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传统文化讲座 刘余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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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就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个人的出彩，家庭的和睦，单位、社区的健康发展和良好风尚的形成。中国梦之所以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因为，我们党成立九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把握时代潮流，实事求是，自主探索，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在这一结论的指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和发展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出亿万人民的创造热情，实现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成就的获得，离不开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要求：“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怎样的贡献呢?

一、“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现象、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对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这种观点既缺乏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刻分析，又忽视了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特色是宗教文化。也就是说，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只不过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承担的。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由长期的宗教教育所培养起来的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①]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

中国古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提出：礼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会随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 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

在《群书治要傅子》上也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时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善政。正如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后强调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可见，要实现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忽视道德教育，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

一是“民免而无耻”，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等，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表现为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②]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

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传统道德文化可以导正人心

《群书治要孟子》上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讲到，“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就说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对窃贼给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有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也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在《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汉朝兴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转，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来，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

在《论语》上孔子也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在位者没有教导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伦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责任而走向违法乱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属于虐政。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的程序和仁爱诚信的道德情感培养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群书治要六韬》)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群书治要史记》)的理想效果。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刘余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意思是说，国君把世俗(大众)所称道的人当做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诋毁的人当做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可见，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提升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实践证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所致。因此，要加强道德建设、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下面是我的几点建议。

第一，可以挑选一些国真正通达中华伦理道德且德行兼优的教师，在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上宣讲中华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使“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深入人心，令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

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来自学校、企业乃至监狱的成功例证，为我们更加坚信唯有恢复圣贤教育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麦金泰尔：《美德的追寻》，伦敦：Gerald Duckworth，1981年，第152页。

[②]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伦敦：Gerald Duckworth，1988年。

(作者：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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