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三篇

发布时间:2020-05-09 点击: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说明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关系。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功能是有裨益的。第一文档网为大家带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三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1

  1848年2月,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今年适逢发表170周年。而5月5日,又将迎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尽管《共产党宣言》个别具体表述随着时代的变化已失去其效力,但它整体上所具有的长远生命力,不仅没有丧失,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辉,得到新的验证,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它提供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认识、解决不同历史时代最重大现实问题的范本,这是《共产党宣言》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

  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强调,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共产党宣言》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准确的评价:“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共产党宣言》据此作出历史性的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彻底性,不仅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彻底性,也表现为不承认共产党自己所阐发的理论原理可以凝固化。它鲜明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872年德文版序言深刻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如果是在今天,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对中国当今社会进行深刻的观察和剖析,并由此指导政策的制定和工作的实施,这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一项基础性建设。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而指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些,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认识今天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的重要论断和部署,同时体现了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相结合而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的哲学思想路线,同《共产党宣言》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究、分析、解决我们面对的矛盾和问题,笔者以为需要继续强调与坚持党对中国国情所作的一些基本判断。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中,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实践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之路,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开创了一个新中国,也在于开辟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个崭新的境界。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又开始了在中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过近70年的持续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打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理论束缚,使党和人民的创造潜力空前焕发,整个国家在不长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

  我们今天讲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一方面,它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后对社会变革的新的更高要求。实践反复表明,只有抓住“中国特色”,我们才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避免被别人牵着走。

  应当看到,现在的中国正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也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任何理论、政策的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我们自己的实践作为标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们不排斥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但最根本的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形成自己的特色,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全方位的伟大成就,现在很少有人能否定了。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十九大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十九大报告列举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系列突出问题,比如,“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属于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反映,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应当建立在包括这些问题在内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多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不是给自己放松标准、放低要求、放缓发展脚步,而是要促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更加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励精图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

  第三,深刻认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脱离或很快可以脱离发展中国家地位。

  就拿扶贫事业来说,经过“十二五”的努力,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约1亿人,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但是,我国扶贫标准不到3000元人民币,直接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还是一个低标准的脱贫。即使已经脱贫的农民,由于产业基础薄弱,碰上天灾人病,还有返贫的可能性。仅扶贫攻坚这一项,中国还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完成。

  所以,我们只应承担与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相符的、与我国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要提防一些国家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是想在利益博弈中让中国多做牺牲。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达国家为自己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累计排放权,而且拒绝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差别巨大的事实。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科技顾问的丁仲礼同志据理力争,指出: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他指出,发展权是基本人权,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比发达国家份额少?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难道不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吗?

  在国际上,属于我们的责任就要承担起来,不属于我们的责任就不能承担,这就叫担当精神。

  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布170周年的时候,要更好地把全党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继承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各种实际问题的优良传统。这样,我们才能在大量的日常具体工作中,提高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2

  一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历史条件,而主要由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 )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把这种哲学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头脑”和“心脏”,极其关注如何使它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自我意识,使它渗透于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不断地变成现实,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的命运总是密切联系于社会主义实践运动;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兴衰成败,又总是联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得到健康的运用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的是双向互动、相得益彰的内在关系。

  在新的世纪怎样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关系简要地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的基本含义就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老祖宗不能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这一点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认识:

  第一,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20世纪初期和中叶这一事业曾经辉煌过,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目前在国际范围处于低潮期,而资本主义世界却相对稳定。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卡西迪所说:“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遗产被共主主义的失败掩盖住了。”(注:转引自俞可平编:《全球化时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30页。 )这就需要通过“返本”来消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悲观主义误读。对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凯尔纳认为:“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注:转引自俞可平编:《全球化时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 27、30页。);德里达甚至这样认为: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运用来说,对唯物史观的真正理解与把握也需要不断地“返本”,即重视对马克思第一手经典文本的研究。恩格斯称马克思是这一理论的“第一小提琴手”,决不仅仅是谦虚。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声音并没有构成这一理论中的最强音,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斯大林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即使是列宁,那时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著作都还没有公开出版问世,他也没有可能对这些 著作中丰富的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学说的一些重要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更是相对滞后。例如1936年6 月才有候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哲学的贫困》和《神圣家族》的翻译出版更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以上这些客观历史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突出了在历史新时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返本”研究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返本”研究绝对不是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原典,更不是倡导“本本主义”,仿佛当代人类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恩格斯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为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都明确指出,如果把这种理论变成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就在于要求、并能够与时俱进,它的生命力全在于发展和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历史新时期的开辟就是“返本开新”的成功体现。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坎坷曲折,特别是“文革”中的严重挫折,究其原因既与长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有关,又与在一些重大哲学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因此,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历史的沉疴和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特别强调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他有力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在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努力恢复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的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了党的任务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162、163页。)这就是“返本开新”的基本要求。“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因此,邓小平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总是反对抽象地谈问题,搞空洞的争论;不赞成搞纯粹的逻辑演绎,或者企求从一般的定义、固定不变的公式中,寻求对问题的现成答案。他主张认识的具体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二

