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迅速扭转困难的经济局面。会议参加人数之多，民主空气之浓，影响之深远，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少有的。陈云在会前、会中、会后所表现出来的方法、作风和品质，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给后人治国理政留下诸多教益。

　　会前：调查研究，寻找症结，谋事思道

　　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还处于探索之中。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全局性失误，使得经济严重失衡，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困难。为了摆脱困境，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八届九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掌握实际情况，寻找问题症结，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首要步骤。当时中央已经明确，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扭转经济形势。因此，中央领导人把调查研究的重点都放在农村。毛泽东带领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调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调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调查；邓小平、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进行调查。各调查组的活动大都持续了一个月。

　　陈云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分管财经工作，也进行了调研。他的调研活动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调研时间长、区域广，涉及工农业两个领域。在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之前，从1960年9月中旬至12月上旬，陈云已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农村生产、灾情及农民生产安排等问题，也了解了部分地区化肥和钢铁生产问题。1961年三四月，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听汇报、召开座谈会，较为全面地调研了如何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问题。6月至7月，他在上海青浦集中调研农作物安排、自留地、养猪等问题。随后，又在浙江和江苏等地，同省、专区、县、生产大队等不同层次的干部座谈了这几个问题。10月中旬到12月上旬，在北京先后召开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座谈会。

　　第二，善于抓主要矛盾，突出调研重点，直触问题症结。当时经济工作中的突出矛盾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和猪肉供应紧张。为解决这一矛盾，陈云在农村调研的重点是：水利、母猪私养、是否种双季稻、适当余留农民自留地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这些都是促进粮食和肉猪增产的关键环节，政策是否恰当对缓解市场紧张状况至关重要。在工业方面，陈云着力调研了发展化肥工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农业增产直接相关。同时陈云还调研了煤炭、冶金这两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第三，调研方式多样，方法灵活，体现了领导者的智慧和魅力。陈云的调研活动方式多样，有实地考察、听取汇报、个别谈话和调研座谈。他组织的调研座谈会很有特色。比如：煤炭座谈会前，他说明座谈会要根据典型的情况（从61个直属矿中选了6个矿）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意见，也可以有不同意见，意见相同也不作决定。讨论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内部的问题，一类是煤炭部、全国范围的问题。讨论方法是先由各单位报告，再作专题讨论。钢铁座谈会与煤炭座谈会开会方式有所不同：不是先由一个个钢厂汇报，而是由冶金部统一汇报，边汇报，边讨论。座谈时陈云聚精会神地听发言，记要点，不断鼓励与会者实事求是、讲真话。在陈云的鼓励下，与会者都放下顾虑，讲真话，说实情，共同研究问题。陈云也参与讨论，并提出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第四，善于从了解到的现象中，研究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提炼出上报中央的政策和措施。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陈云重视全面、细致地了解情况，也善于深入、综合研究了解到的情况，并能很快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为了解青浦小蒸公社的情况，陈云开了十个专题座谈会，对其中最要紧、也是群众最关心的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三个问题，作了全面、比较、反复的研究。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报告，并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情况。邓小平将陈云的信和三份报告，一并印发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调整中央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陈云在集中调研化肥工业后，也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详细论述了氮肥厂的规模、氮肥的品种、氮肥厂建设的部署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进行的调查研究，使他对“大跃进”运动以后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和问题的症结，有了清晰深刻的认识，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措施，已经谋略在胸。

　　会中：沉着冷静，全局在胸，高度负责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人大都在大会或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强调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分析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建设、建立经常工作、培养选拔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等问题。林彪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方针两个问题。周恩来在福建组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朱德在山东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讲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发展生产的问题。

　　陈云是唯一在大会、小会上都没有发言的党中央副主席。当时会议民主气氛之浓厚，是与会者公认的。作为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陈云为什么大会、小会都不讲话呢？

