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影红

摘要：北宋初年的集权措施使北宋经济繁荣一时，但其弊端的一面却导致了“积贫积弱”局面的形式，鉴于此，北宋宋神宗于1068年命宰相王安石主持变法，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主要从理财、整军、科举三方面入手，达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最终新法以失败告终。新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不单是因为其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和政策也值得检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募役法；制置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公元1021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王安石有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意为：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可见他的决心。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

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

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抑制兼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新法的内容包括理财，整军，科举三个方面。

“富国之法”的主要内容是：（1） 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2）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3）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账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4）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5）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6）均输法。主要内容有：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必须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另外，还赋予发运使一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适当地采取一些权宜措施。

根据辽、夏不断进犯，边塞告急的现状，王安石认识到必须增强朝廷对付“内忧外患”的能力，推行“强兵之法”：（1）保甲法。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论主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2）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100多将，每将置正副将各1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州县不得干预军政。 （3）保马法。规定百姓可自愿申请养马，每户一匹，富户两匹，由政府拨给官马或给钱自购。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马病死则要赔偿。 （4）政府下令设置军器监，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取士之法”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青苗钱“岁收息三百万贯”；免役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而且役钱并非专用于雇役，“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财政状况大大 改善，“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轰轰烈烈的变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

列我就六方面论之。

（明）范光宙《史评》卷九《王安石新法》，转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宋史》卷328《安焘传》

第一，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

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如参知政事吴奎、唐介等人对王安石的意见，虽有程度的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是觉得王安石的修养不足以担当宰相的重任，而只能当皇帝的顾问、秘书等位居清贵而不负实际责任的工作；还看不出他们因为感到王安石代表了什么中小地主的利益，而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意思。其实，他们的意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攻讦。变法以后种种事实表明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王安石的“知己”。 当时反对新法的大臣，如欧阳修、韩琦、苏轼、司马光等并非是完全的守旧。这些人都参与过“庆历新政”，是曾经主持过改革的人。在推行新法之中，他们看到了实际中新法的不足与错误，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王安石能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搞好团结，修改一些条例，也许变法会有成效的。

第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

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第三，国家对商业实行垄断——市易法本意是打击商人，平稳物价，帮助小商人。但事实上没有达到如此效果，第一设市易司不过是由国家代替大商人把持市场，搞垄断罢了。市场被垄断的局面依然不变，物价不可能会平稳。第二，由官吏们控制商业，很可能在交易时凭借权势压价购买，高价出售，例如：管理市易司的吕嘉问就是这样干的。这样一来便大大打击了民间商业，连最处倡行市易法的魏继宗都说：“愤惋自陈，以消市易主者摧固培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梁启超对王安石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他也认为市易法是不可行的，甚至是害民的。“‘以吾论之，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其不可行的理由有二，一是市易法与青苗法的性质相似，皆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虽然，银行之为物其性质宜于民办，而不宜官办。二是由国家笼天下之货专卖之，此近世社会主义派所主张条理之一种。其不可行就在于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若国家为惟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故当时诸法中惟此最为厉民。”

第四， 刚愎自用——“荆公以古之道，变今之俗无不可者，顾一代成法扫地无存焉，其更张既聚，而其执拗又甚，攻之愈众而持

坚，余故曰荆公之法非尽不善也，荆公之拗而执以为是者，则天下后世之乱首也。”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

【4】梁启超《王荆公传》，转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第五，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在朝廷和地方上，都有一批顽固坚持反对变法的人，他们或以坚持“祖宗之制”，攻击诋毁新法；或利用职权阻挠、延缓新法的推行，甚至鼓动下属官员，谎报情况抵制变法。神宗在反变法势力的包围下，对变法也是一再犹豫动摇，没有一个坚定的态度。

第六，从用人上看，王安石可以说是用人不当,这也是历来被史学家们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变法、要改革，首先要有变法之人、改革之人。韩绛、吕惠卿、吕嘉问都是王安石亲自选拔的人才，又是变法派的骨干力量。但是最后，有的人被使用不当，有的人背叛了改革。如：韩绛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却自愿前往总督西夏军事，结果一败涂地。熙宁四年（1071年），西夏攻陷宁浚城，韩绛罢知邓州。吕嘉问被王安石任以市易司，执行市易法。吕嘉问却大搞贪污腐败，对商人强买强卖，中饱私囊。事情败露后，王安石还一个劲地袒护吕嘉问，可谓不知人矣。吕惠卿原本集贤院校勘，一个小官。他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声称支持变法。在王安石的举

荐下，平步青云直至参知政事。当了参知政事后的吕惠卿都处处与王

安石为难，阻碍变法。

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

摘自叶坦：《大变法》，三联书店1996年版

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

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佑初期全被废罢。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单一一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不仅因为新法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还有其政策和做法上的一些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那么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

【2】（明）范光宙《史评》卷九《王安石新法》，转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宋史》卷328《安焘传》

【4】梁启超《王荆公传》，转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摘自叶坦：《大变法》，三联书店1996年版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