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基督教”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反思

“去基督教” 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反思 陈宗清

过去半世纪来，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世俗化是没法避免的趋势。环视四周，许多人在思想领域中寻求更大的自由，尽力远离传统的信条。近代欧洲历史，不少战争与冲突都和宗教有关，1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教会被排拒在政治圈之外，甚至逐渐被孤立。

二十世纪人文主义在美国日渐抬头，进而对基督教大肆批判，以致原本受基督信仰薰陶的地区，逐渐变成多元文化汇集的所在。如今，美国主流思想早已告別保守的传统信仰，被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所驾驭。奥巴马总统2009年4月8日在土耳其的新闻发佈会上宣称，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

薛福（Francis Schaeffer）早在四十几年前就痛心地指出，西方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已完全放弃基督教对「真理」的看法，而那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传统认为真理是绝对的，这是建立在圣经的预设上。可是大约在1890年，欧洲的观点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真理不再是「绝对的」。在美国，这情形延后45年发生。大体而言，1935年之后，西方世界对真理采取相对性的思维，基督教信仰被边缘化，薛福把它视为「绝望之线」（the line of despair）。2

东方文化向来是由异教（非基督教）或民间信仰主宰，但由于全球化的浪潮，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使愈来愈多东方人的思维与生活形态不具任何宗教特征。

世俗化的倾向使福音的传扬遇到重大的阻力，让教会的成长面临困境。过去三十来，抵挡基督信仰的普罗大众文化思想，最主要来自四方面。

1.后现代主义的横行

傅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李欧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这些大师们对传统宗教的批判，不论是宗教权力说、解构主义、或是否定「宏观叙事」等看法，都让人对基督教持怀疑的态度。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根本没法知道客观真理的存在，3 更不用说是掌握这些永恒不变的真理，结果人只能在虚无中度日，在混沌中揣摩人生的不确定性。

2. 宗教多元主义的诱惑

二十世纪下半叶，洲际之间的移民相当普遍，大都市中不同宗教的信众充斥。既然种族文化各具特色，无法比较优劣，有人便主张所有宗教各有所长，都是鼓励人寻求真善美。希克（John Hick）与奈特（Paul Knitter）是宗教多元主义最富盛名的倡导者，他们以为，每种宗教或传统只掌握部分真理，无法洞悉一切真理的实貌。

3. 世俗主义的高涨

世俗主义和世俗化有所区別。前者是相对主义和进化的乐观主义所揉和的各种现代自然主义，而后者只是描述现象，并未给予评价。世俗主义必然趋策人远离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卡森（D. A. Carson）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世俗主义本身已形同一种宗教，强烈拥护它自己所主张的「终极之善」，标榜它的信仰系统，也建立了它的伦理规范。4

4. 新无神论的崛起

新无神论是由美国《连线杂志》（Wired）在2006年倡导而流行的。5 从2004至2008年，有六本书在西方大为畅销，由五位作者所撰：哈里斯（Sam Harris）、邓耐特（Daniel Dennett）、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司丹格（Victor J. Stenger）和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他们的主要论点为，当今科学的证据已不容许任何宗教的存在，且历史上太多事件说明宗教对人类的危害。他们批判的对象针对基督教，冲击了不少知识分子。

面对以上「去基督教化」的文化潮流，本文尝试整理出过去二十年来西方基督教内的反省，说明从中衍生出的教会发展及宣教的理念，使基督的福音能继续在罪恶横行、异教丛生的世代中发光，引领人得着永恒的生命。

首先要澄清，神和基督是不会有困境的。主耶稣宣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16：18）保罗说：「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摩太后书2：9）无论世界文化氛围如何改变，基督的福音总能在险峻的环境中得胜。面对来势汹汹的世俗文化，以下五方面宣教反思很值得华人教会参考。