　　1988年5月2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陈云说出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的原因。由此，笔者认为，陈云之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发言，应该结合当时的会议情况和他的性格特征进行探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说违心话、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团结和权威，是陈云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突出的政治品格。七千人大会时，陈云对经济工作的症结、对如何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心中有数。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7日结束的。2月8日，陈云即到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一方面谈了改善思想方法和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就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些内容在2月23日西楼会议和2月26日国务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说明，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时已有了这些想法，否则不可能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谈出这么多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意见。大会上反映出来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是他前一段调查研究的继续和补充，进一步丰富了他对问题的认识。但刘少奇在报告中已代表中央对这些年中央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也十分诚恳地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陈云，在大会上再对以往经济工作进行分析，提出经济调整的意见是不恰当的；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在大家都热烈讨论经济工作的问题时，不谈自己主管的工作，而谈其他，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特别是前一阶段中央经济工作在指导方针上还存有分歧的背景下，陈云的发言的确容易引起毛泽东的“难堪”。当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国民经济调整上来是会议的大局，也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毛泽东的权威是与中央权威紧密相联的，有着坚定党性原则的陈云不说让“毛主席难堪”的话，不是上下级在意见不完全一致时自保的选择，而是维护中央权威的自觉。在经济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任何削弱中央权威的言论，都将给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带来阻力。可陈云又不会说“和稀泥”的话，所以，选择不讲话，这是陈云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第二，这次会议只是“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5页。），大家思想认识还不完全统一，还处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出怨气的阶段。参加会议的陈丕显说：“出气大会，是在出席一月扩大中央工作会议的七千人范围之内，……我们说：上下通气的精神是要的，但出气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要上下通气，不要光出气。” 陈丕显在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2年10月25日。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思想状态。在这种思想状况下，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陈云再提出对以往中央经济工作的批评意见，只会增加部分与会者的怨气；提出克服困难的措施，与会者在情绪亢奋的状态下，也未必能够得到很好地理解与贯彻。此时，选择不讲话是他政治稳健的表现。

　　第三，总结经验教训、反思以往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统一全党对经济困境和克服困难思路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没有成功经验借鉴，认识的统一更要有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此是有共识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8、300页）。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也说：“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7页）。大家还处在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作风向来沉稳的陈云，选择不讲话是明智的。

　　会后：启发根本，献计献策，工作抓实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2月8日，陈云出席了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讲了话。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阐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第二，充分肯定了七千人大会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下通气的作用，“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陈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页。）第三，在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上初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解决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的办法：“一是增产，二是进口，三是压人，四是少吃。”（《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让陈云讲话，陈云不讲，为什么会议结束后就到陕西组讲了话？从陈云讲话的内容看，前两点与他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感受有关。七千人大会，上下通了气，初步总结了经验，但对这些感性认识，还要进行理性分析，才能找准问题的症结，这就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需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会议上的各种发言表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之所以盛行，与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党内民主不畅有着直接关联。要扭转和纠正这种狂热盲目的思想风气，端正思想方法是根本途径，同时还需要党内民主氛围。陈云讲思想方法，是想从深层次推动全党正确认识当时面临的困难，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讲党内民主，特别是强调党的干部要注意听反面意见，是想畅通党内言路，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克服严峻的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似乎与经济工作无关，但却与会后形成并落实正确的调整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陈云的讲话触及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的根本。

　　至于讲话中对经济工作的意见，是陈云前期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进一步推出成熟部署的前奏。经过七千人大会对前一阶段经济工作的反思，全党的注意力开始集中于谋划克服经济困难的良策。因此，陈云在小范围内与党内同志共同探讨经济调整的思路是顺理成章的。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这是中央高层商讨国民经济调整思路的重要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刘少奇让陈云发言。2月23日，陈云就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目前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三是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四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五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针对存在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的发言，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措施，使调整思路清晰起来，在中央领导层内受到很大关注，特别是引起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刘少奇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由陈云到会上再展开讲一讲，统一认识。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提议国务院全体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再次阐述并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发言的内容。这次讲话同样受到与会者的称赞。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提出，将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发言和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近几年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整理出来，以便让更多人了解。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邓力群等编辑了《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一书，收入了陈云1956年1月25日至1961年8月8日间的讲话及文章共15篇。

　　与此同时，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刘少奇、周恩来主张陈云任组长，陈云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最后，议定李富春任组长，周恩来、陈云等为成员。

