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高考满分作文素材：经典人物类

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大使

　　1868年2月25日，一个刚刚从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来的美国人，被委任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在外交史上，这位“双面大使”堪称罕见，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一个拓荒者家庭。22岁时，蒲安臣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8年，进入政界。当时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蒲安臣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蒲安臣主张“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具体的外交活动中，蒲安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中国的利益。

　　1867年11月，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的蒲安臣辞职回国。此时，《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

　　恭亲王奕诉灵机一动，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就这样，外交史上堪称奇闻的“蒲安臣使团”组成了。

　　1868年2月25日，带上蒲安臣亲自设计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使团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而这也是让蒲安臣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访问途中病逝。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素材运用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仍然充满争议：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但“合作政策”的推行和使团的出访，无疑让中国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又跨近了一步。

　　话题拓展　界限、功与过、争议的背后

　　徐悲鸿与一幅古画的悲欢离合

　　1936年，徐悲鸿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时，从一位德籍马丁夫人手中，买走了一件没有任何署款的白描人物长卷。画作长292厘米、宽30厘米，在深褐色的绢面上描绘了多达87位正在列队行进中的神仙。画作没有任何款识，但徐悲鸿一眼就认定这是“非唐代名家之手而不能为”的一件艺术绝品，其线条特点明显地具有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吴家样”风范。

　　徐悲鸿根据所绘神仙数量将其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即使是战争爆发期间，徐悲鸿也将此国之瑰宝带在身边。

　　1942年，徐悲鸿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就任已迁往云南昆明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一次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藏于办公室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他30余幅画作竞不翼而飞。

　　国宝失窃，震惊世人。画作经多方侦察仍杏无踪迹，徐悲鸿也因此病倒在床，日益消瘦。

　　1944年夏天，徐悲鸿突然接到艺术系女学生卢荫寰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徐悲鸿，自己在一位成都友人的家中发现了那幅《八十七神仙卷》!

　　获此惊天喜讯，徐悲鸿激动不已。但亲自前往取画，又担心藏画人因惧怕招惹祸端而销赃灭迹。此时，徐悲鸿在新加坡结识的一位自称刘将军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自告奋勇替徐悲鸿前往成都交涉此事。

　　按照藏画人要求，徐悲鸿抱病日夜作画，四方筹款，终于筹齐20万元并紧急绘制10幅画作如数交付，方才重获瑰宝。

　　后来徐悲鸿得知失窃真相，原来这是那位自称刘将军的刘汉钧自编自导的一幕欺天骗局，但徐悲鸿不仅没有声讨谴责，反而感激他没有将这幅古画彻底毁坏。

　　1953年9月，徐悲鸿辞世。辞世当天，妻子廖静文遵照嘱托，宣布将徐悲鸿所留下的1000余件作品、1000余件藏品及1万余部图书资料全部献给国家，其中包括《八十七神仙卷》。

　　素材运用　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徐悲鸿倾其所有、耗尽生命去保护。然而在徐悲鸿眼里，这一件与他生死与共的画作，不是个人财富，而是国家荣誉；不是商品，而是艺术珍品，他为我们诠释了超越俗世之上的人生境界。

　　话题拓展　境界、商品与艺术、宽容的姿态

　　乾隆的虚荣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已经七十四岁的乾隆开始了第六次南巡之旅。返程途中，京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乾隆的玄孙降生。五世同堂，无疑是一件值得称颂和庆贺的事情，乾隆当即下令扈从的文臣，从《四库全书》里查找自古以来，能够五代同堂、亲眼见到玄孙的有几个人。

　　文臣很快就把查找结果呈送上来，隋朝以后、清代以前，有文献记载的五代同堂者只有六人，至于帝王五世同堂者，更是闻所未闻。

　　乾隆看到这一结果，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不仅福高德厚，也是身为帝王的他仁心仁政施于天下的体现。因为根据之前各地官员的奏报，全国的五世同堂家庭共有一百九十四户。