一、以基督为中心的宣教模式 取代以教会或传统为中心的模式

富勒神学院的教授范恩肯 (Charles Van Engen) 在1996年出版的《宣教在前进》（Mission on the Way）提到宣教的四种范式，6 第一种是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创造范式」，这模式为宗教多元主义者所赞同，强调没有任何宗教可以独佔绝对真理。第二种是包含主义所倡导的「普世救恩论范式」，主张在异教中也可以找到救恩，不过所有人最终都是因基督而得救。第三种是排他主义所主张的「教会中心范式」，常把建制性的教会视为人得救的范畴。第四种则是以传福音为主的「基督中心范式」。

范肯恩认为，今天我们必须肯定第四种宣教范式，许可文化上的多元，对不同教会传统采取包容的态度，但必须高举基督的独一性。换言之，我们不应把自己宗派的体制、形式或教义绝对化。这模式对文化某些内涵持正面肯定，但也洞悉其中因罪而来的负面影响；它要让一切文化和宗教都尊「基督为主」，因祂是唯一得救的道路。这模式可以有效地开启和其他宗教对话的管道，让基督徒明白圣灵在所有文化和宗教中的作为。

二、发展宣教型的教会── 以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为范例

「宣教型的教会」（missional church）是指，当教会处於异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整个教会事工的思考、设计和安排当以如何有效赢得周遭的人归向基督为导向。1998年哥伦比亚神学院的库德教授（Darrell L. Guder）主编《宣教型教会》一书，探讨北美教会所面对的宣教挑战，如今相关的讨论在许多基督徒群体中正热络展开。7

盖乐德（Craig Van Gelder）和芝薛理（Dwight J. Zscheile）认为，「宣教型的教会」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概念：8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祂差教会进入世界。这观念将差派的单位由教会转为神。神的使命致使祂有了教会；而不是教会有个使命。神在世上的使命与神的国度有关。这观念意指神在世界上的工作比教会的使命更大，不过教会乃是直接参与在神的国度中。宣教型教会是道成肉身式（与吸引式成对比）的事工，受差遣进入当今后现代、后基督教、及全球化的情境中。这观念要求每个教会以宣教的心态进入当地的处境，让教会的一切作为都以宣教的关切为模子。 宣教型教会内在的生命建造，专注在使每位信徒的生活成为投入宣教的门徒样式。这观念意指教会每个肢体都是传道人，在建造全身的时候，当以门徒的灵命成长为栽培的焦点，使教会能更全备地投入神在世上的使命。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是纽约救赎主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创办人，1989年神带领他去曼哈顿建立新的教会。22年后的今天，他的教会成为当今城市宣教的楷模。9其实，在他去纽约之前，完全没有城市布道的经历。从西敏寺神学院毕业后，他曾在维吉尼亚州牧会九年，於美国长老教会按立为牧师。

曼哈顿以暴力犯罪、毒品生意等大都市病态闻名，每平方英哩挤著七万人，聚集不少艺术家和音乐家、忙碌的医生、和每周工作80小时的华尔街上班族。凯勒大胆前往这个地区，以爱、智慧、和博览群籍的知识，去面对各种挑战。

凯勒的妻子开西（Kathy）与丈夫同心事奉，带着三个男孩一起拓荒教会。他们持守几个牧会原则。首先，绝对不谈论政治。凯勒讲道时总是顾及非基督徒的心态，努力从圣经中找到对信者和不信者都有益的内容。教会也在音乐和艺术上保持卓越的水平，并且鼓励信徒去爱纽约，祝福这个城市。

凯勒的作法完全符合「宣教型教会」的原则，以致看见教会明显的成长。从五十个人开始，到2008年时，主日崇拜已经达到五千人，在三个租借的场所聚会。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报告，北曼哈顿区，也就是救赎主教会聚会的所在，谋杀案件1990年有379件，2008年降低为43件；强暴案从482件减低到180件。

凯勒也注重植堂的事工。他们在大纽约市和世界其他地区，帮助175间教会植堂，采取同样的事奉哲学，同时强调「慈善和服务」事工，把基督的爱散播出去。凯勒被无数人视为「最成功的城市布道家」，救赎主教会被列为全美第十六有影响力的教会。