  唯物史观指导社会主义实践,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现实运动每一时期所面临主题服务得如何。主题解决得好,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主题解决得不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曲折。应当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是十分成功的,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随后产生的问题就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对于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所走过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总的评价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安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这个模式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但实际上即使在苏联也是不成功的。其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满足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要求。

  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总结,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提示了处于世界历史环境大背景中的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学说认为:就社会技术形态而言,以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社会前进表现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全面自动化社会;就社会交换形态而言,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人类社会的前进表现为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到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然后才有可能达到社会化的产品经济;就社会主体形态而言,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又表现为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最后才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三种社会划分标准的统一,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同时也揭示出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社会转型是任何民族都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它体现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为此,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第8页。)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几代志士仁人以忧患意识为精神内驱力,艰苦求索现代化道路的坎坷历史。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全部问题,表征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漫漫征程中的发展过程。

  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就多次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 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基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162、163页。)历史上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实现现代化,才能发展、振兴,繁荣、昌盛,才能重返世界历史的主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差异的方面。它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辩证法。它一方面肯定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另一方面又扬弃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矛盾着的两方面的结合,实质是开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就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底蕴,坚定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首先不能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因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困难,而动摇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不能将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拒斥。其次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而动摇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由历史决定的。其基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排它性:少数西方大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侵略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剥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作为历史前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的另一历史辩证法是,既肯定我国根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实事求是地确认这种社会主义由于没有实现现代化,因而是“不够格的”。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揭示了我国相当长历史阶段的现实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过程也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困惑需要澄清:

  首先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否正确?随着苏联的解体,有的人以“经济分析”为理由,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它们从一开始就犯有“原罪”,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唐.吉诃德式的行为”,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误会”。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这种情形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所造成的。思考这类问题不能离开具体的世界历史环境,不能将眼光囿于欧洲中心论。列宁晚年曾就这个问题批评考茨基等人的“学究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点也不理解”;“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古代日尔曼人在征服罗马之后,没有经过完整的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典型的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俄国和中国没有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这不仅没有违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充分说明普遍规律不会表现为“纯粹的一般”,它总是与某种特殊性相联系的。

  其次是,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遵照“历史的启示”,然而由此也继承了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落后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又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而且许多对革命曾经是有利的因素(如交通闭塞、商品缺少流转等等),反过来对建设都变成了不利因素。这种社会主义因为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它又是“不够格的”。列宁晚年曾经确认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完整的社会主义”。他为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于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列宁还提醒人们, 俄国这样的国家将会遇到的困难是:革命容易,建设难;开始容易,继续难;生产资料公有化容易,生产力社会化难。中国比之俄国更落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使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从“不够格”到“够格”起来。这就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

  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返本开新的根本目的。为此需要解决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对于现代化“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应当将其视为近代人类社会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全面发展进程,泛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包涵着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全方位的变革。

  因此,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则,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但这绝不意味着将其简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对于这种传统理解,西方学者纷纷进行了批判。胡塞尔认为,由于过分迷恋于现代化的经济效果,却“漫不经心地抹去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代化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其结果使人成为物欲的牺牲品,苦苦挣扎于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之中。”(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第5页。)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注:转引自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因此,尽管经济尺度重要,但绝非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这就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必须契入价值判断,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结合,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这一精神正是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社会发展进步,应当是“通过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具体体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体系。马克思从宏观上将其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相序的层次。恩格斯根据这个观点,把广义的生活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他们都指出,人的需要是发展的,当低层次的需要基本满足之后,就不再成为主要的追求;人的需要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还有社会政治的、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的多种价值追求。由此,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要不断研究这种人民群众需要的“日益增长”,即发展变化;要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只是着眼于“物质需要”,而忘记了“文化需要”;要深层次地看到以上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立体的,这种“落后的社会生产”应当包括落后的物质生产、落后的精神生产、落后的人口自身生产、落后的社会关系生产等四个方面。只有立足于这种认识,才能全面正确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即如何发挥这种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从历史上看这种跨越是可能的,已经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在独立后赶超英国、日本在战后追赶美国、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追赶西欧。关键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总结说:“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它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它民族的目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页。)在如何善于认识机遇、珍惜机遇、把握机遇、用好机遇问题上,同样需要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这主要是指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诠释,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一种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主要基础,集知识密集型、智慧型和信息型的新的经济形态。它区别于人类历史先后出现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主要表现为驱动力不一样。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土地、自然资源,也不是资本和一般劳动力,而是知识成为财富之源。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内容将是以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为主。突出的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趋加强;标志着从开发有限自然资源转向开发人类自身无穷的、潜在的、没有束缚的知识创造力;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的人的个性进一步解放的结果。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将其当作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为了做到这一点,特别需要提高认识。只有理解从马克思说的“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 第211页。), 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这一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确立“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以跳跃的方式前进。如果失去这个历史机遇,那就会使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加扩大。