　　然而，之前见于史载的人，大都是士大夫阶层，而乾隆却是以治下的亿万百姓与之相比，用这种不对称的对比方法，才得出了一个百姓富庶、人寿延长的“盛世”结果。而且，乾隆手头上的数据也值得怀疑，上报的五世同堂的家庭数量很有可能是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意、故意夸大虚报的结果。

　　乾隆自幼聪慧，深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执政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使得他异常自负，这一点从他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就可略窥一斑。

　　实际上，在乾隆中期的时候，掩盖在“盛世”光环下的清王朝就已经严重滞后于世界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衰败征兆，只是师心自是、自许甚高的乾隆没有察觉罢了。

　　素材运用　《新唐书》里有一句话：“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这可以说是乾隆一生的最佳写照。为了昭示自己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贪恋虚名、漠视真相。必定会误导自己的判断力，最终得不偿失。

　话题拓展　虚荣的代价、自己的判断、公平熊希龄：从民国总理到慈善教育家

　　1920年到1949年间，香山专属于一所学校。这里的学生主要是孤贫儿童，他们在香山学习生活，直至长大成人。这所学校就是香山慈幼院，由熊希龄创办并亲任首任院长。

　　被称为“湖南神童”的熊希龄,24岁中进士，成为晚清翰林。早期参与维新，辛亥之后主张立宪。1913年，他出任民国国务总理，一年未到黯然辞职，从此远离政界。

　　1917年京畿、直隶遭遇水灾，熊希龄“复出”主持赈灾。他看到不少灾民把自己的儿女抛弃甚至标价出卖，于是决定成立慈幼局，临时收容受灾儿童。但水灾平定之后，仍有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

　　熊希龄请求北京的各慈善机构收养，但这些机构都以“容不下”为由拒绝了，他不得不考虑另建一个永久的机构。他看中了有大片空地的香山，便请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与内务府商量。因赈灾成效显著，他在香山办慈幼院的计划被批准。

　　1920年10月3日，熊希龄利用官款补助和水灾民捐余额建立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

　　开院一年以后，熊希龄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数十位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出谋划策，一起帮助慈幼院办教育，并创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香山慈幼院结合社会需要，逐渐发展成具有一个总院和六个分校的教育机构。慈幼院对学生进行饮水思源、酬报社会、为社会服务的教育。每当战争爆发，慈幼院就会组织一些高年级的同学组成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护和救济，在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女校师生就曾赶制300件和服及时捐助灾民。

　　1932年，熊希龄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捐给了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在香港逝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素材运用　香山自古是专供王公贵族、达官贵人赏玩的私家园林，却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成为爱国爱民的教育基地，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熊希龄这样的仁人志士。“戴仁而行，抱义而处”，从民国总理到平民教育家，他言出必行。

　　话题拓展　国格与人格、教育第一、转身之间

　　沈从文的侠义

　　沈从文的懦弱胆小向为人印象深刻，但他也有湘西人特有的侠义。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把女友丁玲引见给沈从文，从此开始了这两位湘西老乡的交往。1931年2月7日，沈从文在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中共元老李达夫妇，设法让当局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跑到南京，请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后来沈从文又陪同丁玲赶赴南京求助于陈立夫门下，然而，由于“案情重大”，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32年，沈从文在胡也频牺牲一年后，写下《记胡也频》一文，怀念自己在初涉文坛时，胡也频等人的无私帮助：“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

　　沈从文是最早准确肯定丁玲才情的同行，他指出，丁玲“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

　　沈从文的侠义还表现在他对丁玲和胡也频过于天真、懵懂的革命热情的提醒：“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后人能从中感到一位文人的善意和苦心。

　　素材运用　虽然营救胡也频的努力无济于事，但是沈从文依然冒险相助：在丁玲的才情还未得到认同时，是沈从文最早向同行肯定并推荐了这位民国才女。这一切努力，是凭着同仁之间的友情，更出于他做人的良知和热忱。

　　话题拓展　友情可贵、推贤进士、狭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

　　范仲淹担任北宋京城开封知府期间，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仅仅几个月，开封就“肃然称治”，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政绩。本可凭此政绩逐渐获得提升，然而他却生性耿直，不仅不会阿谀奉承，看到朝政上的过失都会还直气壮地提出批评。

