，大量的中国采购已经使得世界大宗商品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的状况，并使得中国产品走出去屡受各国的抵制，贸易保护风潮四起。与此同时，大量出口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仅干扰并限制了货币政策发挥的余地，也饱受欧美等逆差国的指责，尽管欧美跨国公司攫取了最主要的利润，获得了中国低廉的巨额外汇储备投资。

为此，中国从2006年开始大力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商务部力促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将产业链带出去，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贴近地区消费市场，破解贸易壁垒，也有利于缓解国内的资源、能源和生态恶化困境。

实际上，中国制造业转移也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需求日益迫切，高涨的土地等固定投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迫使低端制造业急需转移出去，于是就有了各地的“腾笼换鸟”。

在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增长极。数据显示，2007年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增加值占粤东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不足1%，2008年这一比重上升为7.07%，到2009年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实现工业增加值290亿元，占到粤东西北地区当年工业增加值的9.4%。

不仅区域受益于制造业转移，行业也因产业转移而升级调整。以皮革业为例，中国制鞋业的外迁并无碍中国保持世界制鞋大国地位。中国皮革行业经过近40年发展，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产业链、优秀的专业人才、先进的工艺与技术水平和一定的研发实力，已经从最初的OEM向ODM发展，再加之中国丰富的原料皮资源、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以及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业内人士对中国皮革业未来完成高端产品占15%、中端产品占60%充满信心。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企业也受益良多，并通过加大投资显示出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169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39亿美元，同比增长34%。1-6月，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90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37.7%。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827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动作越来越大。

五、如何应对制造业外迁的趋势？

如上所分析，中国目前出现的部分制造业外迁现象已成为趋势，中国企业或主动或被动都要适应这种变化。从政策和应对策略来看，我们认为在如下方面需要加在重视。

一是中国在策略上要努力提升高端制造业。由于高端制造业是产业升级核心议题中的关键，中国不仅要尽量避免高端制造业的外迁，更要积极引进并予以本土化。

安邦研究团队发现，外资近两年对中国投资环境抱怨的核心并不在税负政策上，而是集中在两个焦点：一是中国政府推动的自主创新战略，二是中国最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这反映出吸引高端制造重在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重点集中在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财政部近日已决定，自7月1日起停止执行关于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三个文件。这些政策曾要求外国公司在参与中国政府的设施及技术投标时，需同时向中国转移相关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由此，中国政府采购每年高达10000亿美元的市场将向外资放开。而在屡被诟病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10年底，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签署协议，并在2011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进行了落实。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外资企业的要求，也是中国本土企业的要求。

我们认为，与受到指责的“自主创新”概念相比，更好的提法应该是“本土化”创新，中国可以要求参与政府采购的企业把大部分制造环节需在本土完成，这对吸引高端制造业进入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发改委等部门将对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要求，将技术合作列入外资进入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要求。这个政策要坚持并与本土化高度结合起来。此外，中国还需对非本土化的高端制造进口进行限制，这在快速增长的进口机床领域尤其显得重要。如此做法将给外资进入中国生产高端装备以更突出的优势。

二是注重并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升级。低端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主要来源于成本、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与出口国的政府政策关系，集中体现的还是在综合成本上。

不过，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集群配套优势消解了劳动力成本和国别歧视性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这种竞争力是非集群和集群外企业所无法拥有的。近年来，在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崛起的众多开发区、保税区、加工贸易区、工业园、科技园等，产业划分和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产业的集聚化特征越来越凸显，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平台和新型的规模经济，形成了产品配套程度很高的企业群和产业群。既大大降低了成本，又促使同类型相关配套企业更大范围的集聚，形成举足轻重的生产基地，推动国际制造业向这些地区转移。

三是降低中国的产业配套成本，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当前，中国在产业集聚的同时，产业配套能力建设的问题时有突出，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物流成本高涨、宏观紧缩和金融市场不开放造成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以及能源瓶颈下产业歧视形成的停产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一是要大量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18%，而美国一般只有9%，而物流成本下降关键是要降低或取消那些具有地方财政性质的政府收费，如高速公路收费。安邦团队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平均物流成本要占到社会商品的42%。二是要加强金融市场开放。安邦过去曾指出，只要利率足够市场化，鼓励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和担保公司的发展让民间金融得以正规化，并放宽金融工具如银行存兑汇票、供应链担保贷款、存单质押、保理、中小企业债券，即使宏观紧缩也无碍中小企业解决融资。

此外，如果能够解决好两大问题，将有助于中国维持制造业的优势。一是强化制造业升级与教育培训的良性循环，因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着力进行体制改革。由于目前中国在体制上还存在着政府过度管制、资源价格扭曲、利率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资源和利润过度向国有大企业集中、宏观运行机制容易导致大起大落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体制问题意味着巨大的弹性，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极大的空间。

展望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外移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中国企业和政府都应该顺应这种趋势，因势利导。我们认为，在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上，中国应该重视东南亚和非洲市场的前景。

东南亚作为中国的战略经济纵深，是中国走向全球大国的必须跨出去的门槛，实际上中国与东盟最早实现了自由贸易区，中国是东盟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地，产业上也形成了以中国为龙头的态势。但中国对东盟累计直接投资仅仅百亿美元，与中国东盟每年高达3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极不适应，中国应该更深入地与东盟实现产业融合，并在清迈协议的框架下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当前，中国可以在劳动力成本更敏感的制造环节向东盟转移，并积极实现对东盟在各行业各主要企业的股权投资和合作，促进双方在经济领域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在向东南亚转移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可以由此实现迂回合作。

中国还需要强化与非洲更紧密的经济合作。联合国《2011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指出，虽然非洲制造业的状况不容乐观，目前仅占全球制造业的1%，但发展前景广阔。今年较早时候，安邦提出，中国政府应该综合利用金融实力和实业优势，推出10年4000亿美元的非洲“马歇尔计划”，推动人民币和中国商品流向非洲，与此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而目前，中非合作已经有稳定的基础。中国目前在非洲援建铁路2000多公里、公路3000多公里，援建了100多所学校和60多所医院，共计减免债务2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与非洲大陆的贸易额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为此，中国应该尽快在政策上加快推进，使政策与实际的市场变化相匹配。

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