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纱厂

管理模式：（明确的岗位设计）

自1899年投产至20世纪30年代初，大生纱厂的管理机构比较简单。纱厂设总经理一人，由张睿亲自担任。总经理之下设四位厂董，分别主管着各主要部门，即进出货董，负责供销;厂工董，负责生产和工人管理;杂务董，负责全厂杂务;银钱帐目董，负责财务。张誉从江西回到南通以后，在大生纱厂担任协理一职，实际掌管着大生纱厂。

在生产部门方面，根据生产程序的不同，设有轧花、清花、纺织、摇纱、成包五厂(车间)，而纺织车间又分为粗纱车间和细纱车间，此外还有引擎、机修等车间，后来又增添织布车间。而大生纱厂里的技术问题则主要依靠外国技术工人以及少数从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

车间里的管理人员又分为三级，即领班、中班和三班。最基层的管理人员是工头。近代早期国内纱厂一管理工人的方式大多采取包工制，即把整个生产的进行，用招标的方式包给工头，由工头去招进工人进行生产。工头就是第一号工人，他们专门负责监督工人生产，一般不从事工作。 “女工头有约束督率各工之权，无论生熟手均须听从女工头调派，违者初次罚，二次倍罚，三次革换。”（负强化）①可见，工头手上握有调罚工人的大权，由此，他们仗势欺压、敲诈勒索普通工人便是经常之事。

在成为大生纱厂工人以后，工厂发给每位工人一块工牌，上面写着黑字:xxx犯了什么错误，罚工多少或停工几天。工头把这个罚工牌挂在哪位工人的机器前，就表明这位工人被罚工了。

大生纱厂《厂约》规定，“偷窃”花纱被搜出的，先把偷来的花纱挂在身上游厂，然后罚站在放工桥门口示众，并开除出厂，永不复用。此外，工人若稍有“怠惰”，或达不到定额，或损坏生产设备，轻则扣罚工资，重则开除出厂。

(二)“活地狱”—工作环境恶劣（反思，没有良好的环境借鉴）

工人们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大生纱厂是在筹股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建成投产的，张睿等人由于缺少资金，因此在厂房建好，机器搬进来开始工作以后，并没有对工作环境做进一步的改善。厂房的通风性能比较差，一层的地仍然是泥地，潮湿的室内环境使泥地走起来很滑。虽然工厂也盖了工人宿舍，但住在厂里的一般是先前从上海、苏州等地请来的熟练工人，大生纱厂的大多数工人来自附近农村，基本是走着上下班的。工厂是不为普通工人提供饭食的，工人们每天来上班时都拎着一只饭篮，工厂为工人们提供“烫饭缸”。由于丁‘房不透气，生产车间就像一个大闷炉，空气恶劣，没有足够的氧气，令人窒息。“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得逐渐衰退，体内发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

(四)“被扭曲的身体”—工伤事故频繁（反思，没有良好福利激励）

农民一旦进厂做工，他们的身体便出卖了给了资方，不再由自己任意支配。工人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厂方会补贴一点医药费，但大多是杯水车薪，况且在工人治疗期间厂方基本是不发工资的。因此，在缺乏资金看病的情况下，工人经常是“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病好之后，如果还能工作，则是幸运的;如果不能工作，便有被厂方辞退的可能。大生企业和上海的许多工厂一样，都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因此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据老工人张瑞清回忆，“我们进厂的时候，大部分还留着辫子。有一次清花车间机器的皮带脱落，工人刘扣林上去维修的时候还把辫子绕在颈部，可没多久弄死，我就亲眼看见他的身子掉了下来，人头还在机器的轴上转动着，血洒了一地。”可见，纱厂工人的工作，多为看守机器，大多使用的是手部。在飞快转动的机器上摇纱、换纱、接断头，手部受伤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一旦工人手部受伤变成残废以后，他便完全失去了劳动的可能，工厂是不会再让他们继续工作的。

