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无产阶级领导人，列宁同志的著作。无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内容，只能凭借着读书过程中的感觉，慢慢渗透慢慢领悟，总结和思考，才能有所体会。下面是我对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想法。

显然，本书的研究主体是社会革命。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过分的分析性简化”，没有严格区分开社会革命和政治冲突、集体性暴力等。作者对社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一方面，社会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动，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动虽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结构性变迁；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区别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仅仅是政权结构，并且并不必然由阶级冲突来实现；此外，社会革命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转型，比如工业化进程，其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尽管改造了社会结构，但一则没有基本的政权结构的变化，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突发的政治剧变”。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结构变迁；第二，社会革命必然导致基本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第三，社会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用作者的话说，社会革命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作者认为无论是聚合-心理学派、系统-价值学派、政治-冲突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社会革命的解释都采用的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方法。即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从而认为革命的发展是一种劝诱的过程，。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简单化。原因在于，“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的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还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即要受到“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会革命不可能严格按照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的控制所发展，即使这些集团和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关注革命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各个集团的相互互动模式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必须关注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是否产生了影响，并且对国内的各个集团的结构性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如何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大小。

具体来说，纳入作者分析视野的结构性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结合作者对三个国家的考察，其关注的三种关系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个国家的特定的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独具特点社会革命的路径选择？在此，以中国革命为例，分析作者如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这一个独特的支配阶级——士绅。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制于皇权，即帝制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和农业基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帝制中国从来没有试图永久的将官员们割裂与家庭之外，即官员和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具体来说，由于帝国的行政从来没有深入到每个村落和标准集镇，所以连接帝国国家和农业社会的纽带就落到了士绅的身上，即士绅是建立在帝制中国和农业社会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感受到这种压力的首要主体是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道道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帝国当局的财政由于自1712年来各省的土地税额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以及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同步发展导致地方官员们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领导来实现对帝国的秩序维持。这种办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层农民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无法有效的应对外部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农民对政权的矛盾，可谓内忧外患交织，且互相加剧和恶化。面对这种状况，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尤其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认识，即只有通过由中央当局发动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国免予持久的国际屈辱地位或沦为殖民地。如果说在早期是帝国缺乏真正的机会来采取主动的措施改革的话，那么此时由帝国改革官员推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则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的阻挠而告终，这加剧了支配阶级和帝国国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更为普遍、组织的更好的农村造反形式是反对帝国政权的官员，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反对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国的“会社、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和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励、彼此竞争。”即不具备以地方村社为基础的自治权，所以农民的反抗不具备潜在的革命性质。这种情势决定了，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意味着对农村社会的彻底改造，即要把农民发动起来，且同时能够有一种替代士绅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军阀控制地方基层的方式采用与乡绅合作的途径，把行政和军事控制渗透到地方基层。这就决定了必须彻底铲除乡绅对农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时重新确立中央权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逐步改变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逐渐依赖“新占的华中地区中国商人的财政支持，依靠来源于通商口岸的国际贸易税收以及西方列强的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则“把知识分子后备军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最终成功的协调起来”，成功的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社区，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一演进逻辑和路径，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和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惯性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中共的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种像法国那样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不同于俄国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两条腿走路”战略，即更多的侧重于农业的发展，注重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强调全国层面和地方、省份之间的协调与领导责任；多次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平等主义等。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