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与“胡适之”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由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题，其中有一题就是对对子。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结果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其他考生的对句则五花八门，有对“唐三藏”者，有对“猪八戒”者，皆不及格。有个别考生对出“祖冲之”、“王引之”者，差强人意。只有一人对以“胡适之”（即胡适，字适之），受到陈寅恪激赏。陈大师甚至还表态说：“就凭这三个字，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

那么，为什么周祖谟的对句能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呢？周祖谟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及此联：“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好。”

而在陈寅恪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说得就更详细了。1965年，76岁的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追忆昔日命题经过时自道，“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 “猢狲” 即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胡孙”即“猢狲”，与“韩卢”一样，为单纯词。而对以“祖冲之”，虽然“祖孙”也成对，但终不如“胡适之”来得工巧）

原来“故作狡猾”的陈寅恪在出题时所拟答案即为“胡适之”。以“胡适之”对“孙行者”，不仅对仗工稳，平仄协调，堪与苏句媲美，而且化用典故，妙合古今。 “胡、孙”成对，本意就是想调侃同为大学者的胡适是“猢狲”，陈大师也真够幽默的。所以当周祖谟对以“胡适之”时，陈寅恪在五花八门的对句中突然看到符合自己本意的答案，自然是喜出望外，以致当场表态可以让该考生在清华任意选择专业。不过，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周祖谟最终却选择了学费更低廉的北大。巧合的是，他竟成了胡适的门生，并且是那一届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卓有成就者之一，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确慧眼识金。

虽然周祖谟最终与清华擦肩而过，但这段佳话却广为流传。然而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不应要学生对对子。尤其是交了白卷的考生，更是怨声载道。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指摘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伸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这时，陈寅恪只好出来答辩，指出对对子最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之所以考“对对子”，实则“欲借此以发见聪明博闻的特殊人才”。陈寅恪的解释一发表，这场“风波”也就逐渐平息了。不过当时距离废科举才不到30年时间，而广大书生居然连“对对子”都不会了，可见国学一旦断层，传统之缺失会变得多么严重。

“孙行者”与“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