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看“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通过学习了《翻译概论》这门课程我们知道：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具，在语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包含着诸多方面的内容，如：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目的…其中，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翻译界的“根本大法”。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许许多多的翻译家都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翻译理论。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1898年，严复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在其例言中首次提出了“三字论”：“译事之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译犹不译也，则尚达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词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在他的翻译原则的指导下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也在当时的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一理论对中国下一代的翻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翻译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时期有各自的标准，各个时期对译文的要求都有所不同。翻译的标准，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而逐渐提高，逐步完善。我们现在的“信、达、雅”的标准，无论是内容还是要求上皆与严复的“信、达、雅”有不同之处。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简单地说，“信、达、雅”即忠实于原著，译笔流畅，文字典雅。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由于他的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他采取了“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即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人的需要，有选择、有取舍地摄取西方文化思想，且附有精辟的按语，通过引进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蒙的武器。这也就告诉我们：翻译不是奴性的活动，它是表现原作的风貌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一种艺术，它是有生命的。它不但要求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忠实于原著，译笔流畅，文字典雅的翻译，更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在悄悄的发生改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因此，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中如何做到准确，完整，得体的传达信息和和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灵活的运用“信、达、雅”，从整体出发，正确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在正式谈判、新闻发布会和开幕式等严肃庄重的场合，翻译就必须立场鲜明，沉稳准确，语速适中，重点突出“信”；而如果是国家领导人礼节性会见时那又不一样了，这种场合不涉及实质性问题，通常以寒暄和互通情况为主，因此翻译时要很好的传递有好的信息，维护宾主双方共同营造的融洽气氛。

“信、达、雅”是翻译的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我们从整体着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实现它。

今人看“信、达、雅”的翻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