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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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史(World　History)并非当代西方史学的独创，实际上，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化而言，世界史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生活的世界，即通过生活经验或在他人的口耳相传中所能感知的、以及旅行所能到达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因此，无论是西北欧的游牧民族，还是中美洲的玛雅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相比，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世界史并不局限于记载自身的传统，而是也将‘他者’纳入视野”。

　　按照这一界定，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史学家，以王朝为中心、涵盖“天下”的中国学者以及足迹遍及欧亚非大陆的伊斯兰学者和旅行家都书写了自己的世界史。随着欧洲人从15世纪开始海外拓殖，尤其是在19世纪建立全球殖民帝国，一方面，世界史编纂重新向现实的、已知的世界回归，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开始凸显在世界史中;同时，欧洲凭借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和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力量而将落后地区定义为“他者”，塑造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即西方中心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主义，并与现代化、资本主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的霸权力量相伴随，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面临来自西方内部的各种质疑和批判。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学家越发重视从整体上研究全世界的历史，围绕世界史的争论也越发激烈而广泛。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不复存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地区间交往更加快捷。

　　20世纪60年代的种种社会正义运动对学术转向的影响逐渐显现，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抗争和新左派等催生了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和性别研究等新的学术领域，大学中少数族裔学者的增加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因此西方学术话语和领域逐渐转型，这一现象也促进了用超越国家的视角研究历史。 进入90年代后，史学界更加重视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和事件，一时之间，许多关注长时段、广地域的作品涌现出来，从全球或者跨国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

　　全球史(GlobalHistory)这个术语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流行起来，更加突出以全球为视角的历史研究。知名史学家伊格尔斯明确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和史学思潮的变化表明，“需要使用新的方法来从事历史写作，而这种新方法不仅对人们往往承认的历史研究依然要以西方模式为核心并把它的影响辐射到世界各地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超越了许多精心的比较历史研究和史学所坚持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它将从多极的、全球的角度来描述历史所发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剑桥世界史》在21世纪初问世可谓时势使然。

　　在后冷战时代的史学变迁中，“世界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作为一个与西方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否仍然适用，成为学界面临的新问题。尽管就目前而言，对于大多数学者，世界史和全球史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别，二者都没有精确的定义，并且与共享历史(Shared　History)、宏观史(Macro-history)、大历史(Big　History)等概念多有交叉，甚至美国知名世界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1949-2012)也曾说，“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事实上，在《剑桥世界史》中，世界史和全球史这两个词语也时常交换使用，并未作出严格区分。如上文所言，“世界史”是一个长期存在、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一种历史编纂体系，全球史是理解当下世界史的视角，是世界史的新编纂方法。

　　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本特利将全球史定义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根据他的研究，全球史探讨的是“超越民族、政治、地理以及文化等领域，对跨区域、大洋、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疾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思想观念传播以及宗教渗透和文化传统的弥散”，本特利明确指出新世界史即全球史的主题有五种，即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物种传播与交流(Biological　Diffusions　and　Exchanges)、文化交往与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Imperialism　andColonialism)以及移民与离散族群(Migrations　and　Diasporas)。

　　在此之前，本特利提出将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e　Interactions)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 上述五个主题正是本特利对跨文化互动的具体化，也是《剑桥世界史》的关注焦点，本书第一卷主编戴维·克里斯蒂安引用本特利的观点，“(本书) 关注比较(Comparisons)、连接(Connections)、网络(Networks)和系统(Systems)，而非单个社区或某个社会自己的经验”。

　　因此也许可以认为，这部剑桥史系列的最新成员虽然以世界史命名，但实际上是一部新世界史也就是全球史著作。尽管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叙事，凸显了不同文明和地区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使许多被忽略的历史在全球视角的观照下得以重新发现。然而，西方学术界的长期发展和积淀，以及西方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强势力量，赋予西方史学相对于其他国家史学的优势地位，无论其学术话语还是其理论与方法，都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有着持久而强烈的影响。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得无论从全球史研究者的地域分布看，还是从全球史成果的引介状况看，一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若隐若现，即西方史学在全球史知识等级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全球史的兴起尽管脱胎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并突出跨文化交往和互动，但全球史编纂的中心却并未跳脱西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全球史在表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上做得并不成功，甚至有一种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漠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不但拒斥其他地方经验的叙事，而且无助于认识和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这种知识等级体系同样存在于《剑桥世界史》之中。首先，虽然当代全球史研究的确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主，但绝非仅限于此;而且，尽管不同地区的全球史研究对象有很大交叉，但由于学术体系、历史积淀、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验、大众的历史记忆乃至公共舆论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全球史研究有所不同，因此各有其关注焦点与边缘领域。虽然《剑桥世界史》扩大了作者队伍和来源范围，但西方学术界在全球史研究中的话语霸权并没有被彻底颠覆。一方面，本书的作者中包括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但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和学术机构仍然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部分非西方学者在西方的学术体系内任职。而且本书的参考书目也大多出自西方学者之手，其中不少本身就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其次，从本书章节篇目中也可以发现西方的强势地位，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所占比重有减小趋势，例如在第七卷第二册中，百货商店与消费主义、现代自然科学、音乐、休闲体育乃至禁酒，尽管最终呈现出全球化趋势，但无一不从西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进程中脱胎而来;相反，非西方世界的特性反而在这一册中失声。