二、“边缘群体”—女工和童工

在近代大生企业工人中，女工和童工是工人中最底层的群体，也是工人中的“边缘群体”。纺织业中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英国等纺织工业发展最早的国家，都曾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纺织工业的主要劳动是接扣细纱或细丝，由于女工和童工的手指纤柔，比成年男性更适合这种工作，况且女工和童工便于管理。更重要的是，“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③中国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时，很自然地也把女工和童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方显廷曾统计了1930年代中国主要纺织城市中男工、女工和童工的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工业中，女工的比例大于男工:上海女工比例最高，占72.9%，无锡次之，南通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大生纱厂位于南通城西北的唐闸镇，这里原本就是农村，且村中妇女素习纺织。张警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就说过，“论工人则通习纺织，女工不待远求”，而且“通州西北乡妇女皆天足，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①然而，大生开车前夕，由于当时农村妇女还不知道进厂做工是怎么回事，同时农村中流传着“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等谣言，所以进厂的女工和童工并不多，厂方只得从上海等苏南地区招来一些熟练的女工。相反，几个胆大的孩童来到厂里，跟着熟练的外地工人接接纱头，很快就学会了，并得到一些现金。这对于手头没钱的农民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久，谣言逐渐消除，进厂做工的女工和童工便多了起来。据1899年纱厂工料总帐房报单记载，大生纱厂开工初期，细纱车间日夜两班工人为802人，其中童工250人，占当时总工人数的31.17%。②直到1933年李升伯解雇了14岁以下的童工，童工的比例才有所减少。女工，特别是新女工和女童工，处在工人中的最底层，经常受到工头和同行们的欺负。大生纱厂纺织工人的传统歌谣中，就有许多反映女工和童工的歌谣。如《童工谣》:

小辫子象灿鳝干，眼皮底下眼泪干，嘴唇皮上鼻涕干，嘴里嚼点番芋干，小

脚立仔矮板凳，八九岁小官大人样赶!①

反映出童工和成年工人一样工作。童工原先是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大生纱厂投产以后，孩童可以进厂做工拿工钱，许多家长便把孩子送到厂里，让他们挣点钱来补贴家用，而孩子们在工厂饱受虐待之后，便不想进厂了。一曲《吸罗响》唱出母亲把孩子送进工厂的无奈:“喂罗响，要进厂，小官哭吵拉住娘。心肝宝贝勿要哭，厂里转来买块糖。”②童工八九岁进厂做工，从此便失去童年的快乐，每天面对的，不是单调如一的接纱工作，就是工头和其他工人的侮辱、打骂。女工的命运并不好于童工。正如大生纱厂工人所唱的那样，女工同样是被人看不起的群体。“小伙子，娶娘子，勿娶厂姑娘，厂姑娘烂污，厂姑娘勿香。娶仔厂姑娘，困勿到天亮，三声吸罗响，只认得娘舅勿认得郎。”③女工进厂，比起男工来，有着特殊的烦恼和痛苦。女工在生理期间和怀孕、生育期间的特殊情况，并没有得到工头的同情，因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而得妇科疾病的女工占有很大比例，她们得不到医治，反而有因病被开除的危险。女童工的身体发育基本是不正常的。女工最大的困难就是要生育。大生纱厂规定女工生育时只能休息一个月，这一个月是不发工资的，厂里给予一次性补助:生男孩5元，生女孩3一4元。许多女工为了多做几天工，直到临盆才肯休息。如果女工在工厂车间里分娩，那不仅拿不到补贴，而且还要罚款，并出钱为工厂“烧利市”④。在南通有一种传统信仰叫“借死不借生”，就是说可以借地方停放死人或办理丧事，但绝对不能借地方生孩子，因为女人生小孩时流出来的血被认为是不干净的，是污秽物，如果在工厂里分娩，那么血水便会站污神灵，所以要花钱“烧利市”，以驱除晦气。

女工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要抚育孩子。女工在分娩一个月以后就要上工，为了喂奶，所以不得不把孩子抱进工厂，放在机器旁边的花纱篓子里。面对啼哭的婴儿和飞快转动的机器，女工们只好一边喂奶，一边盯着机器，一旦纱线绞在机器里，就马上放下孩子接纱，任凭孩子啼哭。在那个飞花飘舞的生产车间里，婴儿吸入飞花，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有害的。最糟糕的是，有些女工的小孩曾被卷入快速转动着的机器中致死。为了维持生计，原本作为家庭辅助劳动力的女工和童工走进工厂已经成为现实的需要，她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忍受着来自厂一方、工头和同行的欺凌，尽管有一些女工和童工开始反抗，但大多数依然如温顺的羔羊，在欺凌、辱骂中变得更加麻木了。

