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忏悔

肖青青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3020003

[摘要] “忏悔”一词出于拉丁文，是“自我坦诚”、“自我揭露”之义。在宗教史上，忏悔又有“完全忏悔”和“不完全忏悔”之分，而随着时代发展，忏悔也有了“古代忏悔”和“古代忏悔”。流传于世的三本《忏悔录》各有特色，都在当时起到了积极影响，对西方忏悔精神起到了发展和塑造的作用。在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在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下的忏悔精神，要中国拥有忏悔精神非一蹴而就，而忏悔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旺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但中国文化有“内省”意识，它与西方提倡的沉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应该鼓励急躁的中国民众静下心来好好沉思一番。

[关键词] 忏悔 ；《忏悔录》；悔过；沉思

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在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后提出了著名的学习理论，那就是“尝试—错误说”，他认为人和动物一样，是在解决问题中经过多次尝试，逐渐发现并保留了正确的反应，淘汰了错误的反应，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人类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试误的过程。人生在世，难免要犯错误，有些错误会伴随人的一生，有些错误却是过后就忘记。对待错误，有人会选择遗忘，有人会默默承受，也有人会将它公开，谓之“忏悔”。

一、 忏悔释义

忏悔一词从产生之初就充满了宗教意味。“confession（忏悔）”一词源出拉丁文“confessio”,所内涵的是“自我坦诚”、“自我揭露”之义，在神学中指向上帝坦白自己的罪恶。而汉语神学的“忏悔”一词借自佛教用语。佛教的“忏悔”之“忏”是梵语“忏摩”的音译，原意是“忍”，请求他人容忍、谅解之意；“悔”则是梵语“阿钵底钵喇底提舍那”的意译，是指“自由罪状”，为追悔、悔过之意。在基督教“救赎论”中，“忏悔”是“罪人”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是“信仰”的核心所在，人只有无条件地信仰上帝，知罪并悔罪也即“忏悔”，人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升入天堂。中世纪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基督教的“忏悔”学说的典范性著作，他写作《忏悔录》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自己所蒙受的天主恩泽，从而发出对天主的赞美与歌颂。

到了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宗教思想也受到质疑，其中在哲学上最为知名的莫过于关于“共相”、“殊相”之辩，也就是“实在论”与“唯名论”的纷争。“实在论”与“唯名论”两派争论的实质就是关于上帝到底是一个实体还只是概念，而涉及到忏悔方面，则是“完全忏悔”与“不完全忏悔”谁占主导的争论。“完全忏悔”与“不完全忏悔” 都是指忏悔行动的动机：“完全忏悔”指基于上帝之爱并回应上帝之爱的幡然悔悟，而“不完全忏悔”则是因道德上的恶行而畏惧上帝的惩罚之正义而引起的悔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两种忏悔的完美体现，他在前几卷关于自己生平记述是关于自己内心因自己做错事而悔恨的描述，到了第九章则描述了在上帝的神圣恩典中获得新生的心灵状态。他在书中所展现的正是他的心灵从出于肉欲之意志的“不完全忏悔”及其恐惧、悔恨和不安，到出于灵性之意志的“完全忏悔”及其感恩、喜悦和超脱的转变。在十一世纪以前，普遍认为“完全忏悔”超越于“不完全忏悔”，到十一世纪，在阿伯拉尔和伦巴多的影响下，“补赎圣仪”之忏悔和赦罪得到强调，但“完全忏悔”仍然被看成是先于赦罪的正当的赎罪行动。而随着经院哲学的衰颓，“不完全忏悔”大有取代“完全忏悔”之势。

随着宗教神圣外衣的逐渐褪去，忏悔也有了“古代忏悔”和“现代忏悔” 之区分。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的《忏悔录》可以看到“古代忏悔”和“现代忏悔”的明显区别，奥古斯丁的“忏悔”意识到“与神性的本质特征的充分性相比，人类的个性是不充分的”，因此奥古斯丁最后达成的乃是关于人类之个性的“他律”，而卢梭则把“自律”树立为自己的目标，他的“忏悔”是向自己忏悔，是渴望得到自己内心的安宁，因此可以说“不完全忏悔”之痛苦和恐惧所导致的在救赎问题上的绝望是现代性忏悔之根源。