　　范仲淹发现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便根据自己的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宋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吕夷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仅如此，范仲淹还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的狡诈。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蛊惑君主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将他贬死在岭南。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不久，范仲淹的妻子李氏病死饶州，他自己也得了恶疾。在附近做县令的友人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给他。劝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间”，希望他从此锁住嘴唇，不要多事。

　　范仲淹立即也回写了一首同样题目的《灵乌赋》给梅尧臣：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素材运用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对正义和真理的坚持，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和他的另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颂，其中精神也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话题拓展　言论自由、说话的权利、善于争取

　　王安石：过于自信的“拗相公”

　　王安石曾于仁宗嘉三年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但未获采纳。至神宗即位才获重用，推行新政。然因改革太急，用人失当，招致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

　　王安石的改革无疑有很多不妥之处。譬如农贷，改革的出发点是造福于农民，但官府以此为政绩考核，贷出去多表示成绩好，农民就算不需要借钱，还是照样被迫贷款，反而变成农民的负担；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查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百姓付了钱可以不当兵，结果变成本来就不用当兵的人也要付钱。这些制度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但是执行欠当，这是官僚制度中求功之人执行心切的缘故。

　　王安石很有学问，也有使命感，但他的性格阻碍了改革的施行。他个性孤傲，自信过头，甚至认为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言也没有什么可听的，祖宗更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当时人皆称“拗相公”。

王安石脾气倔，也不容易交朋友，所以满地政敌。连本来是朋友的苏东坡，后来都变成政敌。一直到他下台，苏东坡才又成为他的朋友。没有朋友，就没有人规劝，也不可能找到真正有用的、肯替国家、替他做事情的部下。他又是太强的领袖。领袖太强，手下一定不太强，这是通例。

　　素材运用　想要改变世界。一定要自己先向内修身。向圣贤学做人，才能做到“内圣外王”，此所谓兼济天下需先独善其身；并且，即使自己本事过人，也不能过于自信，谦虚一点，承认别人的长处，才不会使一腔抱负付诸东流。

　　话题拓展　善于顷听、独善其身、领导的艺术

　　猗顿：第一位富翁诞生记

　　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猗顿，没有任何背景，白手起家，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可与当时全国首富陶朱公齐名。

　　猗顿姓王，因为在“猗地停顿”发家致富而被后人称为猗顿，他本是鲁国的一个穷书生，种地养蚕都不行，不是务农的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猗顿听说全国首富陶朱公搬到自己家乡附近居住，猗顿连忙“往而问术焉”，意欲拜师求教。财神陶朱公隐居于此，做人低调，不想见客。猗顿就不厌其烦地诚心拜访，陶朱公由此深受感动，并授他八字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柠。”

　　“五牸’，即牛马猪羊驴的母牲畜。畜牧业本小利大，先畜养少数，逐渐繁衍壮大，日久定可致富。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点，迁徙西河，在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的山西猗氏南部开始了他的养殖计划。猗顿很快钻研出放牧的诀窍，并首次用杂交配种方法繁育改良后代。不久，便鸡猪满圈、骡马成群。

　　雄厚的原始资本让猗顿如虎添翼，他把眼光投向了一个更广大的领域——制盐贩盐，而他饲养的牲畜就是最好的贩盐运输工具。猗顿在盐业这一行又发明了垦畦晒盐法，大大缩短了出盐时间；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代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

　　猗顿把盐运到西域，换回一批批珍珠玛瑙、珠宝玉器，发现珠宝业的利润更大之后，他又开始钻研珠宝业。不久之后，猗顿就成了珠宝业的行家里手，他的事业由此达到了顶峰。

　　素材运用　两千多年前的“富翁诞生记”。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穷则思变、勤于学习真知、从小事做起的、干一行钻一行、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历史在前行。时代在变迁，但成功的法则不会改变。

　　话题拓展　变通的智慧、起点与终点、把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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