三、工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

(一)物质生活

尽管“亦农亦工”的方式增加了工人们的收入途径，但低微的工资和农业、手工业收入，并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相反，生活负担的加重，使他们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有的甚至还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贫穷落后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特征。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的各种产业中，棉纺织业的工资与其它产业相比，算是比较低的。解决温饱是工人劳动

的主要目的，在棉纺织工人微薄的工资里，大部分的开销用在饮食方面。朱邦兴等人在调查上海棉纺织工人的生活负担时，曾经三次调查过工人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的情况，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个四口之家，他们全年的生活费用也就在25任一400元之间，而60%以上是用在吃饭上的，用在穿衣上的开销是很少的。工人们不仅自己要吃饭，穿衣，住房子，而他们年老的父母，幼小的儿女或弟妹也要靠他们维持生活，所以负担很大。

(三)精神世界

物质生活的艰辛带来了空洞的精神世界，而贫困的精神使物质生活的改善困难重重。愚，成了工人们精神空洞的根源。他们只希望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生活，根本不会想到改良和提高他们的生活，在工头的欺负下，能进行反抗的也仅仅是少数人。

大生企业的工人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一字不识，而企业对提高工人的文化向来漠不关心。尽管二十世纪初，张警已经在南通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但普通工人中让孩子读书的，几乎没有，读书识字是他们的奢望，以工人中文盲占据了绝大多数。

基本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他们的娱乐方式也是相当低俗的。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是上海工人们在闲暇时间里消磨时间的最常见方式，来一自拟卿缴子有时会有比较低廉的或免费的演出，往往吸引着工人们前去观看，因为他们买不起大戏院的戏票。经济上的压力，资金拮据，社会关怀的缺失，以及所处环境的相对落后和闭塞，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空洞而荒凉，追求多彩的生活，只是他们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已。但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大生企业的管理还是比较完善的，企业为工人提供的工作条件和

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例如工人在农忙季节有假期。工人按时领着工资，和农村中那些连饱都不能保证的农民比起来，他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改善的，而工人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与纯粹的农村生活比较起来，是在一个更高平台上的痛苦。这也是广大农民在明知做工很苦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进厂做工的重要原因。

第三章劳资关系与生存斗争

劳资双方的对立与冲突是近代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一切劳资问题的根源。在近代工人运动中，由劳资冲突引发的罢工斗争不绝如缕。在大生企业中，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面对低微的工资和经常被罚工的威胁，工人同样以消极怠工和罢工的方式，进行着生存斗争。

、劳资关系

(一)工资与物价

工资是资方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往往是造成劳资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们带着挣钱的梦想离开家庭，走进工厂，工作时间长一点，劳动强度大一点，甚至工作条件差一点，工人尚且还能忍受，一旦资方削减工人的工资，似乎就是在挑战工人们忍耐的底线了。关于大生纱厂初期工人的工资，已无确切资料可查。穆煊等人的《大生纱厂工人生活调查》中有工人工资的记录虽不够准确，却也能反映大生初期的工人工资状况。童工日工资一般5一6分，部分男童工和青年生手女工日工资7一8分，熟手女工日工资1角多，男工在1一2角之间，少数男工和机匠以及女工头在2角以上，甚至4一5角。①这与大生老工人胡巧林在五十年代初回忆的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工资情况基本吻合。大生建厂之初，普通成人生手每天工资只有七、八分钱，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一角，童工每日只有五、六分。②

从全国来看，19世纪末期，中国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每人每日 1.5角到2角，受过训练的熟手和工头可超过2角钱，普通女工每人每日约l角到1.6角，在纺纱厂和火柴厂最低的女工工资只有5分钱，甚至不到5分钱。③以当时的物价来看，在上海，每天2角钱上下就很难维持一个壮年男工自身的生活，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了。而大生纱厂初期的工资水平，比全国平均工资还要低。1907年建成投产的崇明分厂(大生二厂)，在制定各部门和车间的章程时，