　　此外，在具体问题上，研究者也多从西方学术观点和概念出发，为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提供分析框架和解释体系。郑和下西洋是中外学者争议颇多的历史事件，郑和船队与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世界的交往不仅影响了明代初期的社会经济，同时强化了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洋的贸易往来。本书多处涉及这一事件，但作者从西方历史经验和理论出发，仅将其视作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相类似的远洋贸易活动，而未从中国历史出发，将郑和下西洋理解为朝贡体系和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全球史研究的另一弊端“过度全球化”，即过度强调和突出不同地区间的联系及其全球意义，在《剑桥世界史》中同样存在。一方面，全球史研究所关注的跨文化互动的确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但过度强调互动和联系却会忽视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例如，本书将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置于大西洋世界革命的框架内，强调人民主权概念对三者的共同影响以凸显三场革命间的互动。

　　然而作者却弱化了英属北美、法国和海地的内部因素，正如林恩·亨特所言，“也许美国革命的确是引发主权国家革命浪潮的第一环，但我们并不清楚，美国革命是否是一场‘病毒’，而且各地‘发烧’的原因也许并不一样”。另一方面，全球史以超越民族国家单位的方式来编纂世界史，但这并不说明国别史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通过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环境危机、身份政治和后核武器时代的地缘政治这四个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之威胁的因素，却发现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是因地而异的。

　　例如在东亚，各国缺乏一个超越国家与皇权的普遍宗教，东亚大国之间的疆域、民族、文化拥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彼此间有强烈的国家立场以及近代以来不断强化的独立意识，因此国别史对于东亚研究仍然十分重要;而且“历史不仅仅是文明史，也应当是政治史。在历史上，文明之间的彼此联系与互相影响，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控制和疆域划分，其实同时存在”。

　　《剑桥世界史》以区域为平台，民族国家几乎没有被纳入分析视野，如第七卷下册讲述1750年以来的世界，本卷作者或是探讨城市化等全球现象，或是分析毒品等蔓延世界的产品，却并未讨论这一历史巨变时期的国家。但实际上，18世纪末至今虽然只有不足三百年，但历史变迁的速度以及变迁的影响却远超此前。18世纪后期以来，民族国家迅速崛起，这即便不是影响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态，也是其中之一。 二战后的民族解放浪潮和冷战，进一步凸显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意义。全球史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的缺失，以及“过度全球化”的倾向不能不说是《剑桥世界史》的又一不足之处。此外，本书由于是多人合作编纂，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体例前后不一、内容交叉重叠和层次深浅不同等问题。在体例上，书中既有探讨宏观性或区域性问题的章节，如全球移民和白银流通， 也有聚焦于微观性或单一物品的章节，如百货商店和毒品。

　　这种体例上的前后不一在各卷或多或少地都有所表现，甚至同一卷中也有此类问题。尽管全球史下的微观视角不可或缺，但如此频繁并且以单独章节出现在这样一部纵论人类几万年历史的通史著作中，却难免令读者困惑。在内容上，本书各卷之间存在相似主题，但由于各卷之间在时间上存在一定交叉，相似主题之间也有重叠之处。小詹姆斯·韦伯探讨了1300—1900年间流行病在全球的蔓延，其中涉及15、16世纪之交新大陆开辟后的疾病传播;诺布尔·戴维·库克在讨论哥伦布大交换时，疾病也是其重要的交换内容之一;二者都认为疾病在新旧大陆间的传播并非简单的交换，而是在社会习俗、环境、整体卫生状况以及营养条件等多方因素影响下的变异。类似重叠现象在探讨性别、家庭和区域性贸易圈等主题时也有所体现。在层次上，不同作者撰写的文章，有些偏重叙事，有些侧重分析，有关于两千年间世界科技发展史的纵论，⑤ 也有对学术界关于早期现代史的研究综述。

　　这种层次上的或深或浅削弱了全书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历史认识，但却使读者难以通过《剑桥世界史》获得对某一地区或领域的全面认识。此外，我国世界史体系的创新，在完善通史的同时也离不开地区国别史的深化，在这里，全球史同样可以有所启发。随着全球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开始从全球史的视野重新审视地区国别史。正如托马斯·本德尔对美国史国际化的认识那样，“国家不再是封闭的，不再是领土上自足的，也不是内部无差别的，国家不应被理所当然地视作历史研究当然的、独立的单位”。

　　通过把传统的地区和国家置于全球历史背景之中，一方面可以深化对其历史的理解，同时也可以重估在传统历史框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与事，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对世界通史的看法也必将有所改变。世界史是多样的，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世界史这不仅因为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史料，而且不同时期对史料的解读也是不同的;不仅历史编撰方法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叙事风格和组织概念会呈现出不同的世界史;更加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特征是不断创新方法，来接近往日的真实世界，满足人类的知识欲望。当代世界史的关注对象已经超越人类甚至超越世界有机和无机环境开始引起史学家的关注，如多雷昂·萨甘和林恩·马古利斯主张以细胞为中心建构世界史，而戴维·克里斯蒂安等人主张的大历史则“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的历史之中，从宇宙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之地球”。

　　尽管其能否在史学潮流的革故鼎新中不为人遗忘尚未可知，但其新颖的视角、多样的方法和拓宽的史料范围仍值得关注。一言蔽之，所有历史研究与历史叙述都是记录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一种表达手段、一种叙事风格，这一趋向不会终结，世界史仍会以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为特征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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