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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七七”是怎样纪念的
作者：郭辉
来源：《博览群书》2017年第07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意味着全面抗战阶段的到来。该事件并非如“后见之明”般具有显著意义，于国人而言，“九一八事变”更为突然，因此后“国难”一词逐渐流行，各界竞相以国难奔走呼号，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人已意识到抗日开始，不少地方的英勇志士举起抵抗旗帜，奋不顾身勇于牺牲，努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与伟大复兴之路。所以“七七事变”爆发，国人反倒不觉意外，略显平静也淡然接受，视为抗日的扩大与民族危机渐趋严重。“九一八”到“七七”，随着日本对华侵略不断扩大，爱国志士的抗日也越发奋勇。国人于“七七”的最大感知应是国难越发深重，国将不国使人们惶恐不安。陈济棠在《陈济棠自传稿》中，言“七七”爆发时正在瑞士考察，拟下一步游美，闻“七七事变”发生，行程中止，用“不料”一词形容卢沟桥事变发生，也并无更多意外之词。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有言，“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正在青岛消夏，过去日军军事行动均在长城之外，此次“竟在平津区域发动，实已演成全国性的战争，而不能目为地方事件”。“七七”之变予国家及个体生命带来不小影响。·1·
“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皆有纪念，虽不时举行国家层面纪念活动，但终究未将诸如此类事变的纪念变为正式纪念日。纪念目的无非在使人们不忘昔日苦难与耻辱，进行事实记忆与政治宣传。与此同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似乎也非真正重视如“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纪念，若重视者应上升至正式国家纪念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家层面对该事件特别重视，并赋以全国性意义。当然，若从最浅显层面而言，“九一八事变”应更具标志性，“七七事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但孰重孰轻往往与政府政策有关，纪念活动与政治相连。“七七事变”爆发将近一周年之际，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之制作成最高级别的纪念日，即“国定纪念日”“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冠以战时国民党施行的最为重要的国策“抗战建国”之名，刻意为之的痕迹相当明显。“七七”纪念成为宣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战时“抗战建国”理念与策略的重要宣传手段。
“七七”纪念呈志哀特质。纪念办法规定全国须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且各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均须分别集会纪念，各地高级党部要召开各界纪念大会。进而全国素食一天并有抗战阵亡将士及出征军人之家属与伤兵的慰问活动。纪念具体方案与国耻纪念相同，但同时亦具强烈现实意蕴，“七七”被视为牺牲的最后关头，也是抗战建国的光荣开始，成为全国抗战的发端与民族复兴的起点。“抗战建国纪念日”是“以全民族的赤血洗刷国耻，以全民族的武装解除束缚的一天”，士兵和民众的血肉牺牲，“有了苦痛才有庆祝，在庆祝的时候，时常要‘痛定思痛’，含着追悼的意思。”（戚戚：《不大不小的问题——七七纪念应当庆祝？》，《现世报》1938年第12期）因此，“七七”抗战建国纪念日被赋予志庆之内质，使志哀和庆祝相伴相随。但确定“七七”为国定纪念日，其初衷与抗战初期的时局特点相吻合，重在凸显志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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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若从广泛视角而言，志哀型纪念日活动应内敛，活动不多且纪念本质亦略显封闭。但“七七”纪念似不同，有各式活动供众人参与。
国家层面往往会举行纪念大会，且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多合并举行。每年“七七”纪念大会均有国家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设重要讲座、训话、报告等环节。如1943年“七七”纪念，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合并举行“七七”抗战纪念大会，蒋介石参与并担任大会主席，领导诸参会人员依据规定举行仪式，还特别有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的仪节，最后由时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详尽报告六年来的抗战情形与经过。纪念大会规模有限，参与人数受限制，多为重要政界人士，形成略显封闭的纪念空间。且因诸多参与者有较为类似的抗战经历，容易形成共鸣，形成共同情感的同时也凝聚人心。国家级纪念大会受空间控制，往往较少有普通民众参与。社会各界举办的地方性和行业性纪念会则可弥补该方面缺陷。如“七七”周年纪念前夕，武汉三镇各界民众提前分别召开纪念会，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向蒋介石献旗典礼，参加民众约在二万人以上。“七七”二周年纪念日香港华商总会、文化团体、难童学校、学生赈会、洋务工会等各界皆举行纪念会。民众参与者不计其数。
“七七”纪念活动有开展献金运动。如抗战周年纪念之际，武汉设献金台六处，分别在：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大戏院门首；中山路水塔门首；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武昌关门首；汉阳东门轮渡码头。献金日期自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