也有些条文规定了工资标准。如粗纱车间头号、2号粗纱均为“每部(车)用工3名，按车推计工资，不得出5角以外”，3号粗纱“每部(车)用女工2名，按车计工资，不得逾4角半”;细纱车间“生手女工每一车或2一3人或5一6人皆可，每部车工资总不得逾5角之外”。①由此可见，大生纱厂在创办之初的工资是相当低的。20世纪的头二十年，是大生企业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全盛时期，大生企业工人的工资又是怎样的呢?据《二十年来之南通》记载，一般男工日工资自2.5角至6角，女工日工资自2角至4角。②与初期的工相比，看似有所增长，但这二十年中，物价上涨幅度较大，远远高于工资增长的幅度。因此，工人贫困化的趋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生纱厂从高额盈余转为大量亏损，资金周转出现了困难，大生企业系统中的一些中小企业开始出现破产，这标志着大生资本集团厄运的来临。大生企业最终也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由上海银行团接管。1930年代，李升伯在大生纱厂进行“厂务改革”，推行“科学管理”，不仅大批裁减工人，提高工作强度，还降低工人工资。19犯年大生工人日平均工资0.4938元，月平均工资(以每月工作26天计算)12.84元;1933年日平均工资为0.4485元，月平均工资为11.66元;1934年和1935年粗纱、细纱、摇纱3个工种的日平均工

资分别为0.3856元和0.3632元，月平均工资分别为10.03元和9.44元。③而1934年上海申新纱厂最低时的月平均工资为12.25元，④比同期大生纱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高22.13%。申新是上海华商纱厂中工资最低的纱厂，而和上海其他各个产业的工人比较起来，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算是比较低的了。从整个工资标准来看，工厂的管理者自然拿着很高的薪水，即使在工人当中，工资也是有差距的。毫无疑问，作为工厂最底层的管理人员—工头的工资要比普通工人高出很多，20世纪30年代工头的日工资在0.50元左右，比普通工人要高出1角左右。机匠作为技术人员，在1930年代日工资达到l元以上，除此以外，他们每天还有0.1任一0.巧元的伙食费。在普通工人当中，熟练男工和女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很大，20世纪初熟练女工日工资在0.20元左右，而男工已经超出了2角;1930年代女工日工资在0.35元左右，男工可高出女工5任一200%。①工资最低的是童工，尤其是女童工的工资，日工资在3角左右，有时还不到3角。这也是许多工厂都喜欢雇佣女童工的重要因素。大生企业在工资制度上也采用上海许多纱厂的“存工”制度，即扣留每位工人头两个星期的工资。据大生纱厂工人张桂英回忆，拿钱是套了拿的，头两个礼拜没钱拿，下两个礼拜拿头两个礼拜的钱。②这就是“存工”，每个工人最初半个月的工资是不发的，存在厂里，这样工人就不好随便离厂，一旦被厂方开除或自己离开工厂，这个“存工”就被没收。这也是厂方进行剥削的一种方式。物价上涨，劳工工资的增长不可能赶上物价的上涨。“工人生活，赖工资度日，然工资与物价之变动，断不能成平行线式之亦步趋，我国实业本来正在艰阻之中，工人报酬而欲与物价相追逐，更谈不到”③。南通的物价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据1933年9月《南通》报上记载，大布每斤六角，小布每匹六角七分，饭米每石十一元二角，私米每石九元，元麦四元六角，小麦五元二角。④所以，一般说来，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大部分是根本就不够维持自己和家属的最起码生活的，“这就不得不驱使妇女和儿童进入非熟练工的市场，从而更进一步趋向于扩大失业，降低工资”⑤。米贵薪低，劳工生活困苦，从而加剧了劳资冲突。

