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灵公不君》

晋灵公不行国君正道。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墙壁。他还从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有一次厨子燉熊掌没有燉熟，灵公就杀死他，把尸体装在草筐里，命妇女用车装着尸体经过朝廷。赵盾和士季发现了厨子的手，追问厨子被杀的原因，并为这件事忧虑。赵盾准备进谏，土季说：“您进谏，如果国君不接受，那就没有谁能接着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吧，没有采纳，您再继续劝说。”士季往前走了三次，伏地行礼三次，灵公假装没看见。到了屋檐下，晋灵公才看了看他，说道：“我知道所犯的错误了，准备改正它。”士季叩头答道：“哪个人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却能改正，没有什么善事能比这个更大的了。《诗经》上说：‘没有谁没有个好的开头，但很少能坚持到底。’照这样说来，能够纠正错误的人是很少的。您能有始有终，那末国家就巩固了，哪里仅仅是臣子们有所依靠呢。《诗经》又说：天子有没尽职的地方，只有仲山甫来弥补。意思是说过失是能够弥补的，您能弥补自己的过失，君位就丢不了啦。”

　　晋灵公仍旧不改。赵盾多次进谏。晋灵公很厌恶他，派鉏麑暗杀他。鉏麑清早赶去，看到卧室的门已打开了。赵盾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由于时间还早，端坐在那里打瞌睡。鉏麑退出来，感叹地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主啊。杀害百姓的主，就是不忠；不履行国君的使命，就是不守信用。在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种，都不如死了。”便撞死在槐树上。

　　秋九月，晋灵公赐给赵盾酒喝，预先埋伏好身穿铠甲的武士，准备攻杀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情况，快步走上堂去，说：“臣子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了三杯，不合乎礼仪。”接着扶赵盾下堂。晋灵公唤出那条猛犬向赵盾扑去。提弥明徒手搏击猛犬，把它打死了。赵盾说：“不用人而使唤狗，即使凶猛，又顶得了什么？”一面搏斗，一面退出宫门。提弥明为赵盾殉难。

　　当初，赵盾在首阳山打猎，在翳桑住了一晚。看见灵辄饿倒在地，问他得了什么病，灵辄回答说：“已经多日没有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灵辄留下一半食物不吃。问其原因，答道：“我在外当奴仆已经多年了，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现在离家近了，请让我把这些东西送给她。”赵盾要他吃光，并给他预备一筐饭和肉，放在袋子里送给他。不久灵辄做了晋灵公的甲士，却把戟掉过头来抵御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免于难。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我就是您在翳桑救的饿汉呀。”问名字和住处，他没有告诉就走了。──接着赵盾也逃亡了。

　　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的山界就回来了。太史（董狐）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条记载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声讨叛贼，弑君的不是您又是谁？”赵盾说：“唉！《诗经》说：‘由于我怀念祖国，反而自己找来了忧患。’大概是说我吧！”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据法直书不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记事的原则而承受恶名。可惜呀！要是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掉罪名了。”

《直书》翻译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即：仁、义、礼、智、信），士人有各种善行，正和邪是有区别的，直和曲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因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好的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的记载如果能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因为史官记事的原则而蒙受屈辱，赵盾和董狐两人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各自按照自己的行事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然后成就了董狐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侥幸是史书和个人的生命获得了保全了。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魏晋更替，发生了很多史事。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魏帝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闭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气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杀死魏帝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直书精神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贵族的后裔仍旧当政；（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畏强暴，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的仗义直书，不避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不能保全个人性命，但是却流芳百世，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前者的精神）上贯三光，（后者的行为）只能埋之黄泉，他们的高下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高二语文《晋灵公不君》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