2、三本《忏悔录》之比较

谈到忏悔，少不了对世界上流传广泛的三本《忏悔录》的比较。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作品，卢梭的《忏悔录》则是第一部现代自传作品，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深受卢梭和奥古斯丁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前述三个人，身份各不相同，奥古斯丁是虔诚的拉丁教父，卢梭是启蒙思想家，托尔斯泰则是文学大家，虽然后两人写的《忏悔录》都有奥古斯丁的影响，但立意、主旨却各有特色。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成书于397年左右，全书共十三卷，内容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记述了他23岁以前的生活历史，卷十至卷十三记述了他在撰写此书时的心路历程，包括对《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进行诠释，然后在歌颂伟大的天主中结束全书。从全书的结构中可以看书，虽然奥氏的《忏悔录》一直被看作向上帝“忏悔”罪责的代名词，但忏悔并不是他著述的主要目的，奥氏是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展现上帝的伟大，表达人必须通过上帝的真理之光才能不断向上帝靠近的思想，因此此书更应看作是对上帝伟大歌颂之作。卢梭生活在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各种启蒙思想交流碰撞，宗教已无法主导人们思想，所以他写作《忏悔录》又有自己的目的。卢梭的《忏悔录》分为上下两部，总共十二卷，他按照年代划分，上部记述了他从出生到二十九岁之间发生的主要事件，下部记述了他从三十岁到五十三岁的事情。他用平实的文笔，诚恳的态度记述自己的生平，将各种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讲述清楚，期间也包括了自己的思想进程。卢梭一生颠沛流离，饱受人世沧桑，这部作品也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写成的，作品也充满了逼人的悲愤。他在书的开篇就写到：“这是一幅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完全依照个人的本来面目和实际真相描绘出来的画像。无论你是谁，只要我的信赖和命运使你成为本书的批判者。我则以我的不幸，通过你的恻隐之心，并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切勿抹杀这部独特著作的价值......”,因此卢梭的写作目的是将自己的真实事迹展现出来，是非功过都让世人来评说。托尔斯泰 的《忏悔录》深受卢梭的影响，全书共十五卷，是对作者前五十年的总结，这不是一篇要忏悔自己罪孽的文字，也和卢梭、奥古斯丁要叙述自我的真性情不同，这篇文字要探讨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问题也是缠绕着托尔斯泰一生的，那就是：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而活？人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因此他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世人说出他对生活意义、人生目的的艰苦探索和他特定信仰的形成过程，从而促进人们对这些问题也进行思考并作出抉择。

三本《忏悔录》虽立意、目的各不相同，作者的时代环境、知识背景也不尽相同，但都驰名于世，构成了独特的西方忏悔精神。三本《忏悔录》也因字字珠玑、充满肺腑之言而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思考者，都在其特定的历史时代推动了人类思维进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西方自传史上建立了宗教忏悔的传统，他以坦率的文风，生动细致的自我剖析创立了一种新型的自省式传记传统，对后来的西方作家乃至后世的西方哲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卢梭在忏悔的名义下大胆地暴露自己的各种过错，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的人性本善，痛述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对人心造成的污染，他的自我解释和自我歌颂这种法国大革命前夕个性解放要求的强烈呼声对传记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带来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也创立了世俗忏悔的传统。卢梭的《忏悔录》是“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则被誉为“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两者虽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托尔斯泰有种俄国意识，他基于宗教观念而产生的强烈的罪感意识，对生活意义的艰辛探索，对道德完善的追求都是卢梭所没有的，托尔斯泰的忏悔不仅要解决个人问题，更要解决俄国问题，甚至上升到整个人类问题的高度，他以一种极大的勇气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性问题进行思考，超越了个人忏悔的深度，在自传史和思想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中国忏悔文化的缺失

上述关于忏悔的表述，都是在西方文化话语体系进行的，而关于中华民族忏悔文化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许多学者提出中国文化缺失忏悔精神，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并不缺忏悔精神，只是在西方文化霸权的遮蔽之下不得彰显，而大批学者也惟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导致了中国忏悔文化缺失一直甚嚣尘上，他们主张用中国的悔过精神与西方的忏悔文化对话，祈求一种平等独立的文化观。当然，上述观点并无过错，也符合时代要求，但笔者还是认为中华文化的内核中确实欠缺了西方文化那种敢于正视过往、一切并展现给世人评判的忏悔精神。最早提到中国忏悔文化缺失的作家是周作人，他在为北京师范学校所作的题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学术演讲中曾明确指出，俄国文学富于自己谴责精神，并多含有忏悔的意识，而“在中国这自己谴责的精神极为缺乏”。就历史而言，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确实绵亘着悠久而坚韧的忏悔传统。古希腊悲剧精神中就已经蕴含了道德承担的责任意识。基督教则以信仰的权威使其原罪学说和戒律仪轨牢固根植于心灵深处，并凭借传统的惯性与惰性力量，潜移默化为个人的价值信条与行为习惯。《圣经》的文本救赎意识以及奥古斯丁与卢梭等自传体《忏悔录》的示范效应，引导着审美的实践模式，继而形成多样形态的忏悔文学。由于基督教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忏悔”话语得以进入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不时出现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际交往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福柯指出：“西方社会成了特殊的忏悔的社会”，“西方人已经变成忏悔的动物”。