三、改变文化土壤的宣教策略

在撒种的比喻中，主耶稣清楚指出，听道者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路旁，二是土浅石头地，三是荊棘地，最后则是好土。如此看来，永恒的道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总会有不同的结果。同样，不同的文化对于基督福音的反应也会不同，这取决於所谓的「文化土壤」。宣教士在日本、中国、乌克兰、巴西、法国传道，因著这五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宣教果效也不同。

甚么是文化土壤？简单的说，文化土壤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经过若干时日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它包括了价值理念、宗教倾向、族群意识、民主素养等等。例如，五十年前台湾的社会封闭，以佛教为主体的民间信仰独领风骚，人们惯於到庙里烧香拜拜、在家中摆设神像祭祀；若去基督教堂作礼拜，则被视为异类，违反传统，行为忤逆。

唐斯（Tim Downs）多年在学园传道会担任传福音的训练工作，他深知「文化土壤」在宣教策略中的重要性。1999年他出版了《预约心灵沃土》（Finding Common Ground）一书，呼吁教会领袖要努力耕耘文化土壤，以致可以期待另一波丰硕的收割。他以自身的经验为例，说明三十年前用「属灵的四律」传福音还颇有效，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方式遇到许多从文化而来的挑战，成效大大减低，因为文化土壤不同了。

过去一百年，神州大地由于种种变迁，社会与政经情势动荡，明显的影响人对福音的态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在知识分子的眼中是洋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工具」，甚至1922至1927年爆发一连串反教运动，所以传福音十分不易。文革时期，所有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教堂遭关闭，当时的文化氛围让人以信宗教为耻，视为愚昧无知。很明显，这三个不同的时期，知识分子对福音的态度有相当的变化。

美国社会学者柏格（Peter Berger）在他的名著《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中，探讨了「世俗化」的原因。他提出「合理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的学说：某种概念不再被社会大众接受，是因为合理性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意识形态和以前不同了。说穿了，也就是文化土壤改变了！为了要防止文化土壤变得对基督信仰不利，基督徒应积极地投入影响文化的行列。

毫无疑问，学术界和媒体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忽略的两个文化领域。过去三十年美国福音派学者在学术界上的努力，至今已有明显的绩效。洛杉矶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莫能（J. P. Moreland）、瑞伊（Scott Rae）两位哲学教授，九十年代初期就计划为美国大学培养更多基督徒哲学教授。目前，在美国大学教哲学的老师中，竟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正统基督徒，这与三十年前只有百分之一的情形相较，真是天壤之別。10

另外，二十年前，基督教思想家暨社会学家金能斯（Os Guiness）曾大声疾呼，神的儿女要主动献身具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和新闻界。若有一个信徒到基督教电视台CBN工作，就应该要有二、三十位信徒进入CBS、ABC、或NBC等电视台，这样，基督徒才有机会扭转颓风败俗。

假如基督徒在宣教上急功近利，只盼望「收割」，却不在文化土壤上下功夫，防止文化氛围变得更不利传福音的环境，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天欧洲世俗化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传福音相当困难，因为文化土壤老早腐化，福音种子难以成长。因此，在期待任何一波福音的收成时，基督徒必须要先清除石头、拔掉杂草、挖松土壤、施肥浇灌，否则即使我们殷勤撒种，恐怕成果仍极为有限。

四、以背十字架的精神投身社会与文化更新

2010年十月，南非开普顿洛桑会议中，11 美国牧师派博（John Piper）传讲主题信息，强调要默默背起十字架来面对苦难。接着，国际医疗队的队长之妻为过世的丈夫作见证，提起两个多月前在阿富汗发生的惨剧，这是十字架道路会有的牺牲。

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周围各种人群对祂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但耶稣心中所萦绕的，却是十字架的酷刑，所以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这是诠释宣教或教会增长最生动的经文。事实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证实了这句扣人心弦的宣告。

第三世纪初期，北非迦太基的教父特土良写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正好回应了上述耶稣的宣告。在教会诞生的头三百年里，基督徒以殉道者的精神，前仆后继的摆上，虽然罗马帝国的逼迫持续不断，但到了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福音却在这庞大的帝国取得奇妙的胜利。

