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 重庆金融业凤凰涅槃
1899年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设立，拉开了重庆新式银行建设的序幕

百年回顾

　　重庆首家新式银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向衰落的时候，地处中国西南的重庆却翻开了现代金融史新的一页。这一年，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设立了分行。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重庆分行的设立，使这个两江交汇的西南重镇有了第一家新式银行。

　　在100多年以前，水道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两大黄金水系交汇处的重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水陆码头，自然是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加之川东道、重庆府、巴县3级地方政府同驻于此，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庆开埠，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的政治与经济重镇。

　　经济的繁荣自然带来了金融的发展，从清道光初年（1821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重庆开设日升昌票号分号开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庆的第一家钱庄同生福的开业，在以后的数十年间，钱庄作为重庆金融业的一大支柱，鼎盛时期已发展到50多家，每年吸收的存款达1000多万两白银，作为西南经济重镇的重庆，已经具备了西南金融重镇的雏形。

　　曾建川帮六大银行

　　1937年7月5日，一群衣着讲究的人聚集在新落成的川盐银行重庆总行的大楼里，留下了一张神情怡然的合影，成为重庆金融史上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

　　在照片的上方，写有“川盐银行重庆总行新行落成全体董监职员摄影纪念”的字样。照片上的人以穿长衫为主，也有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长衫与西装，皮鞋与布鞋，一起构成了一幅极具时代气息的画面，就像当年的董事长吴受彤，从一个曾经一度沉湎于佛学而后为官吏幕僚的读书人，最后成为了重庆现代金融业的弄潮儿。

　　川盐银行的前身是创办于1930年的重庆盐业银行，曾做过四川盐运使王缵绪幕僚的吴受彤，在盐业银行搁浅之际出任总经理，以其独特的人脉关系和精明的投资方略，不但使川盐银行起死回生，还投资矿业、工商、运输、保险等诸多行业，获利颇丰。同时，他还热心文化事业，投资兴办当时在重庆颇有影响的《世界日报》，重庆南开中学（现重庆三中）的办公楼，就是他当年捐赠的“受彤楼”。

　　1936年底，当年重庆最高的建筑，楼高九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川盐银行新楼落成之际，川盐银行已与重庆的聚兴诚、美丰、川康、商业、和成等一起形成著名的“川帮六大银行”。

　　《重庆通史》主编周勇先生在谈到近现代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时说，以“川帮六大银行”为主体，加上滇黔银行形成的华西集团，与江浙为主体的集团、直鲁地区的华北集团、广帮为主体的华南集团，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的银行集团。这是抗日战争以前，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收购美方银行股份

　　1922年，重庆有了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商业银行———美丰银行。

　　当时美丰银行的注册资金是100万美元，美方控股占52%，中方股份占48%，初创阶段，曾一度出现亏损局面，是其股东之一的康心如的努力，才使其业务有了起色。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打死打伤中国军民近千人，焚毁房屋、商号近千家，“九五惨案”激发了全川、全国人民的反帝浪潮。1927年春天，在川各外国侨民接到撤离中国的通知。

　　1927年3月27日下午，四川“美丰”银行第四任美方经理海翼德，接到美国大使馆的通知，在3月30日零点以前他必须离开重庆。

　　海翼德紧急约见康心如，提出要求三天内将美方股金变现，否则就宣布破产倒闭，等局势稳定后再来收拾残局。

　　期限三天！康心如惊呆了。“美丰”若是倒闭了，后果不堪设想。储户会挤爆“美丰”的营业所，军队里的官员们肯定会派副官提着手枪来强行取款。如果想保全“美丰”，那就必须收购美股，按当时的市价，美股总值共13万银元，三天内难以办到。

　　康心如想到一个救星，那就是刘湘。刘湘那时归顺了北伐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正在谋求“四川王”的宝座。

　　康心如赶紧去找“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此人是刘湘读军校时的同学。周见三半夜三更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对于稳定四川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获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总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商帮的汪云松、周俊臣等人，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

　　1927年3月30日深夜，美方经理海翼德如期离开重庆，“美丰”银行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民营银行，康心如成为美丰银行的实权人物。

　　金融中心凤凰涅槃

　　正当重庆的金融业蓬勃发展之际，抗战爆发。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沿海城市的工厂纷纷向重庆和西南各地内迁，各省地方银行暨省外商业银行亦接踵集中到此，各地社会游资亦大量流入。山城重庆人口密集，工厂增多，市场繁旺，出现了一片战时繁荣景象。重庆一跃成为战时大后方政治经济和金融的中心。