　　3月7日，陈云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七个问题，除关于经济调整工作的具体筹划外，还提出两点对经济工作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意见：第一，“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调整计划的实质“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208页）。第二，“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陈云文选》第3卷，第211页）。陈云讲的这两点，对扭转当时国民经济面临的困境，对以后经济工作的发展，都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页）。这副对联，是周恩来对陈云讲话精髓的生动概括，体现出他对陈云观点的赞赏。

　　3月12日、13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央批转陈云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会上，刘少奇再次提议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

　　陈云当时在杭州疗养，得知这个决定后，表示以不变为好。刘少奇答复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的讲话整理稿，表示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表示同意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是当时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一领导机构的成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国民经济调整措施的落实。

　　3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的讲话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反响很大，纷纷要求扩大到地、市级。4月2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和讨论陈云等同志的讲话范围的通知》，决定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这些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陈云的讲话，为什么能受到全党的拥护？

　　第一，陈云睿智的思想特质，源于他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陈云的讲话处处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这使得他的讲话有着独特的思想魅力。哲学的洞见，不是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而是智慧的表现。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是否有智，与人的哲学修养密切相关。所以，陈云晚年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页。）他把一生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从思想方法上概括为“十五字诀”，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

　　第二，陈云的讲话受到全党拥护，主要原因是他的主张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前文提到，从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陈云有过四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每次都在一个月以上，而且都是亲自参与实地调查。这些调研，为陈云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基础。陈云有句名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陈云文选》第3卷，第189页。） “正是在这些调查研究（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的基础上，1962年2月，在西楼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云的讲话中，才有可能深刻地分析‘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并提出重大的调整部署”。（ 苏星：《回忆陈云主持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有了共识，形成了正确的决策，拟订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办法，还要扎扎实实地贯彻于实践当中。陈云在这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大政方针确定后，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对调整工作进行了筹划。4月30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措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中央财经小组的领导下，中央下达的一系列国民经济调整措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从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八字方针，经过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经济就基本恢复了，一九六四年开始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六五年经济形势更好，生产欣欣向荣，市场活跃，人民高兴，我们的国家又恢复了元气，而且向前发展了。”（《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毛泽东实在是喜欢胡乔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片大文章。十年间，胡乔木是秘书、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学生

　　1941年初，29岁的胡乔木迎来了他人生的“双喜临门”。这年1月，他第一个孩子胡木英出生；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满面春风地走进胡乔木的窑洞，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这可真是太突然了。

　　胡乔木寻思自己连毛主席的面都没见过，怎么会点名叫我去呢？王若飞笑着说：“主席看到你在《中国青年》上那篇《青年运动的思想问题》，写得好啊！”就这么简单，胡乔木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孔子曰：“三十而立”，3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谓是盛年的开始，对于胡乔木来说，更是他人生的起点。

　　从“校对”开始，进入权力斗争核心

　　报到当天，毛泽东和他见了一面，毛泽东也就简单寒暄几句，知道来了个新秘书。刚开始，没当过秘书的胡乔木有点不能进入角色，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作为文化秘书，该从何做起呢？

　　第二天，胡乔木敲开毛泽东的门，看见他正在看《六大以来》的清样，便主动请缨：“主席，我来看这个吧？”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接着又道：“校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细心。校对也叫校雠，要想对待仇人一样把错误校出来。”或许胡乔木当时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共党内最高的意识形态交锋中，也就当然成了毛泽东的“天子门生”。

　　毛泽东受到《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为打击党内政治对手、掌握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于1941年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其中收录了从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直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中央和主要领导人公开发表的五百余篇文件，将毛泽东确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以中共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并遵循这一主线对所收录的一些历史文献进行了删改。《六大以来》的编辑是毛泽东“从人到神”的第一步，而胡乔木参与其中，从此胡乔木鞍前马后追随毛泽东。

　　很快毛泽东就发现胡乔木的才能。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五天后，毛泽东把胡乔木叫到办公室，他习惯性地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首先说说想法，供你参考。”接着毛泽东谈了四点框架性观点，一说完毛泽东就告诉胡乔木：“你现在就动笔，把它写出来，写完给我看看，明天见报。”一个小时后文章写出来了，毛泽东看了看，只是稍作修改就发表了。要知道，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在痛苦地沉思，直到7月初才缓过劲来。从此之后，胡乔木的社论一篇接一篇，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声音，鼓舞了中国军民。