  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另一个机遇就是经济全球化。对它的认识也需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虽然“全球化”一词只是80年代才出现,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运动时,就已经提 出这是一个从“地域的”和“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他们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88页。 )马克思晚年在提出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把它们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页。)这就必须全方位地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只有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方能在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3

  民族的发展和兴盛往往同一定的哲学思维相联系,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握时代脉搏、描绘建设蓝图、推动改革进程、破解发展难题,都需要哲学智慧。我们党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的鲜明特色。他先后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现了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他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哲学思想,充满实践精神、人民情怀、问题意识、世界眼光。这种哲学不是在书斋或学院里构筑的“体系哲学”,而是回应时代、扎根实践、关注人民的哲学。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哲学思想,无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立足中国现实、解答时代问题的实践哲学

  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倾听时代呼声、 深入社会实践、回答现实问题,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植根于中国实践,以实践需要为导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中心,是立足中国现实、关注时代问题的实践哲学。

  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推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恩格斯曾经预言:“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运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世纪的预言,正在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现实。置身于21世纪的“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论点”,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实践精神是同问题意识紧密联系的。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是社会实践的呼唤和折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呼吁关注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强调只有立足时代、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时代、倾听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号角。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向?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回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哲学思维总结实践经验、走向历史深处、揭示客观规律、把握发展之道。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特点、出现许多新问题。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正是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使哲学思维的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相一致、使理论逻辑与历史过程相统一。

  关注群众利益、贴近人民生活的大众哲学

  贴近群众生活、集中群众智慧、关注群众利益、表达群众诉求、使用群众语言,是大众哲学的基本特质。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是关注群众利益、贴近人民生活的大众哲学。

  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并将其深刻道理转化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等。他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多站在群众的立场想一想,多做一些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一些得民心聚民气的工作,珍惜民力民智,解决民困民难,维护民生民利,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

  经常使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达深刻思想,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的特色。例如,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来形容党员干部要严于律己;用“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等古训来说明联系群众、防微杜渐的重要性; 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来比喻抓落实,用“补齐短板”“滚石上山,爬坡过坎”说明抓主要矛盾、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克服困难;用“补钙”“系扣子”来比喻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语言表达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深刻的哲学道理,让人感到很接地气、很亲切。

  遵循客观规律、驾驭复杂局势的“辩证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解决现实问题,并将其转化为思考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求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是遵循客观规律、驾驭复杂局势的“辩证哲学”。

  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例如,强调要学习掌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以此指导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实际,进而指导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使思想适应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同时,又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特别是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和矛盾分析方法。例如,强调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等等。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习近平同志重点强调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及其分析方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分析方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及其分析方法。例如,强调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也就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来理解我国改革的必要性、复杂性;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等等。

  唯物辩证法在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中得到了炉火纯青的运用。例如,他出色地运用辩证思维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两座山”的辩证法,强调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是对立统一的。他概括了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重要论述,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聚焦现实矛盾、突出改革创新的发展哲学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理论的重大主题。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紧紧围绕发展问题展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运用,是聚焦现实矛盾、突出改革创新的发展哲学。这里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当代中国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如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和平发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坚持从严治党,摆脱“塔西佗陷阱”;等等。此外,改善环境、消除贫困、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新发展理念正是直面严峻挑战、破解现实难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方面创新不足、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不平衡等问题;绿色发展注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解决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问题;开放发展注重发展内外联动,解决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不够高,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较弱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发展理念秉承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强调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变革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观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创新的重大成果。

  饱含文化底蕴、彰显精神力量的价值哲学

  当代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支撑。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核心价值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哲学思想是饱含文化底蕴、彰显精神力量的价值哲学,其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精炼表达,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世界文明先进成果。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确立价值观自觉与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实践发展的直接反映,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实践主体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

  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民族之大德,也是公民个人之小德;青少年培育核心价值观,如同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百姓的言行方式,孕育着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必须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实践需要,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为基础,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避免复古主义。

  综上可见,习近平同志从国家兴盛、民族复兴的高度把握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阐释文化发展规律和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科学路径,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进行了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运用与创新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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