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

“政治体也犹如人体那样，自从它一诞生起就开始在死亡了，它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12页）

 第一节 俄国革命的历史文化视角

 诸种文明的会聚与碰撞

 东正教传统

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 民粹主义

 村社精神

 专制与改革

（标黄处为重点）

 一、诸种文明的会聚与碰撞

 “东欧——诸种文明的会聚地带”，而俄罗斯正占据了这一地区的主体部分：它的西北方是以诺曼—拉丁文化为主体的所谓“西方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地区；西南方是“东方化了的希腊文明”——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地带，南方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各草原、山地民族所构成的伊斯兰文化边缘地带；而东方，则受到以蒙古—鞑靼为中介的亚洲文化的强大影响。

 相对于所有这些周边文化而言，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后发达”特点。这与东欧平原的自然—人文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是与所有 “他者”之间的区别性标志。

 从静态来看，俄罗斯千年以来所形成的独特文明形态，交杂着西方式的理性主义与东方式的内省传统和神秘主义。

 从动态来看，这种接合部的文明始终以“慢一拍”的节奏，追随着近代西方文明向前推移。

 1912年的俄国版图

 二、东正教传统

 基督教传入之前，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

 988年 “罗斯受洗”，俄罗斯人皈依拜占廷基督教（东正教），从而“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而不是非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前哨”。

 拜占廷东正教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 1453年拜占庭陷落，同时罗斯也摆脱金帐汗国附庸地位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于1472年迎娶逃亡的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并且宣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这意味着东正教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俄国由贵族制（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专制君主制）过渡。

 1547年，伊凡雷帝（伊凡四世）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开始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的西欧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国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罗马永远不会有。”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 到17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

 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

1、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 2、苦修主义与偶像崇拜

3、教权依附于王权 4、宗教信仰与日常行为脱节

5、救世情怀与极端主义

 三、西方派与斯拉夫派

 19世纪20年代末，俄国思想界爆发了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

 西方派认为，俄国民族的希望在于彼得大帝式的西方化政策，在于承认西方的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理想。

 斯拉夫派则依据俄国历史的特殊性，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并以此缔造斯拉夫各民族精神上的统一。

 四、民粹主义

 19世纪60年代，民粹主义在俄国思想界兴起。

 民粹派宣称他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人类价值”问题。

 早期民粹派的五大特点

1、俄国特殊论 2、政治上的人民专制 3、经济上的村社社会主义 4、手段为目的服务 5、黑社会式的精英党

 首先，一方面强调俄国“特殊论”，一方面公开宣称自己是西化论者，文化论战中的西方派，自称“西方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是：“特殊论”是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词，俄国的进步力量都凝聚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我们是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

 第二，民粹派奉行精英领导群氓， “革命”就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习惯在黑暗中生活的群氓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革命成功后如果“人民需要沙皇的话，可以再造一个沙皇”。社会民主党反驳说，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粹派扭曲个人的独立价值扼杀个人精神自由并不亚于沙皇。 　　

 第三，民粹派认为只要革命消除了“个人主义”，原本深藏在农民身上的“社会主义”本能就会显露出来，加以整合自然会走向统一意志驱动下的集体经济。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法式的社会主义，人身依附下的公有制是全能专制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集体是自由人联合体，个人并不淹没在集体之中，民粹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压制个人的集体，扼杀个人的集体，以集体的人格代表对个人实行专政。

 第四，民粹主义行为方式是“通过‘恶’达到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最终目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负负得正，“以恶抗恶就可以得到善”，否则君子永远斗不过小人。

 第五，在党务活动上以民意党为榜样，党的领袖是绝不允许背叛的绝对权威，精英党要高度集中、严守纪律，限制党内争论。这就是日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建问题上的争论的核心，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孟什维克认为，德国社民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民主建党、政教分离、允许党内争论、有派。列宁受其兄亚历山大·乌利扬诺夫的影响在对民粹派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却对民粹派组织模式情有独钟，认为那种集中、秘密、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是党必须坚持的，他的解释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越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越少。 　　 　　

