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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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
由“禁”到“放”
地名，是文明人类区别各个地物的标识符号，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各个地理实体的首要标志。
在历史并不久远的西方国家，“以人名作地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人文现象：从美国总统华盛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到航海家麦哲伦、胡安·费尔南德斯，以至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乌尔卡诺（爱神维纳斯之夫），不胜枚举的人名被用作各种地名。中国的香港，曾被英国殖民统治近百年，可算世界上以人名命名街道最多的地方――涉及英国女王、内阁大臣、驻港军政首脑、富商、传教士等等，包括历任28位香港总督中的26位，由现任女王得名的就有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城、维多利亚公园及维（多利亚公）园道。
在中国古代，以人们的共性标志“姓氏”命名的聚落数不胜数：今为中等城市的石家庄、张家口，河南省的卢氏（卢敖）县、延安的杨家岭、广东的“韩江”（纪念唐代韩愈），抗日战争中晋察冀以歼灭战闻名的“陈庄”、苏中以保卫战载入史册的“郭村”„„但是，以人们的个性标志“姓名”作地名的实在少见：山东有“孟良（北宋抗辽将领）崮”、东北有“张广才（一说为人名）岭”，河南西部有范蠡（春秋越国名臣）镇，其他一时想不起来了。一个至少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何以至此？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被神化为“真龙天子”，连同其父、太子的姓名都在“避讳”之列，涉及其字形、读音的地名必须逐一更改：因犯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朱诚名讳，聊城、鄄城2县分别改为“聊邑县”、“鄄县”（今山东省境）；隋仁寿元年（617年），为避太子杨广之讳，广阿县更名“象城县”（今河北省境）；清宣统元年（1909年）即位的末代小皇帝溥仪，也不忘将河南兰仪县改作“兰封县”。历代国君“率先垂范”并持之以恒，他人谁还敢心存“以人名作地名”之念！
1911年的武昌首义，摧枯拉朽，不仅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风吹来，从各个方面冲击着千百年的封建禁锢：时兴议会、选举、自治，讲求民族、民权、民生，废州府、存道县，男剪辫、女放足，革除“大人、老爷”称谓，„„“以人名作地名”的禁区，也被病逝的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号中山）首先突破――
1925年4月，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以后20多年间，“中山路”遍及全国大中城市，“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等比比皆是，至今仍是中国拥有纪念性地名最多的人。“前有车，后有辙”。1943年10月，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故乡、福建闽侯县改称“林森县”；1944年8月，国民党抗日殉国最高将领张自忠的牺牲地、湖北宜城县改称“自忠县”。对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先烈邹容等，相关城市命名了街道；对抗日殉国将领，如云南籍的王甲本（字立基），其故乡富源县中安镇改称“立基镇”。
从后任国民党领袖蒋中正（字介石）开始，“以人名作地名”已不仅用作对逝者的纪念：1932年，在其攻陷的鄂豫皖苏区腹地设置“立煌”、“经扶”2县，借以表彰卫立煌、刘峙（字经扶）的“剿共”之功；作为纵容个人崇拜的标志物，不仅城市里的“中正路”常与“中山路”并列，皖南还将明代的屯溪大桥改名为“中正桥”，“以纪念总裁领导抗战之丰功伟绩，并示国人于一步一趋之中不忘拥戴领袖之至意”（1944年8月29日《中央日报》）。为内战阵亡的张灵甫设置“灵甫县”，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命名“宗南县”，均随其军事失败而夭折。
抗战胜利后，光复区当即更改日伪时期的殖民色彩地名，“以人名作地名”又掀高潮。在天津，“由北站以达市中心一大干线大经路，将成为中山路；庄严雄伟之银行区中街，称为中正路；商业区之旧日法租界两大干路旧四号路及二十六号路，称为林森路；由旭街至二十一号路称为罗斯福路；与此线衔接之十一号路，称为杜鲁门路；联系金刚与万国铁桥间之沿河马路，称张自忠路；素称宁静而美丽之住宅区伦敦路，称为美龄路”（1945年12月21日中央社电）。在南海诸岛，以古今有关人物命名15个地理实体，如：（林）道乾群岛、费信岛、郑和群礁、（黄）森屏滩、杨信沙洲、南威（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字慈威）岛、敦谦（接收该岛的中业号舰长李敦谦）沙洲。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先后称作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处于敌强我弱、进退无常的战争环境，为纪念烈士修建的墓、碑、亭等往往遭敌方毁坏。如：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陵墓横遭侵占半城（雪枫）镇之蒋军破坏无遗。„„原四师及淮北军区数千抗日牺牲烈士纪念碑，亦被粉碎”（1946年3月29日《新华日报》）。相比之下，“以人名作地名”兼有隆重、长久、简便、安全的长处，很快成为战争环境纪念著名先烈的首选方式。除命名的乡镇、村庄、学校、桥梁、渠道外，据笔者统计，各时期、各地区冠以人名的县份共计58个（内“子长县”、“企之县”均两次命名）：
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命名的（黄）公略、彭湃、（恽）代英、（张）太雷、（罗）登贤等15县；抗日战争时期命名的（周）建屏、（彭）雪枫、包森、赵（赵义京）陈（陈耀元）、（吴）芝圃等28县；解放战争时期命名的（王）麓水、叶挺、（董）振堂、（郭）企之、（萧）永智等11县；还有中共方面纪念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的（范）筑先县、（武）士敏县，纪念前北京政府爱国人士的紫石（韩国钧）县，纪念清代民间教育名人的武训县。其中，也有一个县名纪念两位烈士的，如赵陈县；得名于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创建者吴芝圃的芝圃县，是中共党史中唯一以健在者名字命名的县份。
由“放”到“禁”
闸门一经打开，若不加节制，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以人名作地名”问题上，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历经千辛万苦的胜利时刻，狂欢的人们不容易保持往日的理智，常常把好事做过了头：在苏联军队解放的东北大城市中，冠以外国人名的“斯大林广场”、“高尔基路”等赫然入目；解放区一些地方，也出现滥用中共领袖名字作地名的现象。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徐竟的文章――《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
“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如建阳上同镇，原有十一条小街，现在都改名为泽东、陈毅、若飞、博古、邓发、鼎丞、子恢、兆麟„„等街。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应选择确有值得永久纪念价值的伟大建筑或伟大事物来命名，并要呈请边区政府批准。”
1949年3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筹建人民共和国的中共中央在冷静思考：历史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胜必骄、骄必败的教训，新生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周期率，„„于是，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为防止党内的骄傲、腐化、个人崇拜作出6项具体规定，其中之一便是“不以人名作地名”。
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12月发出《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其中，“凡经反动政府用国内外反动分子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包括县、市、镇、区、
乡、街、巷、胡同等名称），„„一律予以更改”；“纪念革命先烈，一般用碑、塔等方式，不更改地名。但已经更改，并经该地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至此，战争年代由几县边区组合或一县析置的县份多被撤销，地域归还原建制，来自人名的县名随之结束；而以一县之地整建制命名的8个县名得以保留，即：中山、左权、黄骅、靖宇、尚志、志丹、子长、子洲。
1964年12月，内务部“根据总理对地名审查更改的指示”，函请各省级政区人民委员会及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对所辖地区的县市以上地名和对外有关系的重要山名、河名“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更名意见，其中包括“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次年2月，内务部部长办公会议同意张克侠（林业部副部长）关于今后不以人名命名街道的建议，决定以内务部名义报请总理批准执行。据查：建国以来，国务院地名主管部门从没有批准过任何“以人名作地名”的事项。
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始后，国务院于1979年12月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