　　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代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在前往重庆的飞机上，胡乔木问毛泽东：“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沉吟片刻，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不害怕!”“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生病了。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此时，延安的主要医院都撤离了，留守的医护人员又不济事。12月，胡乔木回到延安，见到了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陪着毛泽东散了一次步。毛泽东告诉他：“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他兵散了，新闻检查也取消了。”

　　在之后胡乔木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担负起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重使命。1948年4月，胡乔木被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其中《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成为解放战争中犀利的投枪。吴冷西曾回忆说：“胡乔木头脑中似乎有一部计算机，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稿件，哪怕是很细微的差错，他都能准确地挑出来，又被重新正确处理。”

　　1950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中共可能将东北、内蒙古和新疆送给苏联”的言论。这个谣言使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很紧张，他和莫洛托夫商议后准备共同发表一个声明。毛泽东连夜起草了这份声明，立即发回国内。在电报后面他特意注明：“用乔木名义发表。”毛泽东竟然为胡乔木捉刀代笔，虽然这在毛和胡之间是一个特例，但也是一个秘书最大的殊荣。

　　胡乔木给毛泽东当秘书整整十年了，毛泽东实在是喜欢胡乔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篇大文章。十年间，胡乔木是秘书、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学生。

　　紧赶慢赶，跟上毛泽东

　　195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立即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来驻地开会。“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这个开场很让人不安。果然，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毛泽东右手拿着烟，左手拿着《人民日报》继续骂道：“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的会议你们都是参加的，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坐白板凳。”胡乔木刚解释了一句，毛泽东就接着骂：“叫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现在是百家齐鸣只有马家不鸣（指马克思家）。”

　　6月13日，毛泽东又送给胡乔木一份《北京日报》，上面批道：“比《人民日报》编得好，你们的水平要提高……文字也有八股味，希望思索改进。” 跟了毛泽东十五年，这是第一次被批评有八股味，这叫胡乔木很揪心。当晚，他跑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毛又叫上吴冷西一起谈。这一次的谈话很成功。先从西汉刘邦知人善用谈起，最后毛泽东答应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多给《人民日报》写写稿子。

　　6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连发六篇社论，胡乔木终于再一次跟上了毛泽东的脚步。

　　“彭老总的信也可能适得其反”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纠“左”会议，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正当胡乔木等几个秀才起草《庐山会议议定记录》时，彭德怀杀了出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7日上午，胡乔木收到了毛泽东印发的彭德怀的信。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和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谈起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与他们起草的《议定记录》思想一致。吴冷西和田家英都觉得“由彭老总出面说话，有分量，作用大”，胡乔木却摇头道：“也可能适得其反。”

　　果然，7月21日，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叫他谨慎些，少讲话。可张闻天还是“把他想讲的都讲了”，张的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2日他找柯庆施谈了，表达了不满，说要“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23日，会议形势180度大转弯，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

　　在小组会议上，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几个“秀才”都说了支持彭德怀的话，以胡乔木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建议大家“赶快写一个检讨”，胡乔木说：“话不要多，几百字就行了。”毛泽东对胡乔木说：“秀才们表现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显然，胡乔木在大会上支持彭德怀纠“左”，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的话已经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接下来的几天，胡乔木的心一直悬着，直到7月30日，杨尚昆跑来告诉他：“主席已经要我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的问题了。”胡乔木长舒了一口气：“毛泽东饶了我们了。”

　　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胡乔木的日子一样不好过，尽管胡乔木心里清楚，毛泽东是在颠倒是非黑白，但是在维护毛泽东的问题上胡乔木是不打马虎眼的。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有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是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听毛泽东这么说，胡乔木算是彻底放心了，可同时又生出一股卑微之情。最终，胡乔木以大局为重，振奋精神起草了大会决议。但是从内心，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庐山上下来，“大跃进”一发不可收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打击。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三个月来疗养的情况，表示不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遗憾。不久，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第三天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不问时事。做一、二、三年休养的打算……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胡乔木追随毛泽东20年，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标志着胡乔木“被休假”了，是靠边站，也是保护。