 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结果使原来对沙皇怀有期望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纷纷从“利益协调倡导者”转向“积极的行动者”，他们对暴力革命的狂热日益加剧，以革命颠覆主张取代了改良，“暴力变革”的公式已为当时的民粹主义者普遍接受，至此民粹主义从一种理论思潮扩展到运动，成为俄国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史学界一般把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分为大体上以十年为基数的三个阶段：小组阶段、到“民间去”运动以及“民意党”的恐怖活动阶段。

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原本不具备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几乎与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接近的风格，俄国彻底转向东方的源头在于列宁。“民粹主义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

 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表面上看与民粹主义进行斗争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吸引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差别至多是政治纲领和社会学意义上，这种差别完全不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差异，在道德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秉承了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数十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民粹主义的精神气质”。

 五、村社精神

 俄国农村是一个公社的世界（在俄语中米尔——村社和世界是同一个词），农民则是米尔公社社员，米尔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有劳动组合和共耕地，并且实行“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的连环保制度，具有村会选举和村社审判等“小共同体”的自治功能，甚至住宅都必须建在一起。米尔成员对村社的义务要超过对国家的义务。共同体给每个人安排了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束缚——保护”功能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既对抗国家主义也压制个人主义。

 村社传统对俄国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使之形成了深层的历史积淀：首先，村社的平均意识、轻商抑商传统与“不与私有化共谋”的民族理念，“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好沙皇”情怀。俄国人常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那只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在民族认同中有普遍的仇富心理和反西方传统，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 在民族性格中，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有余理性不足，处事行为中浪漫有余、理性不足、缺乏妥协精神和持久耐力，总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容易导致群众性歇斯底里运动。 　

 村社的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是并行不悖的，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民粹派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 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性）情结。总之，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权利与义务取得了美妙的协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

 六、专制与改革

（一）彼得一世的雄心

 彼得大帝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通往西方的窗口。以此为起点，俄国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

（二）、专制王权与“开明专制”

 俄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最大特点，是资本主义因素奇特地与农奴制几乎同步形成与发展。

 俄国专制王权试图引进并实行欧洲的开明专制主义思想。

 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

 德国公爵的女儿。1745年与彼得三世结婚并皈依东正教。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思想家交往密切。1767年宣布女皇训令，主张开明专制、严厉的法治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她虽然想改善农奴制度，但是因贵族的反对而没有成功。在位期间贵族势力得到加强，农民和农奴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

 对外政策方面，三次瓜分波兰。对土耳其作战取得黑海沿岸地区。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最强国家之一。叶卡捷琳娜被尊称为“大帝”，即俄国历史上两位大帝之一（另一位是彼得大帝）。

（三）、变动与冲突的世纪

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

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制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

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对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俄国社会政治生活。

 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不彻底性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沙皇政府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任何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 到18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经济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所带来的结果。

 与此同时，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及地主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

 相对于1890年代以来的工业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的权力分配问题是俄国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19世纪末以来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 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

 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低潮之后重新复活，并愈加极端化。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危机处理模式——由政府主动进行改革以缓解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

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引发了1905年革命。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结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但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压力下进行改革。

 1905年10月，沙皇发布诏书，做出重大让步，宣布召开杜马，承诺给人民以自由。十月诏书使俄国在形式上由沙皇专制国家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 1905年革命之后，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仍未解决。失衡的社会政治结构仍然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称“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出现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

 斯托雷平改革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使之成为专制政府的社会支柱，使专制主义能在新的条件下延续下来。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斯托雷平改革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俄国农业中耕地交错、地块分散的“村社病”。改革中突破村社束缚而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整理，无论对于俄国的农村资产阶级，还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有积极意义。