不管是从各种书面资料还是历史事实或者思想根源来说，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那种西方式的忏悔的缺失都是有据可循的。下面我单就思想渊源来谈谈本人的看法。

柏杨先生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中国人存在的许多缺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中就包括了“死不认错”一项，就是说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并且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种酱缸文化，又黑又黏又臭，把所有善的东西也融入了深不见底的酱缸之中。这种说法虽然未免过于尖锐而有失偏颇，但中国人的认错精神确实少之又少，一句“对不起”感觉有千斤重，而西方人却时常将“I’m sorry”挂在嘴边。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受几千年文化积淀和家庭教育模式的影响，中国人普遍养成了内敛的性格，不敢或者不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想法，而西方人则大多热情奔放，顾忌较少，比如别人一句夸赞的话，西方人会说“谢谢”，而中国人则更多的说“哪里，哪里”，因此要中中国人公开忏悔自己的过错并不容易，也没有形成这种传统，虽然有些作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做着改变如郭沫若、铁凝等，但更多的民众确无忏悔之心；其二是不管中国哲学上关于“知”、“行”关系的争论谁胜谁负，不管是“知先行后”、“知难行易”还是“知行合一”，中国人潜意识都更为看重“行”的功夫，或者说国人普遍认为人活在世，自己内心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你能做成什么，因为中国人是活在他人的世界里，极为看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些都必须通过“行”来达到，所以，做错事了并不要紧，关键是下次能做好，只要能做好，就不会去关注到底是否悔过，甚至认为做好了就是等于悔过了；其三，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忏悔”这种说法，儒家经典《论语》上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另外儒家也提出“内圣外王”，“省”和“内圣”都是要求对自己的行为有无过错进行反思，但只是针对自己个人，外人并不知晓，因此，儒家提倡的悔过是一种反思的态度，它并不是对外公开，而是向内反求自身的简易悔过行为，这种方法一直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沿用，虽然没有西方忏悔的那种坦荡直白，却也简单易行，经世致用。另外，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皇权至上，但佛教、道教一直是贫苦大众的心灵抚慰剂，佛教宣称因果业报，轮回转世，在世间多做善事便能登上西天极乐世界，道教则鼓励民众过一种符合道的生活，才能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这两种宗教都没有强调内心悔过是升天或得道的必经途径，因此便有许多人一有事便烧香拜佛，没事便为所欲为。而基督教、犹太教则相反，信人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原罪，向上帝忏悔获得上帝的怜悯才能升入天堂。综上，中国人文化传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国人并没有西方那种特定的忏悔精神，但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也形成了本民族对待过错的方法。因此，要中国人形成西方人那种公开彻底的忏悔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断地正视、反思过往的言行却是每个民族都不能缺少的。

4、从忏悔走向沉思

北大教授何怀宏在翻译马克.奥勒留的《沉思录》时曾写道：只要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沉静下来，就能够从这朴实无华的句子中读出许多东西。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近两千年前一个人写下了它，再过两千年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开启了向上帝进行忏悔的传统，卢梭的《忏悔录》既是对社会的控诉，又代表着自我辩解、自我解放，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意味着对社会的拯救，试图唤醒人心，因此当今的忏悔精神应该是奥古斯丁的救赎意愿、卢梭的自主观念和托尔斯泰的道义责任感的相互融合。试问，又有哪个国家可以不需要这些品格呢？

西方人重忏悔，也喜沉思。中国文化缺少忏悔的传统，但中国人讲求内省，其实和沉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沉思，就是认真、深入地思考，是指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深入思索。沉思是一个人的思考，它不向外公开，是让个人在思考中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当今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态就是急躁、求快、急功近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赚钱上，根本无心去想想自己是为了什么，又需要什么，导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个人被完全吞没，道德责任感逐渐沦丧，也许到了中国人停下来想想的时候了。于某个时刻，一把椅子，一杯茗茶，抛开一切世俗琐事，静静地思考，于马克.奥勒留那样“如果你仅仅过好那真正属于你的生活即现在的生活，那么你就能这样度过你所剩的那一部分生命直到你去世:不受烦扰、高贵、顺从你自己的神。”好好思索吧，要知道“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忏悔录[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2]卢梭.忏悔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3]托尔斯泰.忏悔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4]马克.奥勒留.沉思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5]张艳清：奥古斯丁和卢梭《忏悔录》的比较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7）:203-205.

[6]杨金文.忏悔观念与中国文化之悔过精神[J].现代哲学，2007，（06）:119-123.

[7]黄瑞成.“忏悔”释义[J].宗教学研究：2004，（01）：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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