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鸿门宴上的座次谈古代座次礼仪 

令狐采学

鸿门宴上，司马迁着意描述了宴会上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就是说，项羽和项伯面向东坐，范增面向南坐，刘邦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侍奉、陪席。这一描述看似寻常之笔，实则大有深意，它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古代，人们交往中的座次也是很讲究的，它显示着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表现着主人待客的不同态度。因此，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处所，有着不同的礼节规范。

就宫室内的座位来说，有着堂上和室内的区别。我国古代宫室的主要建筑物一般为座北朝南，通常是堂室结构，前堂后室。其内部空间前部分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的后面是室，住人；室的东西两侧是房，分东房和西房。如《礼记·问丧》中有“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的句子，可见其堂在前，室在后的位置。

    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是南向为尊。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因此，古人常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称臣叫做“北面”。古代的“南面”就是坐北朝南，即面朝南坐，其位为尊为上；“北面”就是坐南朝北，即面朝北坐，这相对“南面”就有些低下。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代师生在课堂上教学，老师面朝南坐，学生则面朝北聆听老师的教诲。如《汉书·于定国传》：“北面，备弟子礼。”也就是说，面朝北对老师行学生敬师之礼。二是古代的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时则面朝北，所以，对君主称臣则为“北面”。如《史记·田单列传》：“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这里的“北面于燕”就是对燕国称臣的意思，王蠋虽然是个普通的平民，但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誓死不对燕国称臣，也就是不向燕国投降。

     室东西长而南北窄，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古书上有“东家”、“西宾”的说法，即是就室内而言。古人将宾客和老师都安排在坐西朝东的座位上，以表示尊敬。所以，对宾客和老师也尊称为“西席”或“西宾”。《称谓录》卷八有载：“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唐朝柳宗元《重赠刘连州》诗中有“莫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的句子，这里的“西宾”就是对家塾老师的敬称。客人的座位在西，主人陪客的座位则在东了，所以把主人称为“东家”。

    古人设宴，对座次安排十分讲究，主人坐什么位子，客人坐什么位子，都有严格规定，乱坐就有喧宾夺主，以下犯上之嫌。现在，我们再看“鸿门宴”上的座位次序。举行宴会当是在室内，而不能在堂上。项羽、项伯朝东而坐，最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的位置；项羽让刘邦北向坐，又卑于范增，不把他看成与自己地位匹敌的宾客；张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场人中最卑的了，不能叫坐而叫侍。刘邦的参乘樊哙得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冲入营帐，“披帷西向立”。樊哙地位比张良又下一等，此时他虽然“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却仍然不忘规矩，不仅站立，而且“西向”。樊哙的“西向立”，正表明“西向”是最卑的位次。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一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就是通过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表现项羽藐视刘邦，以尊者自居的骄傲心理，由此细节，可见项羽骄矜专横、唯我独尊的性格，也可见刘邦忍辱屈从、顾全大局的雄心。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对“鸿门宴”上座次的描述绝非寻常之笔。

以东向为尊，在史书中有充分的反映。比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候田蚣专横跋扈，妄自尊大，他做了宰相后，“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田蚣以汉相自居，连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也是王太后的亲哥哥）也不放在眼里。《史记• 周勃世家》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自居东向的座位，很不客气地跟儒生们谈话。《汉书• 王陵传》项羽取王陵母置军中，王陵的使者来，项羽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打算用对王母的这种礼遇来招降王陵。

以上是就堂上和室内而言，如在车骑上则与此不同。车骑上的位次是以左为尊的。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这里的“虚左”就是空出车骑左边的位置，以表示对人的尊敬。今成语有“虚左以待”，本意即如此，不过这里的“左”已泛指席位左边的位置，而不单单指车骑位置了。

    另外，我国后代常用左右来代替东西，即左东右西，同今天地图上的“左西右东”正好相反。如《晋书·温峤传》：“元帝初镇江左。”这里的“江左”就是“江东”，也就是长江以东。这样，便由室内座位上的以西为上为尊，引申出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下为卑。古时官场座次尊卑有别，十分严格。官高为尊居上位，官低为卑处下位。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这里的“位在廉颇之右”就是位在廉颇之上，也就是蔺相如的官职比廉颇高。此外，在官职调动上，还有“左迁”的说法。所谓“左迁”，就是贬官、降职。如白居易《琵琶行·序》中说：“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司马。”他由太子左赞善大夫降职为江州司马，成为一个“无言责，无事忧”的闲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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