　　据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重庆金融》记载：战前重庆的银钱业不过20余家，在1938至1940年的3年间，就发展到40余家；1941年后，又因太平洋战事的关系，香港及海外侨胞的资金内移，银行钱庄家数大增，截至抗战胜利前夕，重庆除四行两局一会和四联总处等国家金融机构外，还有小四行4家、省市县银行24家，商业银行57家，外商银行2家，钱庄、银号、银公司、信托公司等24家。当时参加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票据交换的行庄一度高达120余家，与之相关的保险行业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家总行局随之东下，大批的商业银行和社会资金也纷纷东移，重庆的金融业又一落千丈。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金融秩序大乱。重庆作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最后盘踞的几个大城市之一，成了经济与金融的重灾区，1949年解放前夕，只有聚兴诚等少数几家商业银行还在苦苦支撑，国民经济和金融行业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0天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重整金融秩序，翻开了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新篇章。本报记者 李炼

　　四川盐业银行重庆新行开业留影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轮“湖广填四川”以及明代以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为重庆在清代中后期成长为西部地区重要商埠奠定了早期开发基础。因商而兴，重庆逐步成为西部地区银（行）钱（庄）业中心。

　　重庆开埠前后，不仅涌入了大量北方票号（票庄，下同）分支，本地票号势力也迅速崛起，清末巨商云南人王兴斋（又名王炽）于同治初年在重庆创办“天顺祥”票号，后邀李耀庭加入任管事，使之发展成为与山西票号遥相呼应的南帮票号代表。1876年9月13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取得“派员驻寓重庆”（派驻领事）特权。1890年3月31日，英国再与清政府签订了《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取得将重庆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相关内容规亦见于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展开。1896年，江西人汤子敬在重庆创办了第一家钱庄（银号，下同）“同生福”；1905年，四川藩司官办浚川源官银行在重庆成立，这是西部地区第一家近代新式银行；中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即中央银行，后更名为大清银行）亦分别于1899年、1908年在重庆设立分行。凡此银钱业萌生，重庆多领西部之先。

　　民国时期，重庆又诞生西部地区第一家私人资本银行聚兴诚银行（1915年，杨文光、杨希仲、杨粲三父子三人创办）和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1922年以“美商四川东方银行”名义注册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总部设于重庆），形成了著名的“川帮六大银行”（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川盐银行、川康平民银行、重庆银行、和成银行），川帮银行在沪分支机构一度占据了上海商业银行总数四分之一强。重庆银钱业作为民国三大地方财团——华西财团的主体，活跃着杨粲三、康心如、吴受彤、刘航琛、潘昌猷、吴晋航、范众渠、陈诗可、周宜甫、蔡鹤年等大批银行家以及汪云松、温少鹤、卢作孚、胡子昂等涉足银行业的商业巨擘。其中尤以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施行“乡村建设运动”（Rural Reconstruction）时创办的北碚农村银行最具历史意义，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念对于破解现时中国“三农”金融难题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31年9月25日，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标志着以银行为核心的近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初步成型。重庆银行公会成立后，旋即着力规范本埠“申汇市场”（上海、重庆间汇兑市场），联合重庆市钱业同业公会筹设重庆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及银钱业联合公库，最终构筑起覆盖西南地区的金融网络。

　　1935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历史上曾多次改组——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重庆绥靖公署、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辖川、康、滇、黔、藏），通过前后一年时间的财政整理，不仅厘清了军阀割据、混战下的金融乱局，加强了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经济管制，也为重庆之后担当中国大后方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次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相继迁往重庆，其他银行亦纷纷内迁，包括著名的“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以及各省地方银行。同期还新建了不少银行、钱庄，除了本地资本，也有外地或侨资投入，银（行）钱（庄）业空前繁荣，重庆逐渐成为中国大后方金融中心，有力保障了国家军事坚持和经济命脉存续。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共有银行、钱庄总分支行处233个，其中总行（处、局、会、公司）61个、分行32个、支行6个、处（办事、代理、分理）113个、钱庄21个（惟钱庄数量相对减少，主要是因为部分钱庄竞相改组为银行）。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还都南京，重庆仍为“永久陪都”，重庆蓬勃兴起的金融业得以基本保留。

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南军政委员会均驻于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伊始即在重庆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市、北碚市（现重庆市北碚区）分别作为西南大区直辖市及川东行署区首府，另设重庆分行和川东分行。因此在建国初期一段时间，重庆仍为西南地区金融中心，而且保留了旧中国部分私人资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1954年至1955年期间，西南大区建制撤销，相关机构和大量企事业单位迁往四川省会成都，重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加上五十年代公私合营的涤荡，金融业最终褪去斑斓，旧式金融机构消失，银行转入计划体制。

　　直至重庆再次设立中央直辖市，摆脱旧的行政桎梏，重庆银行业方才重现生机。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大区分行制，在全国分别设立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分行，另设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履行原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管理职能。重庆幸未纳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管辖范围，避免了重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覆辙。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重庆监管局成立，履行对重庆辖区银行业监管职责。2004年，重庆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和重庆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重庆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金融业发展与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议题进入政府决策视野，并见诸行动。以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直接参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被世界银行称为“中国样板”的“渝富模式”）为起始，通过再造金融体系，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加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重庆银行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抚今追昔，重庆银行业已然迈上了建设中国内陆金融中心的复兴之路！

历经百年 重庆金融业凤凰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