十八世纪末期，由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所倡导的「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竭尽所能要改革当时英国的社会和政治，他们抱持著十字架牺牲的精神，使得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出现一连串的更新运动，其中废除奴隸制度更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五、以整全的圣灵论面对宣教的挑战

萧马可（Mark Shaw）在非洲肯亚作宣教士多年，曾在爱丁堡大学取得神学硕士，美国西敏斯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他长期研究普世基督教的发展，2010年出版《全球大觉醒》（Global Awakening），阐述神在世界各洲奇妙的作为。其中第八章描写非洲过去三十年来的奋兴与教会增长，这些无一不与圣灵超然的作为紧密相连。12

任何客观严谨研究普世基督教的书籍，都会触及「圣灵更新运动」带给教会的祝福。二十世纪圣灵在普世大大的运行工作，著名的宣教学者巴雷特（David Barrett）在「普世圣灵更新」（The Worldwide Holy Spirit Renewal）一文中指出，自1900年起至二十世纪的末了，共有七亿九千五百万的信徒经历了圣灵的更新。这种圣灵更新的工作，不仅在美洲白人的教会中，更是扩及至各大洲。

圣灵更新运动横扫全球，在白人、非洲土裔、非裔美人、巴西及葡萄牙人、菲律宾人、华人、印度人、印尼人、韩人、拉丁或西班牙裔当中，都曾出现。根据《圣灵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一书，作者塞南（Vinson Synan）的统计为，到公元二千年时，全世界的人口共计六十亿余，而基督徒的总数为十九亿九千万余，其中天主教徒佔十亿余，而受圣灵更新运动影响的基督徒达到五亿三千万。换言之，全世界有五亿以上的基督徒投身在这股浪潮中。13

使徒时代，教会也无异置身於「去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主要是受希腊文化、宗教和罗马皇帝崇拜所影响。可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却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

结语

目前，英国最大的教会「王道国际基督徒中心」（Kingswa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在周末有好几堂崇拜，通常总共有一万两千人参加聚会。14 不仅如此，这间教会在伦敦和奈及利亚已经建立了十间分会。这间教会的创始牧师阿实摩洛窝（Matthew Ashimolowo）是奈及利亚裔黑人，他原本为伊斯兰教徒。

2005年圣诞节，萧马可参加了这间教会的圣诞节崇拜。阿实摩洛窝以路加福音第一章来宣扬圣诞节的信息，他认为，基督是圣诞节的第一个神蹟，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则是圣诞节的第二个神蹟。整篇信息围绕着37节「对神而言，没有一件事不可能！(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注：和合译本译为「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阿实摩洛窝的事奉哲学。在面临「去基督教文化」潮流的今天，我们仍然深信，对神来说，任何环境绝非是「宣教困境」，祂总是能让我们看见「出路」，因为没有一件事，祂无法成就！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本刊主编

注：1. First Things 64 ( June/July 1996): 27-32。　　2. Francis Schaffer, The God Who Is There, 14-15页。 3. 麦卡伦等着，《解毒后现代》，33-47页。 4. D. A. Carson, Christ & Culture Revisited, 117页。 5. 参《恩福杂志》37期，(10, 2010): 14-18。 6. Charles Van Engen, Mission on the Way: Issues in Mission Theology, 169-187页。 7. Darrell L. Guder, ed., Missional Church: A vision for the Sending of th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18-45页。 8. Craig Van Gelder, Dwight J. Zscheile, The Missional Church In Perspective: Mapping Trends and Shaping the Conversation, 4页。 9. Tim Stafford, “How Tim Keller Found Manhattan,”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09):20-26。 10. Agnieszka Tennant, “Masters of Philosophy,”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03):46。 11. 王东，「洛桑会议札记」，《杏花杂志》，2010第四期：38-48。 12. Mark Shaw, Global Awakening, 159-175页。 13. Vinson Synan,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 372页。 14. Mark Shaw, 159-160页。藉我赐恩福微信ID:makemeabless1.点击历史信息，查看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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