 就中短期经济效率而言，不公正竞争的经济毕竟比既不公平又无竞争的经济强。

 改革7年间（至一战前）造就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在一战前的数年，俄罗斯帝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1913年的俄国粮食生产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期间都未能再次达到；1913年的全俄粮食人均产量甚至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过。

 1913年前后的俄国，经济繁荣在斯托雷平改革的推动下达到了革命前的顶点，社会结构变革在以斯托雷平的方式（也就是不公正的方式）向现代化方向推进。俄国社会出现了如下深层变化：

1. 经济相对繁荣了，但社会不公正却日益突出。不公正的“改革”与反改革的平均主义要求都在积累，而“公平竞争”、公正改革的要求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却在消失。但同时，一种重建共同体权威的“人民专制”心理正在形成，来自社会底层的民众反抗此起彼伏。

2. 传统公社精神与教会集体主义精神被专制的执政者放弃，导致特权进入“市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日益处于内在的涣散状态。沙皇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对自身的自律能力都削弱了。

3、 沙俄政权放弃了“抑强扶弱”的俄罗斯传统公社精神之后，凝聚国民的官方意识形态出现空白，为填补这一空白，斯托雷平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持、建立了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压制芬兰等地境内的反抗，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

从某种程度上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得益于一战。而沙皇俄国之所以参加与发动这场事后看来几乎是自杀性的大战，确实与斯托雷平时期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亢奋有关。

4、改革加剧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热情与对当局的批评都大为减少。这样，俄国的反对派运动便逐渐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革命”意识低落、精英思潮保守与社会上（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鲜明反差。

 总体而言，改革与专制伴随着俄国现代化历程的始终。这也是俄国1917年革命发生的长期历史根源。

 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矛盾，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反而促发了矛盾、冲突与危机。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易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四）、一战的后果

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国人口（不同的统计，低至1亿3千万，高至1亿8千万）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200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单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军就死伤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这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扰动。迄至1917年，俄军在前线尚有兵员650万，当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义经常活动于后方。（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P404—405）

 战争加剧了破坏的社会心理。沙俄在1904--1905年输掉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到一场更大的赌博。以“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是沙皇历来的做法，适得其反的是，“战争及其他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 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

 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

 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全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同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自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

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初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其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黄仁宇：P417，425）

俄国的社会革命是现代社会革命中最为彻底的一次。从1917年到1918年的短短几个月内，产业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群众性暴动就动摇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决定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瓦解。

组织起来的革命者在革命危机中获得了领导权，并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俄国革命很快就催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政党国家，并最终运用高压和恐怖等手段推动了民族工业化的迅速实现。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254

“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每一个共产党，都有其本身特有的历史，都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地域和地区特色。但追溯起来，它们都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所缔造的模式有关联。这种关联就像是共产主义的遗传密码，决定了各国共产党的性质。”

理查德·派普斯：《共产主义实录》（第142页）

 第二节 革命历程：从理想到变异

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探讨

1、关于帝国主义时代

1917年，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2、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说”

 相对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进入社会主义。

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

1、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同时取得胜利。

2、只有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带动和帮助下，不发达国家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不一定非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3、殖民地国家可以在欧美先进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 俄国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世纪还在慢慢爬坡，仍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所有的工业指标都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资产阶级的突出地位还没有显现出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缠绕在其中，1900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只占全世界工业产值的5%，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更不靠谱，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结出文明之果，这时的俄国与其说是受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

 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称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这个在理论上叫“逆向操作”。

 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但是后来列宁在1918年5月承认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 ‘入口’”。

 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写的《在祖国的一年》一文中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位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俄国来说则是遥远的事。这头一句话就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抄下来的，换作普列汉诺夫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在俄国磨成社会主义面粉的小麦还没有长出来”。

 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

1、战时共产主义

（1）背景：

A、1918年4月，俄与德国签定布列斯特和约。俄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管理俄国，提高劳动生产率。

B、1918春到1920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内战争迫使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 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矿场，以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共浴室”，“自供应面包至蘑菇”，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于粮食一概拿走，并主张停用货币。（黄仁宇：441—442）

