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为何疯传“人贩一律死刑”

唐映红

这两天，一则带有病毒营销嫌疑的讯息，在社交网络热传。仅仅24小时，这条吁求“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图文，被转发了超过百万次，不少人的朋友圈被这条讯息“刷屏”。

抛开具体的内容，仅仅从现象上来看，这不过是中国社交网络一次周期性、现象级的舆论井喷。每隔一段时间，社交网络上就会就某一热点议题广为转发、传播。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当人们压抑的表达，郁结到一定的程度时，只要有一个合适的议题，就可能引发情绪性的舆论井喷。

这次的吁求“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讯息热传也不例外。它和一年来的诸如雾霾、暖男等曾经引发情绪性舆论井喷的议题一样，既安全，又切中人们焦虑的情绪“软肋”。例如，雾霾议题，切中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无助和愤懑；暖男议题，切中女性对低质量婚姻和糟糕伴侣关系的不安和隐忍。这次吁求“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议题，则切中了人们对社会治理的不满和怨怼。

之所以将这样的现象称为“情绪性的舆论井喷”，原因在于，积极转发的大多数参与者，并没有对拐卖儿童事件有过更多的思考，只是从感性的角度，去体验“如果我的孩子被人贩子拐卖了”的情绪。而这种情绪背后，对应着社会治理的深度积弊。

这么多年来，“打拐”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原因并非缺乏严刑峻法。中国现有的法律，对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并不缺乏处以死刑的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每年都有因为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而被判处死刑的判例。

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一些地方建立了卓有成效，遍及每一个基层村落、社区的网格化维稳体系，一些上访者，无论隐藏多深，都能被迅速地识别处理。如果这个体系用于治理拐卖妇女儿童现象，结果又会如何？如果比较中美失踪儿童找回的概率，其数据差异令人咂舌。缺乏网格化维稳体系的美国，失踪儿童找回的比例超过97%；而中国失踪儿童找回的概率却不足1%。

严刑峻法并不能有效阻止人贩子的犯罪行为，关键是执法环节，而不是司法环节。基层的大多数执法机构，处置涉“拐”案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相当比例诱拐、贩卖儿童的现象，牵涉到机构犯罪，它们发生在个别基层的福利院、孤儿院。

那些义愤填膺积极参与转发的人们，虽然出于对治理的不满，但他们也选择性忽略中国社会贩卖儿童现象的主要原因，并迁怒于对人贩子的处罚不够。他们与其说是在为那些因为拐卖而失子的家庭吁求，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无需勇气、也没有任何风险的廉价道德优越。

他们没应考虑到的是，一旦对人贩子一律施以死刑，那么在罪行败露时，人贩子将更可能杀死拐卖的儿童，因为一旦被捕反正后果都一样，杀死儿童甚至可以“消灭”直接证据。

如果吁求对人贩子一律判死的人，真的站在失子家庭的立场上做选择，那么他们是倾向于“解救孩子并无论如何保证孩子安全”，还是“宁可让被拐孩子冒生命危险也要对人贩子严惩不贷”呢？

已有分析文章有理有据地揭露，这次热传的图文讯息，包含了某交友网站的广告推广链结。不知道策划和推动这次情绪性舆论井喷事件的营销机构，有没有聆听过失子家庭的诉求，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感受。

朋友圈为何疯传“人贩一律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