　　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胡乔木看到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那篇《评海瑞罢官》，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出大事。得知毛泽东在杭州开会，胡乔木请求“趁主席在杭州见一见、谈一谈，向主席倾诉这几年的心里话” 。胡乔木的求见迟迟没有消息，这不禁令他黯然神伤。正当他和夫人准备从上海回京时，杭州方面紧急打电话来叫他去见毛泽东。胡乔木车头调转，直奔杭州。

　　从1941年起，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交往已经有25年了，25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和毛泽东见一面竟然有这么难。终于见到毛泽东了，他却忘记了早已想好的话，还是毛泽东很明朗，他告诉胡乔木：“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便是毛泽东最后的嘱托。

　　自此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尽管胡乔木多次求见，都被江青挡下。说起胡乔木和江青，两个人的关系颇有些微妙，论职务胡乔木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江青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他算得上是江青的老上级了。可是在另一种场合中，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夫人。对于这种微妙关系，胡乔木的态度是对江青“敬而远之”，这又犯了忌。你和人家老公纵论天下、探讨文章，却对人家老婆“敬而远之”，不要说江青难伺候，就是一般女人也会心里不痛快。

　　1961年夏天，胡乔木开始休养后，闲来无事便开始写些诗词，并呈送给毛泽东欣赏，以此保持与毛泽东的沟通。收到胡乔木的诗词，毛泽东非常高兴，忙里偷闲地做些修改工作，两人你来我往，品诗论词，胡乔木的诗词经毛泽东修改后，接连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没想到，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厉声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心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工作。”胡乔木顿时傻了。

　　毛泽东：“胡乔木怎么挨斗了？”

　　1966年5月末，胡乔木的老朋友、毛泽东另一位得力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上吊自杀，年仅44岁，胡乔木悲从中来。不久，厄运又降临到自己头上，回京后，康生找胡乔木谈话，以修路为由要求他搬出中南海，尽管康生客客气气，但胡乔木一听就明白，自己被逐出中南海。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广场上山呼万岁，胡乔木忽然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他侧眼看了看距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然后沉默着，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使命就是站在这里，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12月25日，毛泽东生日的前夜，一群红卫兵冲进胡乔木的家，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批斗大会，胡乔木失眠了，精神很萎靡，他弯腰谢罪，坐着“喷气式”在寒风中颤抖。给胡乔木安上的十大罪状中第一条竟然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胡乔木真是欲哭无泪。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乘车经过南长街，当行驶到南长街123号时，毛泽东看到了“打倒胡乔木”的标语，就问张耀祠：“胡乔木怎么挨斗了？去看看。”可惜，胡乔木搬来后一直没有启用南长街这边的东门，而是走北门进出，毛泽东吃了“闭门羹”，不过毛泽东来看胡的消息还是传开了。要知道，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厉害的保护伞。

　　胡乔木听说毛泽东来过的消息，立即写信解释大门不开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晚上，汪东兴先到了，与胡乔木一起在客厅等，到了12点才接到中南海的消息——毛泽东不来了，原因是和江青吵架了。心意已到，胡乔木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

　　1973年，邓小平复出，之后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拉上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几个秀才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跟随邓小平复出的胡乔木开始与“四人帮”唱起了对台戏。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在为《创业》、《海霞》两部电影申诉和评《水浒》的斗法中占了上风。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作为邓小平的智囊机构，政研室自然难逃其咎。江青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江青还说，胡乔木“是一个坏人”，而邓小平“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胡乔木又“靠边站”了。毛泽东去世后，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秘书，胡乔木被排除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外，胡乔木没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这令他抱恨终身。

　　作为中国最理解毛泽东的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担负起了为他盖棺论定的重任。198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挂帅，胡乔木负责。当时，如何评价毛泽东，党内外是有分歧的，中央的意思是既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又要说明毛泽东的错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20多年，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更是朋友，维护毛泽东他责无旁贷，也是因为深刻地了解毛泽东，胡乔木对毛的错误也是心知肚明。《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负的主要责任，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一面。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