 匈牙利经济学家萨穆利：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①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的直接权力；②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即劳动的“军事化”③经济活动（生产、贸易、分配）的高度集中管理④经济生活的“实物话”，商品及货币关系的废除，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统一的分配机关）。这些特征构成了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模式。

 2、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1921年3月俄共十大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内容：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扩大和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主导作用；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贸易自由，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通过合作制将广大小生产者引向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商品流通来加强工农联盟；国营企业实行记件工资和奖金制；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和技术来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

 粮食税额取决于农户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收成和财产状况。对贫苦农户给予优待。所有农户在缴纳粮食后可以自由处理剩余粮食。

 1921年春天以前是“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社会经济制度”；1921年春天以后则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他们受到国家的调节”。

 “这是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列宁）

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

 几个月后，斯大林对“见鬼去”解释说：“当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 三、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取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胜利之后，斯大林便按照自己的设想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根据斯大林的主张，苏共确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提出苏联工业化将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不走西方从轻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的漫长道路。

 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

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建设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为社会主义奠定更强大的物质基础——“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

 1932年底，斯大林宣称，苏联已经提前9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 对于它的主要成绩，斯大林这样总结道：

由于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加到了70％，苏联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由于消灭了工商业部门的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工业中的唯一形式；由于击溃了富农阶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也成为农业中稳固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失业现象，在绝大多数企业实行7小时工作制；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取得了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苏共1932年又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

“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肃清经济中和人民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掌握技术和新企业，实行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率。”

 经过4年零3个月，苏联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提前完成了。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的苏联不仅在经济基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阶级结构方面也发生了巨变。苏联宣称，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留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斯大林总结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

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和粮食收购危机等问题，同时也为了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从1928年开始了全盘集体化运动。

 集体经济有三种形式：即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和生产服务全部公有化的农业公社；土地使用、主要生产资料、耕畜和经营建筑物实行公有，住宅、宅旁园地、家庭副业和牲畜归各农户私有的劳动组合；共同使用土地，共同进行田间劳动，生产工具仍属个人，畜牧业由各家自己经营的共耕社。

 到1937年，集体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达到93％，集体农庄播种的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99.1%。至此，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基本完成。这意味着苏联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被消灭了。

 农业集体化的严重后果

1. 千百万农民的苦难与死亡 。

2. 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产量大幅度下降。

3. 行政命令体制的最终确立和长期维持，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 严重损害了工农关系，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

 四、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 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苏联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同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 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作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和婢女、健壮的少年人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11-17节

 大清洗：即苏联肃反运动，也称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以1934年谢尔盖·基洛夫被刺一事件引发，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党员。

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

经济方面

A、单一的公有制 B、非均衡的经济结构

C、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D、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政治方面

A、一党独存、一党独大、以党代政 B、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和终身制，选举形同虚设 C、缺少民主和没有法制，缺少监督和权力制约机制

D、个人迷信盛行

Ｅ、不和谐的民族关系

 斯大林模式的“四大发明”

 因果倒置的阶级专政

 理性至上的计划体制

 有名无实的自决权利

 道德虚无的社会文化

 推荐阅读

1. 金雁、卞悟（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 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 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 （美）尼·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7.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东方出版社2005年；

8.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9.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0. （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译林出版社2010年。

 反乌托邦三部曲

1. （俄）扎米亚京：《我们》；

2. （英）奥威尔：《1984》，此外还有他的《动物农庄》（又译作《动物庄园》）；

3. （英）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

以上文学杰作，经常被列入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史的经典阅读书目。有多个译本，可以很容易在书店找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有人说，多一个人阅读奥威尔的《1984》，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证。

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斯托雷平改革是引发1917年俄国 “雪崩式”变革的重要因素？这场改革，对于当今世界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国家有何启示意义？

2、为什么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种“逆向操作”?

3、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首先意味着对于苏联模式的突破？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