(二)劳资冲突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既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性。这两种特性的同时存在决定了劳资之间必然是一种摩擦不断但又不会完全断裂的合作关系。⑥劳资冲突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纠纷、怠工、罢工和停业等几种。纠纷和怠工是在不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减少生产，降低产品质量的一种斗争方式，而“罢工和停业是劳资双方以中止工作作为保护各自利益的手段，前者的主动权操于劳方，后者的主动权操于资方”①。在这种博弈关系中，劳方为了增加工资进行罢工斗争时，资方则有可能采取停业、故意拖延等策略，由于劳方对工资的有很强的依赖性，其结果往往是工人迫于生计而向资方屈服，而资方会增加一点工资，但与工人罢工时提出的要求甚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罢工风潮同样席卷了江北小城南通。在穆煊等人关于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中，许多工人都谈到了自己参加“吃班”的经历，“吃班”即罢工。罢工时，工人齐声吃喝，停止做工，故称“吃班”。在南通大生纱

厂的工人中流传着《野鸡声》的歌谣②:

一声野鸡声，机器就勿灵，工人心有数，工头起疑心。

二声野鸡声，机器马上停，工头心里慌，饭捅发愣怔。

三声野鸡声，车间起风云，工头抱头窜，饭捅喊救命。

这里讲的“野鸡声”，就是工人罢工时的一种信号，事先由一人叫喊，然后集体呼应，声音很大，一阵一阵的，好像猎人捉野鸡时的叫喊声一样。这也是工人通常把罢工称作“吃班”的缘故。

除罢工以外，南通大生企业的工人最常用的斗争方式就是消极怠工，其中“东洋曲”和“跑上海”是日据时期工人们最常用的斗争方式。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抗战岁月中，这种斗争方式曾一度使日军占领下的大生企业的生产严重受挫。“东洋曲”即“做曲”，就是磨洋工的意思，是抗日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工人们便称之为“东洋曲”。每天，工人们一上班，先把机器呼噜噜地开上一阵，装作一本正经投入生产的样子，可是等不到一小时的功夫，除了排放在边上的机器以外，其余的都三三两两地关掉了。开着的机器也大都是在空转着，出现断头、空管等现象也没人去管。工人们在机器之间的过道里聊聊天、打磕睡，或者到厕

所去坐一会，使他们疲惫的身子得到放松和休息。有些女工还把从家里带来的针线活拿出来做做。一旦把风的工人看见监工、领班来到车间的时候，便预先发出警报，于是先前在休息的工人又迅速回到自己的机器前，装作工作的样子。等他一走，工人们又重新做起“东洋曲’来，任由机器空转。这样一来，生产效率只有正常生产的四分之一左右了。①在开展“东洋曲”的斗争电有些技术工人暗中在机器的传动装置上做手脚，使机器运转失灵，工人们便借口“机器不灵光，做死也不出活儿”，为怠工寻找借口，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当时海门的大生三厂只剩有五千枚左右的纱锭在工作，日产纱20多件，全年产量仅有1772件。与“东洋曲，同时展开的斗争方式还有“跑上海”。当时南通有很多人往来于南通、上海之间贩运货物，称之为“跑上海”。如果说“东洋曲”使机器设备在作用上大打折扣的话，那么“跑上海”就是让工厂的原料和产品从工厂转移到工人家庭中。工人利用放工的机会，将厂里的棉花、纱和布夹带出来，或带回家做衣服用，或兑换成生活必需品，弥补工资的不足·据老工人朱兰英回忆，由于生活越过越困难，就不得不偷纱了，最多一次身上绑了12团纱。②工人们将棉花、纱和布偷出工厂，还要经过搜检妇这一关。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工厂的严

格控制，这些搜检妇们的收入也比以前低了许多，所以，一旦工人们答应给她们好处时，她们也就不再为难工人。大生纱厂的老工人汪长林回忆说，“有一个礼拜天，我们招了八个抄腰妇，请她们吃了一桌酒。后来我们偷纱就像出会一样，通行无阻”③。

“东洋曲”和“跑上海’，是日军占领大生纱厂以后，工人们最常用的一种斗争方式，极大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地区开展的反“清乡”斗争。尽管在此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怠工方式，但规模远远不及抗战时期那样大。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对工人的组织领导，这种方式依然是工人进行斗争的有效方式。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管理概述—张謇—大生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